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高宗紹興二至三年兩浙東路茶鹽司刻本【資治通鑑】
但是須要和大家闡明的是，就今日所講的這個題目而言，我並非非常合適做如此的工作，由於我不單沒有通讀過【資治通鑑】這部書，就連某1個特定期期的內容也沒連貫閱讀過，如此就只可做個『二傳手』，儘自己所學所知，吸收和採納許多先輩學者談過的『歷練之談』，把這類歷練傳播給大家。
根據我的解讀，對於如何閱讀【資治通鑑】這部書的問題，是較為而言的。這話的意思，是一部書有一部書的特徵，因此咱們在閱讀一部書的時候，須要對於其各自的特徵，做出決策——首先是咱們是不是選取這部書來讀；其次是假設想讀的話，如何敞開咱們的閱讀才會更好？原因是凡間有很多很多書，人生苦短，想一本一本地挨着讀，也沒誰能夠讀得完。再說這類書或優或劣，或適合或不應，選取適合的書本再根據合適的方法來讀，就是必定的事件了。
引子：【通鑑】是一部什麼本質的史乘與對應的讀法
好了，今日我想和大家談的第1個話題、也就是在加入我今日同大家議論的主旨此前的引言是：若是用一句簡潔的話來概述的話，【資治通鑑】是一部什麼樣的書？
但是在這裏我得先避開自己提出的這一問題，『老生常談』地講述一下【資治通鑑】這部書最根本的概略：
（1）【資治通鑑】的篇幅——全書總共二百九十四卷。
（2）【資治通鑑】的作家——這部書的作家是北宋中期的馳名政治家司馬光。請大家記住，這是一位馳名的政治家，而不是困守書房的書白痴。
（3）還有，除了【資治通鑑】本文之外，司馬光同時還寫有【資治通鑑目次】三十卷，【資治通鑑考異】三十卷，【通鑑釋例】一卷。這幾種輔助著作，對閱讀【通鑑】和借用【通鑑】研發歷程、認知歷程，也十分主要，須要有所了解。
回到剛才所說的那個問題，我的解答是：【資治通鑑】是一部編年體史乘。若是再稍稍多講兩句話的話，那麼，可以說——它是一部記述戰國初年至五代末年中國曆程的編年體史乘。
在認明這一點的根基上，如今我把此外1個問題，提給大家了——即你閱讀中國遠古曆程著作的目標是什麼？
我把閱讀【通鑑】的讀者粗略地劃為兩種：一種是歷程研發的從業職員，另一種是喜好閱讀史乘的歷程喜好者。也就是就念書的目標而言，一種是從歷程學專業研發的角度來閱讀，另一種是從1個一般歷程喜好者的角度來閱讀。如此的區分，在以下議論的許多議題中會有較大功效，但是只是就我如今立刻就要議論的這一問題而言，這個類型區分，分不分也都差不多——我的看法是：誰也別先來讀【通鑑】，誰也別一上來就直接讀【通鑑】。
所謂『編年體』史乘，就是嚴密根據史事爆發的時間次序做記述，早爆發的事兒，寫在後爆發的事兒的前面。中國遠古流傳下來的最早的編年體史乘是【春秋】，由於最早，乃至出史入經，被後代尊奉為做人治國的指南。這類文體，也可以說是全世界全部區域最早顯現的載錄史事的著作形態。如此早，如此廣泛，寫得還如此自然，自然具有十足的合理性，乃至是必定性。這是由於歷程是時間的學問，清晰顯示人類活動在時間軸上的爆發序列，是歷程著作的第一要義。
但歷程著作文體也像天下全部事物同樣，有利就有弊。這就是在同一時間內、或者更確切地說在同一時間段內，通常會相併爆發許多件主要的事件。在撰著【春秋】那個世紀，史學著作還剛剛初生未久，一年只選取個別幾件特別重要的事件記上一筆，大多也沒有連貫的爆發流程，用編年體這類文體，就顯著利大於弊；後來有了補足闡明其事的【左傳】，也還大體順應，還是利大弊小。
可司馬光撰著的【資治通鑑】則與此大不相近。它的內容充足了許多許多，每件史事通常還激發不止1個結果，況且還要逐一展現其爆發成長的流程，有始有終。如此就會在同一時段內敞開多條線索，一件事兒走一條線。此中有類事情的線索，互相擁有直接關聯，但還有更多的事情，相互並非直接有關，各走各的線。
這就使時間序列原本整潔清晰的編年體史乘，變得錯綜高難。不同的史事之間，必定會導致嚴重的攪擾，攪擾讀者常態的邏輯頭腦和判定，很難順暢地往下然後讀。結果，必定是大腦一片凌亂，凌亂得很，實在不好讀。就作家連司馬光自己都說『光修【通鑑】，唯王勝之借一讀。別人讀未盡一編，已呵欠思睡矣。……聊用自娛餘生而已』（宋劉羲仲【通鑑問疑】）。無聊到啥程度了，一卷沒讀完，就把人催眠催得快入眠了。這書讀着真能像有類人說得那麼有意思麼？反正我不信。因此，我不倡議在缺少必須根基或是特別研發目標的狀況下，一上來就直接閱讀【資治通鑑】。
而在另一方面，司馬光撰著【資治通鑑】的確耗費了較大力氣，也獲得了較大造詣，詳細的記述文字也較好看，很聚焦人；特別是在史事的時間排比方面，更對大家認知歷程，輔助多多。因此，有人想讀，有人須要讀，那如何辦？對於這一點，前兩年在復旦大學歷程地理研發所我做過一次講座，專門講了解決的方法，這就是先讀宋人袁樞完全根據【資治通鑑】改編而成的【通鑑紀事本末】。
【通鑑紀事本末】是選取二百多件史事分別立作1個項目，把【通鑑】中有關的原文按先後順序編錄到一塊。如此，讀者就可以消除不相干事項的攪擾，也不勞前後翻檢尋繹就能順暢地讀到一件主要史事的首尾本末。這類重要事情，可認為讀者閱讀【通鑑】本文供應一條條清晰的『綱』，這也就是咱們如今常說的『綱要』。常語云『綱舉目張』，有了這一條條『綱』，再多再亂的『目』也就好梳理、好解讀了，也會較為容易地展現對應的層次和順序。
此外，說句實在話，我感知針對絕大多數業餘歷程喜好者和相當一部分專業歷程研發者來說，讀了【通鑑紀事本末】也就夠了，真的沒那麼大必須非死乞白賴地閱讀【通鑑】原文不可。由於它已然較好地顯示了【資治通鑑】的精髓。
那次我在復旦大學講座的講稿，隨即刊布在【洶湧消息·私人歷程】上，我在自己的微信公眾號上也做過公佈，題目和此次差不多，就稱【如何讀通鑑】。感興致的同夥，可以自己去看一下（仿佛沒被收益近日出版的【辛德勇念書隨筆集】裏），我今日在這裏就不多談了。
今日在這裏，我首要是想對于于那些在閱讀過袁樞的【通鑑紀事本末】之後因為種種原因還須要讀【通鑑】、還想讀【通鑑】的同夥，談談自己的思想，供大家考慮；也想通過這類形態，同諸位感興致的同夥交流。
一、【通鑑】紀事的重心與咱們看待這部書應有的立場
咱們大家讀所有一部書，首先要對作家撰寫這部書的目標有所了解；乃至可以說咱們之因此要知道一部書的作家，就是為『知人論書』。
前邊我特別注重指出，司馬光是北宋中期的一位馳名政治家，況且他還直接加入了政治戰鬥的核心。正是由於這樣，【資治通鑑】的撰著，從一開始，就擁有猛烈的政治目標。【宋史·司馬光傳】記錄說：
光常患歷代史繁，人主不可遍覽，遂為【通志】八卷以獻。英宗悅之，命置局秘閣續其書。
【通志】是司馬光給這部編年體史乘初擬的名字，待後來書成之後，宋神宗賜以御製序文，並賜名【資治通鑑】。這一書名更加清晰地顯現出此書猛烈的現實政治用處。
明刻本【三才圖會】中的司馬光形象
針對司馬光來說，遠古曆程中同北宋社會政治關係最為直接、也最為緊密的內容，固然是遠古的政治活動，因此，司馬光必定會首先注目於此。
另一方面，由戰國到五代，世紀間隔實在太長，固然【通鑑】的篇幅長達將近三百卷，也不能將這一冗長期間裏所爆發的主要史事都包括無遺。而且如上所述，司馬光編著此書，原本就意在為本朝施政供應借鏡。因此，本來就不用面面俱到，載錄逐個方面的歷程活動。
通觀【資治通鑑】的內容，因此司馬光是把【通鑑】的記述重心放在政治和軍事活動這2個方面，可大家誰都知曉，軍事是政治矛盾白熱化時的詳細表現形態，實質上還是政治，乃至更是政治。
因此 咱們才會看見，在軍事方面，司馬光不單偏重主要的軍事活動，乃至對戰鬥的兵書也加以許多存眷和表現。清初學者顧炎武論【通鑑】紀事的特徵，即謂『司馬溫公【通鑑】承左氏而作，此中所載兵書甚詳，凡亡國之臣、盜賊之佐，苟有一策，亦具錄之，朱子【綱目】大半削去，似未達溫公之意』（【日知錄】卷二六『【史記】、【通鑑】兵事』條）。
固然對主要的經濟活動、特別是牽扯到制度創立性的史事，司馬光也賦予了相當存眷，但總的來說，是相當有限的。另外，司馬光對含蓋文學、藝術和宗教等內容在內的各類文化活動，更很少加以記述。顧炎武在所著【日知錄】中，列有『【通鑑】不載文人』這一條目，專門闡述此事說：
李因篤語予：『【通鑑】不載文人。如屈原之為人，太史公贊之，謂與日月爭光，而不得書於【通鑑】；杜子美若非「出師未捷」一詩為王叔文所吟，則姓名亦不登於簡牘矣。』予答之曰：『此書籍以資治，何暇錄及文人。昔唐丁居晦為翰林學士，文宗於麟德殿召對，因面授御史中丞。翌日制下，帝謂宰臣曰：『居晦作得此官。朕曾以時諺謂杜甫、李白輩為四絕問居晦，居晦曰：「此非君上要知之事。」嘗以此記得居晦，今因此擢為中丞〔冊府元龜〕。』如君之言，其識見殆出文宗下矣。（【日知錄】卷二六『【通鑑】不載文人』條）
這類資治佐政的紀事準則，決議了【通鑑】一書對研治政治史和軍事史史料價值最高，經濟史次之，而對研發文化史的直接史料價值，就相對很低。這裏所說『史料價值』，固然首要是對於顧問學者而言，但實則這類『史料價值』的1個主要方面或者說主要方面，就是指一部著作能夠給你供應哪方面的常識。這一指向，對一般歷程喜好者來說，就是閱讀【通鑑】首要能夠獲得哪方面常識的問題了，一樣須要瞭然在胸。
懂得這一點，也就較容易解讀，為什麼現今史學界有許多特別注重讀【通鑑】的學者，其所研發的問題，通常全是以政治史為主。
這類狀況決議了作為歷程喜好者若過度注重或是尊崇【資治通鑑】的閱讀價值，也就象徵着你不可從中獲得更為廣泛的歷程訊息。簡潔地說，讀與不讀【通鑑】，看重與不看重【通鑑】，這在較大程度上都取決於讀者本人的意願和立場。對此，我能夠供應的考慮看法，是如下三點：
第一，政治問題，無論在什麼社會，總是居於核心地位的主要因素，在中國遠古，更是這樣。因此，從這一意義上講，無論你首要關懷哪1個行業的歷程問題，讀一讀【通鑑】，總是會有所輔助的，它是可以給你供應1個優良的根基和參照的。
第二，假設你首要關懷的歷程問題，並非是政治，而是文化，或者經濟等，就不用把【資治通鑑】的價值看得很重。
第三，無論你到底都關懷些什麼問題，絕對要知曉，若是過度側重【資治通鑑】，你獲得的歷程數據，絕對會是很不全面的，但在1個存在嚴重偏傾的背景下對待中國遠古社會，認知中國遠古社會，絕對會有嚴重誤差；專業歷程學者若是過度看重【通鑑】，倚重【通鑑】，所做研發則難免會形成嚴重失誤，或帶有嚴重缺點。
最終，簡潔陳述一下我這一部分闡述的根本論斷——絕對要十足結合其餘文獻、特別是那些【通鑑】所根據的更為起始的史乘來閱讀【資治通鑑】，借用【資治通鑑】。如此獲得的歷程數據才會愈加廣泛，也愈加確切。
二、【通鑑】紀事的信實性與咱們看待這部書應有的立場
所謂【通鑑】的信實性問題，是講司馬光多大程度上是忠誠於客觀歷程事實所做的論述。我知曉，針對許多同夥來說，大家了解到的往常學術界對【資治通鑑】這部書客觀真正性的評估全是較高的；或者說是一律加以高尚讚譽的。這類讚譽，在較大程度上來說，都有它的道理，都有它的合理性。前面一開始我簡介的與【通鑑】本文並行的【資治通鑑考異】三十卷，就是司馬光盡力謀求客觀真正性和記述確切性的凸顯表現，況且這部【資治通鑑考異】在中國遠古曆程考證研發的成長歷史上，還可以說是一部擁有重要開創性意義的代表性著述。
可我如今要談的是這部書在這方面的缺點，這不是沒事兒找事兒硬給司馬溫公挑弊端，而是由於唯獨十足認知到它的毛病才能更好天時用這部書，更好天時用這部書的好處，讓這部書輔助咱們認知歷程施展更大、更有效的功效。
詳細地說，【通鑑】這部書在所謂信實性方面存在的問題，可以辨別為兩類本質的失實：一類是有意變形客觀存在的史實；另一類是無意間導致的失誤。
以下首先談司馬光對客觀史實的有意變形。
談到這一問題，首先須要了解司馬光為什麼要撰著【通鑑】這部書。司馬光撰著【通鑑】的北宋中期，是中國想法文化史上的1個主要轉折期間。其大背景，是日本學者內藤虎次郎老師講的所謂『唐宋變化』。在這一社會大變化期間，不少學者通過文學和經史著作，來表現其政治需要。
這一風範，首先是在宋仁宗期間，由范仲淹、歐陽修等人啟動端緒，稍後在神宗期間前後，則有司馬光、王安石、蘇軾、蘇轍等人，進一步彰顯了這一學術旨意。
司馬光撰著【資治通鑑】，固然具有明確而又猛烈的用世企圖，卻並沒有像歐陽修撰著【新唐書】和【新五代史】（本名【五代史記】）那樣，過度刻意地通過所謂【春秋】筆法，來表現其褒貶意願，而是重在史事的取捨剪裁，企圖通過詳細的史事，來闡明國策人格的是非高下。這類作法，乃是遵循孔夫子所說『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着明也』。
這一點十分主要，也可以說是【資治通鑑】的根本著作準則。唯獨十足解讀和掌控這一著作準則，才能合理地閱讀和借用【通鑑】記述的史事。
如此的著作準則，決議了司馬光會儘快不記、少記不被自己政治想法和公德想法認可的史事。南宋期間的馳名學者朱熹，就曾明確指出司馬光徑以己意摒棄舊史紀事的問題，謂之曰：『溫公修書，凡與己意不合者，即節去之，不知別人之意不這樣。【通鑑】此類多矣。』（【朱子語類】卷一三四）詳細來說，比如其較為顯著的一類去取偏向，乃『溫公不喜權術，至修書時頗刪之』，朱熹為之感慨云：『柰那時有此事何？只得與他存在。若每處刪去數行，只讀着都無血脈意思，怎樣存之，卻別做論說以斷之。』（【朱子語類】卷一三四）
在咱們今日看來，特別是若把【通鑑】作為史料來讀的話，愈加令人難以認可的是，司馬光為表現自己的政治想法，居然採錄許多基本不該採錄的小說故事，乃至含蓋像【趙飛燕外傳】如此的情色小說，以此來刻意更改歷程的原本面貌。
對於這一點，明人王禕在所著【大事記續編】中已然有所論列（【大事記續編】卷一、卷四），但王氏所做闡述，尚未觸及其內在原因。在此須要特別指出的是，縱然這樣，對【通鑑】這部書中如此嚴重的問題，現今之治史者還鮮能有人留心。
對【通鑑】一書這一特徵，前些年我通過分析其刻意建立漢武帝暮年政治形象的事例已經有所展現，說見拙著【生產漢武帝】。透過這一典型事例，很詳細、也很形象地闡釋了【通鑑】這一嚴重缺點，我想或可為閱讀和借用【通鑑】的人供應有益的考慮。
拙著【生產漢武帝】
另一方面，出於無意的原因，司馬光在對其史料根據進行處置時，也會產許多失誤。
以下我給大家舉述1個許多人都很關懷的問題，就是秦始天子趙正同呂不韋的血緣關係問題，來闡明這一點。
對於此事的起始記錄很簡潔，也很清晰，事見【史記·呂不韋列傳】：
呂不韋取邯鄲諸姬絕好善舞者與居，知有身。子楚從不韋飲，見而說之，因起為壽，請之。呂不韋怒，念業已破家為子楚，欲以釣奇，乃遂獻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時，生子政。子楚遂立姬為夫人。
趙正社會意義和司法意義上的父親子楚娶來這位懷着呂不韋骨血的邯鄲舞女，娶到家裏後她給子楚生下了趙正，這原本清清晰楚，沒有所有含糊不清的地方。可南朝劉宋時的裴駰作【史記集解】，卻引述同時人徐廣的【史記音義】說：『期，十仲春也。』至唐代開元年間人司馬貞著【史記索隱】，又詮釋說：『譙周云「人十月而生，此過仲春，故云『大期』」，蓋固然也。既云「自匿有娠」，則生政固當逾常期也。』也就是譙周（乃三國時人）、徐廣、裴駰和司馬貞等人，都把【史記】的『大期』解讀為十二個月，這十二個月又被某類人稱作『期年』（這也是完全錯誤的）。
這類解讀之怎樣荒誕透頂，在此權且置而不論（我另撰有【趙正生父究竟是不是呂不韋】一文，全面闡釋這一問題，將刊於【洶湧消息·翻書黨】），孰知司馬光在【資治通鑑】中述及趙正出生事時竟直接寫作乃母『孕期年而生子政』，也就是他在娘肚子裏被懷了一整年才好不容易生了下來。自己看不懂，就照【史記】原樣抄個『至大期時，生子政』還不行麼，如何能把譙周以致司馬貞等人的錯誤認知，當做客觀存在的史實來謄寫？豈不錯哉！豈不謬哉！
此外，還有許多較為特別的史事，可能是因為讀不懂啥意思，就被司馬光略去不記了。比如我研發過的【史記·秦始皇本紀】所記秦始皇三十三年『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一事就是如此（見拙著【舊史輿地文錄】所收【秦始皇禁祠明星事解】一文）。這原本是反映秦始皇個體心態和政治企圖的重要事情，對解讀那時秦廷的政治、軍事舉動擁有主要意義，根據司馬光的著作宗旨，原本是理應寫入【資治通鑑】的。可是，卻因司馬溫公未能解讀這句話的涵義而使其在【通鑑】中失於記錄。像如此的事件，不可不說是一項嚴重的缺憾。
除了這類紀事的疏失之外，咱們今日閱讀【資治通鑑】，還牽扯這部書的敘事用語問題。清人錢大昕嘗稱讚說：『昔人所言事增於前、文省於舊，惟【通鑑】可以當之』（【潛研堂文集】卷二八【跋柯維麒宋史新編】），這是從詳細內容的編排角度，對司馬光駕御處置文字的本領，賦予了高尚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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