: 中国汉学网 二
汉代语言文字学的进步，主要应归功于古文经学的兴起，归功于古文经典的陆续发现。相对于今文经典，这些古文经典或收藏于秘府，或流传于民间，处于在野地位，未设博士，不列学官，但却引起一些好学深思之士的兴趣。为了研习、宣传这些经典，他们随即致力于探究其中所用古字的原义。应当承认，此举对语言文字学的发展是一个有力的促动。刘向、刘歆父子在其间占有重要地位。刘向虽在总体上属今文学派，但却对古文经典很感兴趣，并有所研究。桓谭《新论・识通》提到：“刘子政、子骏、子骏兄弟子伯玉三人，俱是通人，尤珍重《左氏》，教授子孙，下至妇女，无不读诵者。”[6]刘向、刘歆父子先后领校群书，曾用古文经校勘今文经，尤其重视二者在文字上的相异之处。倾心于古文经的刘歆则建议哀帝将《左传》及《毛诗》、《古文尚书》、《逸礼》立于学官。在移让太常博士书中，他特别强调：“古文旧书，皆有征验，外内相应，岂苟而已哉!”[4]（《汉书・楚元王传》）作为一种经典诠释学，古文经学的优势突出表现在其对经典字义的关注和精通。所以，在一定意义上说，对古文经学的宣传就是对语言文字学的重视。刘歆移书太常博士，不仅正式拉开了经今古文学之争的序幕，而且也使中国传统语言文字学的发展获得了一个重要契机。刘向、刘歆还在《七略》中首次将周秦以来的字书及“六书”之学称作“小学”。“小学”的定名，颇有利于中国传统语言文字学的独立发展，有利于语言文字学家队伍的不断扩大。在王莽专权的汉平帝时期，刘歆倡导的古文经学一度得势。“元始中，征天下通小学者以百数，各令记字于庭中。”[4]（《汉书・艺文志》）与刘向、刘歆父子大体处于同一时代而潜心研究语言文字学的古文学家确实不少，如张敞、桑钦、杜邺、杜林等，只不过他们的著作今已亡佚。当时站在古文经学立场上考释语言文字最有名的，当推与刘歆相知甚深的扬雄。据《汉书・艺文志》，扬雄曾“作《训纂篇》，顺续《苍颉》，又易《苍颉》中重复之字，凡八十九章”[4]。遗憾的是，这一著作亦已散佚。其著名的《方言》一书则流传至今。
扬雄是一位多有建树、卓有成就的学者。我国历史悠久、幅员辽阔，语言也有古今之异、雅俗之别，有口头语和书面语的不同。这给研习经书造成诸多不便，连扬雄都感到“亦于五经之训所不解”[7]（扬雄：《与刘歆书》）。于是，他以为“典莫正于《尔雅》，故作《方言》”[8]（卷10上）。《方言》全称《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周秦时期，常有官员奉命到各地调查方言。“轩使者”就是古人对调查方言官员的称呼，本于《尚书・夏书・胤征》之“遒人”、《周礼・秋官》之“行人”。扬雄收集了大量当代以及部分周秦时期的方言词语，尽管没有明标门类，但大致是按照《尔雅》的体例，采用分类编次的方法，分为13卷。在解释词语时，主要是将意义相同或相近的词语集中起来，先作一简略的解释，然后说明异地方言的不同，这明显地是受到《尔雅》的影响。《方言》中也有不少词语见于此前的经传。如卷一：鞠，养也，汝颍梁宋之间或曰艾。悼，伤也[7]。按《尔雅・释诂下》：艾，养也[9]。《诗经・小雅・蓼莪》“母兮鞠我”毛传：“鞠，养。”又《小雅・南山有台》“保艾尔后”，《鸳鸯》“福禄艾之”，毛传皆曰：“艾，养。”《诗经・卫风・氓》“躬自悼矣”毛传：“悼，伤也。”[10]这也反映出《方言》与经学著作之间的某种关联，显示出它在经学史上的意义。惟其如此，后世学者一方面推崇它在语言文字学特别是训诂学方面的奠基作用，一方面又往往将它与经学著作联系起来。王引之在《〈经籍纂诂〉序》中说：“训诂之学，发端于《尔雅》，旁通于《方言》。六经奥义、五方殊语，既略备于此矣，嗣则叔重《说文》、稚让《广雅》，探啧索隐，厥谊可传。”[11]黄侃先生也指出：“扬子云纂集《方言》，实与《尔雅》同旨。今考其书，大抵可与《尔雅》相证明。”[12]（P263）更为重要的是，《方言》的撰作，与否定汉大赋一样，也进一步反映了扬雄在经学上的立场，即倡导古文经学，反对今文经学。众所周知，挟有官方之势的今文经学到了西汉末年，已经弊端日显。由于功名利禄的驱使，今文学者的学问变得更加浮躁、空疏、烦琐，并与谶纬之学结欢，使经学出现日益严重的宗教化、神学化倾向。这也导致了对经典文本有意或无意的误读，既不利于经学的发展，也不利于语言文字学的进步。扬雄坚持古文经学严谨、朴实的学风，致力于进行活的语言调查，通过《方言》的撰著，以自然口语为本体，在一定程度上疏离了文献语言，彰显了被今文学者文饰、遮蔽和割裂的经典文本的原义，客观上支持了古文经学反对今文经学的斗争。当年刘歆怀着急切心情致书扬雄，求取《方言》，也不能排除其中有这一方面的考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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