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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毛泽东为何将《资治通鉴》读了十七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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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cdefg8y 發表於 2023-9-18 18:37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毛泽东暮年曾对人讲,他将《资治通鉴》这部300多万字的史乘读过“一十七遍”。这真是一件令人诧异的事!
  1956年,由那时的古书出版社出版的点校本《资治通鉴》(含盖随文添加的胡三省注),就是依据毛泽东发起,构成标点委员会,由顾颉刚等21位顾问通力协作,从头点校后排印出来的。这个点校本一印再印,发行量较大。
  毛泽东的藏书中,既有《资治通鉴》的线装本,又有1956年初版的这个点校本。这两类不同版本的同一史乘里,都留有他圈点批画的字迹和记号。
  《资治通鉴》这部编年体通史,论其地位,可用清人王鸣盛的一句话来概述:“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也。”
  《资治通鉴》的作家司马光(1019 ̄1086年),立志要写出一部内容有“善可为法,恶可为戒”之用,形态有扼要简要之长的通史。他于北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将自己编成的从战国到秦亡这一段历程的编年体《通志》八卷进呈英宗,获得英宗的赞叹和支持。英宗鼓舞他持续编下去,给他配备了几名得力助手,专门设置了书局,并赐书名为《历代君臣事迹》。第二年(1067年),神宗继位,以其所编拥有“鉴于旧事,有资于治道”之意,又新赐书名曰《资治通鉴》。
  司马光前后用了19年的时间,终究在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即司马光逝世前两年,将编好的《资治通鉴》全书呈报宋神宗。元佑元年(1086年)九月,司马光病逝;同年十月,宋神宗敕命将校定的《资治通鉴》书稿加以刻印。可以说,司马光倾其一生精力,一丝不苟地完结了这部巨著。他在《进书表》中称“臣之精力,尽于此书”,实属记录之辞。
  《资治通鉴》全书共294卷,逐年记录了自公元前403年至公元959年这1362年间爆发的大事。除采取正史资料外,还博采杂史222种以上。书中记事,层次清楚,层级分明,详而不乱。因而,这部编年体史乘,体大思精,不但史料充溢,况且文笔生动,特别是它的时间概念极为明确详细,让人爱看,看了还想看,又很耐看,其魅力是经久不衰的。
  1912年,年方19岁的毛泽东在一连投考实业、法政、商业几个专门学校都不满意而智能退学后,报考湖南省立高等中学,以第一名的优质成绩被教育家符定一录取。符定一对毛泽东非常器重,特地借给他一部《通鉴辑览》。毛泽东频频阅读,由此开始奠定了解中国历程的根基,也激起了他对《资治通鉴》的浓郁的兴致。
  据毛泽东的护士孟锦云(毛泽东生前戏称她为“孟夫子”)回顾,毛泽东的床头总是放着一部《资治通鉴》,这是一部被他读破了的书。有许多页都用透明胶贴住,这部书上不知留下了他多少次阅读的印迹。
  有一段时间,毛泽东读《资治通鉴》,真是入了迷。他一读就是半天,累了,翻个身,又读好几个小时,如此连续了好长时间。毛泽东念书的那种全神贯注的神态,让孟锦云毕生难忘。
  毛泽东还劝孟锦云读一读《资治通鉴》,而且送给他一本简介《资治通鉴》的小册子作为入门读物。在读了这本小册子后,孟锦云讨教毛泽东说:
  “这部书叫《资治通鉴》,是让统治者把历程当做一面镜子,照照自己,可为甚麽不从有史此后就写,而是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写起呢?”
  听到这个提问,毛泽东的眼睛一亮,显出异样兴奋的神情,笑着对小孟说:
  “这个问题提得好,孟夫子真是动了脑子。看来,你是嫌这面镜子不足大,怕照得不足广泛。实则,这面镜子已然不小了,统治者假设仔细照一下的话,恐怕不会一点好处没有。如书里论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沦亡’。清代的雍正天子看了很赞叹,并据此得出了却论,治国就是治吏。假设臣下个个寡廉鲜耻,贪得无厌,那非天下大乱不可。”
  孟锦云说:“主席,您讲的这个意思我懂得,历程的确是一面镜子,可是为甚麽不重新写起呢?重新写不是更完整吗?”
  毛泽东说:“司马光之因此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写起,是由于这一年中国历程上爆发了一件大事,或者说是司马光认定爆发了一件大事。”
  孟锦云说:“这一年有甚麽大事?我学过的历程书上,如何没讲到?”
  毛泽东说:“这年,周皇帝命韩、赵、魏三家为诸侯,这一认可不要紧,使本来不合法的三家分晋成为合法的了,司马光认定这是周室败落的主要。‘非三晋之坏礼,乃皇帝自坏也’。选取这一年的这件事为《通鉴》的首篇,这是开宗明义,与《资治通鉴》的书名完全离题。以下做得不合法,上面还认可,看来这个周皇帝没有准则,没有是非。无是不过,固然非乱不可。这叫上梁不正下梁歪嘛。所有国家全是同样,你上面敢胡来,以下凭甚麽老诚恳实,这叫事有必至,理有当然。”
  孟锦云说:“为甚麽从这年开头我懂得了,可为甚麽只写到五代就停了了呢?”
  毛泽东说:“有人说,这是因为宋朝自有国史,不根据国史,另编一本有艰难。我看这不是首要的。本朝人编本朝史,有类事不好说,也可以叫做不敢说,不好说的事约略是不敢说的事。因此历代编写史乘,本朝写本朝的约略不实,通常要由后一代人去写。”
  孟锦云又说:“《资治通鉴》里写了许多天子,有类天子糊涂得很,可他还当天子,真让人不可思议。”
  毛泽东说:“中国的天子较有意思,有的天子较有作为,有的天子简直就是糊涂虫,可那是没有方法的事。天子是世袭呀,只需老子是天子,儿子再糊涂也得当天子,这也怪不得他,生下来就是天子嘛。还有两三岁就当天子,固然要闹笑话。他那个天子好当得很,甚麽事都有人替他办噢。”
  孟锦云说:“那种天子固然好当,谁都能当。三岁就当天子,真是荒诞。”
  毛泽东说:“中国历程上有三岁的天子,但没见过三岁的娃娃拉着车满街跑,六岁也不行。你说当天子与拉车哪个更难啊?天子糊涂,固然大臣们就胡来,就舍命地搜刮老黎民。老黎民不服就要镇压,那方式暴虐得很,《通鉴》上就有如此的记录。那时有一类刑罚,把人的肚子翻开,拖着囚犯的肠子走。暴政到了这类程度,老黎民忍无可忍了,就造反,镇压不下去,就垮台。”
  孟锦云又向毛泽东讨教了1个问题:“王安石与司马光既是敌手,又是同伙,这是如何回事儿?”
  毛泽东说:“这2个人在政治上是敌手,王安石要变法,而司马光否决。而在学问上,他俩还是好同伙,是互相尊敬的。他们尊敬的是对方的学问,这一点值得咱们学习,不可因政见不同,连人家的学问也不认帐了。”
  孟锦云说:“从前总认定《资治通鉴》是司马光一人编写的,如今才知晓是几个体合写的。”
  毛泽东说:“1个人,就是有三头六臂,也编写不了如此一部大书。写上名称的是5个人,没写上名称的还许多呢。这个写作班子相互配合,各施所长,一干就是19年,这里还有天子的支持。固然,首要是靠司马光,没有他掌管,一切都不会有。”
  孟锦云听了毛泽东的简介,情不自禁地说:“这部书真是一项大工程!”
  毛泽东也感慨道:“说得对,大工程。司马光可说是有意志,有信心噢,他在48岁到60多岁的黄金世纪完结了这项大工程。固然,此段期间他政治上不失意,被贬低,这也是他能完结这部书编写的原因呢。”
  孟锦云说:“据说司马迁也是如此,受宫刑之后完结了《史记》。”
  毛泽东说:“中国有两部大书,一曰《史记》,一曰《资治通鉴》,全是有才华的人在政治上不失意的际遇中编写的。看来,人受点打击,遇点艰难,未尝不是好事。固然,这是指那些有才华、又有志向的人说的。没有这两条,打击一来,不是低沉,便是胡来,乃至会去自尽。那便是另当别论。司马光暮年还做了3个月的宰相,过了一年左右的时间,他便死了。死了之后,还然后晦气,真是人事无常啊。”
  孟锦云说:“人一辈子谁知会碰上甚麽事,很难预期。我看书里面还讲到,宋代有了刻版印刷,对出《资治通鉴》起了较大的功效。”
  毛泽东说:“自宋代才有了刻版印刷,从前的书全是靠手抄。要是没有刻版印刷,这书出得来出不来,我看还是大有问题的。看来,造诣一件事,要八方尽力;而坏一件事,只需一方捣乱就够了,建设可比毁坏难得多噢。”
  孟锦云转了个话题:“为甚麽那么一部大书,写政治军事的那么多,写经济文化的那么少呢?”
  毛泽东说:“中国的军事家不绝对是政治家,但出色的政治家大多数是军事家。在中国,特别是改朝换代的世纪,不精通军事,你那个政治如何个搞法?政治,特别是主要时刻的政治,通常靠军事实力来说话。没有天下打天下,有了天下守天下。有人给《左传》起了个名称,叫做‘相砍书’,可它比《通鉴》里写战役少多了,没有《通鉴》砍得有意思,《通鉴》是一部大的‘相砍书’。”
  孟锦云:“‘相砍书’?可真有意思,‘砍’就是战役吧?”
  毛泽东说:“《通鉴》里写战役,真是写得神采飞扬,传神得很,充斥了辩证法。它要辅助统治阶层统治,靠甚麽?能靠文化?靠作诗写文章吗?古人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我看古人是说少了,光靠秀才,三十年,三百年也不行噢。”
  孟锦云讨教道:“古人如此说,当代人也如此说,为甚麽秀才就不行呢?”
  毛泽东说:“由于秀才有个通病,一是说得多,做得少,历来是君子动口不动手;二是秀才谁也看不起谁,文人相轻嘛!秦始皇怕秀才造反,就焚书坑儒,认为烧了书,杀了秀才,就可以一劳永逸了,可以二世三世地传下去,天下永远姓秦。结果是‘坑灰末冷山东乱,刘项本来不念书’,是陈胜、吴广、刘邦、项羽这类文化不高的人,带头造反了。”
  但毛泽东又说:“没有秀才也不行,秀才念书多,见识广,可以出谋划策,辅助取天下,管理国家,历代的明君都不分开秀才啊!”
  最终,毛泽东总结性地说:“《通鉴》是一部值得再读的好书。有人说,搞政治。离不开历程常识。还有人说,离不开权谋,离不开阴谋。乃至还有人说,抗政治就是捣蛋。我想送给这类人鲁迅老师说的一句话:‘捣蛋有术,也有效,但是有限,因此以此成大事者,古来无有’。”
  如今,一部线装本《资治通鉴》仍静静地放在中南海毛泽东旧居里。可以说,《资治通鉴》随同毛泽东走过了他波澜壮阔的毕生。
  (本文摘自《毛泽东品国学》,卢志丹,新世界出版社,2009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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