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史學的求真與經世(1)

  : 國學文化

求真是史學的學術性的根本原則，經世是史學的社會性的必然要求。求真是經世的基　礎，經世是求真的提升。古希臘一位學人盧奇安說過：『歷史只有一個任務或目的，那　就是實用，而實用只有一個根源，那就是真實』(【論撰史】，見【繆靈珠美學譯文集　】第1卷，第195頁，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7年)。這話說得直率而中肯。一位中國　學人說得好：『史學成立的經過，當在求真；其存在的理由，則為致用』(【周谷城學　術精華錄】，第300頁，北京師範學院出版社，1988年)。如果說，求真乃是史學的生命　所在，那末經世則是史學的生命力之社會歷史價值的反映。
　　史學的求真與經世及其辯證統一，是所有正直的史學家所恪守的原則和追求的目標。　從史學與社會的關係來看，特別是從史學與社會公眾的生活和工作的關係來看，人們認　清楚史學的求真與經世及其辯證統一的特點，這不僅標誌着史學受到應有的重視，而且　標誌着人們對現實生活與歷史前途的關注和熱情。


　　　　　　一　求真是史學學術性的根本原則


　　古今中外，凡是嚴肅的史學家，都把揭示歷史的真相作為自己的職責，儘管他們在這　方面的努力所達到的程度有所不同，但是這種意識和努力歷來是受到人們尊重的。這種　意識和努力，就是歷史研究中的求真精神。在中國，春秋末年孔子作【春秋】，只記人　事活動，不記誣妄之說，為後世史家樹立了求真的榜樣。司馬遷說孔子『為【春秋】，　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史記・孔子世家】)，也可以表明孔子撰寫　歷史的嚴肅態度。至於司馬遷撰寫的【史記】，受到自劉向、揚雄及以後歷代名家的高　度評價，稱其為『實錄』(【漢書・司馬遷傳】)。司馬遷所記殷商諸王世系，為新發現　之甲骨文證明為確，致使西方學者大為驚嘆，認為『中國人有深刻的歷史意識』(李約　瑟【中國科學技術史】中譯本第1卷，第88頁，袁翰青等譯，科學出版社、上海古籍出　版社，1990年)。
　　中國古代史學求真原則的發展，在思想上和理論上的積累以及在歷史撰述上的積累，　都十分突出。南朝梁人劉勰【文心雕龍・史傳】總結了『辭宗邱明，直歸南、董』的傳　統，提出了『文疑則闕，貴信史也』的命題。唐人劉知幾【史通】有『直書』專篇，論　述了直書的傳統及其意義。此後，歷代史家都有這方面的論述，而以清人章學誠【文史　通義・史德】所論最為深刻。章學誠認為：史德反映了作史者的『心術』，『心術』的　最高境界是『盡其天而不益以人』。凡此，表明中國史學之堅守求真原則的一貫傳統在　思想上、理論上的發展軌跡。同時，這一傳統在歷史撰述的積累方面也極為豐富。在劉　知幾之後，具有代表性的歷史著作如杜佑【通典】、司馬光【資治通鑑】、鄭樵【通志　】、袁樞【通鑑紀事本末】、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馬端臨【文獻通考】、蘇天爵　【元朝名臣事略】、王圻【續文獻通考】、談遷【國榷】，以及王世貞、錢大昕、趙翼　、王鳴盛、崔述的考史之作等，就總體而言，每一部書都是求真之作。
　　求真是為了揭示歷史的真相。但對史學家揭示歷史真相的努力及其成果，不能作絕對　的要求。這是因為：第一，客觀歷史包羅萬象、紛繁複雜且已成為過去，任何人都無法　完全再現歷史。從這個意義看，求真，就是『求』得反映歷史主要趨勢的本質的『真』　。第二，史學家在反映客觀歷史過程中，其主觀意識總是要發揮作用的；因此，史學家　撰寫出來的歷史乃是客觀歷史同史學家主觀意識結合的產物。第三，一般說來，即使是　嚴肅的和正直的史學家，亦難免有知識上、器局上的局限，這種局限無疑是其通往求真　道路上的障礙，只是因各人的具體情況不同而可能遇到的障礙大小有異罷了。此外，由　於史學同政治的密切關係，故史家的求真，有時還會受到政治的無理干擾或無理政治的　干擾而陷於艱難的境地。唯其如此，人們對以往的史學家在求真道路上之所得，都應給　予應有的尊重和恰當的評價。
　　歷史撰述的求真原則同任何事一樣，也有它的發展過程。先秦時期，史官所『求』的　是在當時倫理原則下『書法不隱』的『真』(【左傳・宣公二年】)，這是當時的『書法　』準則。兩漢時期，史學有了進步，【史記】突破倫理名分，承認秦、項而作通史，並　為項羽立紀以表明項羽在歷史中的位置。盛唐劉知幾撰【史通】，其中『直書』、『曲　筆』兩篇專論，是非之分明，言詞之嚴峻，躍然紙上。但他承認維護『名教』是『直道　不足』的表現，這也就意味着真正的求真應當突破倫理的障礙而尊重歷史事實本身。在　這個問題上，宋人吳縝比劉知幾又前進了一步，認為事實、褒貶、文采是史書的三個基　本要素，主張把對事實的認知和對事實的褒貶區別開來，認為：『若乃事實未明，而徒　以褒貶、文採為事，則是既不成書，而又失為史之意矣』(【新唐出糾謬】序)。吳縝的　這個見解，不僅強調了事實和褒貶的區別、強調了以事實為基礎，同時也表明了事實和　褒貶的結合乃是歷史撰述所必需的。是否可以認為：強調事實為基礎，這是歷史撰述求　真的第一步；在事實的基礎作出恰當的價值判斷，這是歷史撰述求真的第二步。這就是　說，只有事實認知和價值判斷的合理的結合，才是近於完全意義上的求真。


　　　　　　二　經世是史學社會性的必然要求


　　史學的經世之旨是伴隨着史學的產生而產生的。在中國史學上，至晚在春秋時期的士　大夫中間，已十分明確地論述到史學的社會功能。楚國的申叔時認為：學習史書，可以　使人『聳善而抑惡』、『昭明德而廢幽昏』、『知興廢而戒懼』(【國語・楚語上】)。　這是表明史學對於個人修養的重要作用。楚國有位左史倚相，他通曉史籍，『能道訓典　，以敘百物』，經常向國君講述歷史上的得失成敗，使國君不忘記先人創業的艱難(【　國語・楚語下】)。這是史學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春秋末年，『孔子成【春秋】　而亂臣賊子懼』(【孟子・滕文公下】)。這是說的史學所具有的廣泛的社會作用。可見　，人們很早就認識到史學(或者說史書)對於個人、政治、社會都是非常有用的。從史學　與社會的關係來看，人們的這些認識，都折射出社會對史學的要求。
　　隨着歷史的發展，社會的這種要求和史學家的這種認識都在不斷地提高與豐富。從司　馬遷的『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史記・太史公自序】)、『網羅天下放失舊聞，　略考其行事，綜其終始，稽其成敗興壞之紀』(【漢書・司馬遷傳】)，到劉知幾說的『　史之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務，為國家之要道』(【史通・史官建置】)，再到龔　自珍說的『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為史』(【尊史】，見【龔自珍全集】第1　輯)，反映了約兩千年中這一提高與豐富的歷程。
　　史學之所以能夠產生社會作用，能夠經世，至少有三個方面的原因。第一，史學能夠　延伸人們思考的時間範圍，擴大人們視野的空間世界，這就是劉知幾所概括的『坐披囊　篋，而神交萬古，不出戶庭，而窮覽千載』(【史通・史史建置】)。唐太宗所謂『不出　岩廊，而神交千祀以外』，『發揮文字之本，通達書契之源，大矣哉，蓋史籍之為用也　』(【晉詔修書】，【唐大詔令集】卷81)，說的也是這個意思。第二，由於歷史同現實　本有天然的聯繫，因而在悠長的時間和廣闊的空間中曾經出現過的人們的活動及其原因　與結果，總是會引起今人的關注、回憶和興趣。如人品的賢佞、國家的安危、朝代的興　亡、政策的得失、社會的治亂、世風的厚薄，以及文化傳承及其種種措施，天災人禍及　其應對之方，還有域外諸國的有關情況等等，凡此都對今人有很大的吸引力。第三，史　學不僅給人們提供了悠長、恢宏的思考時空和豐富、紛繁的思考對象，而且可以由此陶　冶性情、知理明道、增益智慧，進而積極參與創造美好的現實與未來。這是史學具有永　久魅力之所在。元代史家胡三省批評一種重經輕史的錯誤觀點，指出：『世之論者率曰　：「經以載道，史以記事，史與經不可同日語也。」夫道無不在，散於事為之間。因事　之得失成敗，可以知道之萬世無弊，史可少歟?』(【新注資治通鑑】序)那種認為史書　只不過是記事、記人而已，這是對史學的一種浮淺認識。反之，通過讀史，了解了歷史　上史事、人物，進而從中認識其始末原委、常理法則，得到啟示，有所借鑑，這才是對　史學的真正的理解。
　　史學的經世作用，表現在它的社會功能的諸多方面。以下數端，是比較突出、比較重　要的幾個方面。
　　――史學是認識歷史的基本途徑。人們可以通過多種途徑認識歷史，但通過史學認識　歷史無疑是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途徑。只有當人們真正認識了歷史，才可能繼承優秀　歷史遺產，為現實的歷史運動提供借鑑、經驗、智慧，開闢和創造新的未來。從這個意　義上說，人們通過史學去認識歷史，確乎是史學的社會作用中最根本的方面，即所謂『　居今識古，其載籍乎!』(【文心雕龍・史傳】)歷史知識、歷史思想、歷史經驗、歷史　上的真善美等等，主要是憑藉着史學活動來記載、積累和傳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