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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暮年曾对人讲，他将《资治通鉴》这部300多万字的史乘读过“一十七遍”。这真是一件令人诧异的事！
1956年，由那时的古书出版社出版的点校本《资治通鉴》（含盖随文添加的胡三省注），就是依据毛泽东发起，构成标点委员会，由顾颉刚等21位顾问通力协作，从头点校后排印出来的。这个点校本一印再印，发行量较大。
毛泽东的藏书中，既有《资治通鉴》的线装本，又有1956年初版的这个点校本。这两类不同版本的同一史乘里，都留有他圈点批画的字迹和记号。
《资治通鉴》这部编年体通史，论其地位，可用清人王鸣盛的一句话来概述：“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也。”
《资治通鉴》的作家司马光（1019￣1086年），立志要写出一部内容有“善可为法，恶可为戒”之用，形态有扼要简要之长的通史。他于北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将自己编成的从战国到秦亡这一段历程的编年体《通志》八卷进呈英宗，获得英宗的赞叹和支持。英宗鼓舞他持续编下去，给他配备了几名得力助手，专门设置了书局，并赐书名为《历代君臣事迹》。第二年（1067年），神宗继位，以其所编拥有“鉴于旧事，有资于治道”之意，又新赐书名曰《资治通鉴》。
司马光前后用了19年的时间，终究在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即司马光逝世前两年，将编好的《资治通鉴》全书呈报宋神宗。元佑元年（1086年）九月，司马光病逝；同年十月，宋神宗敕命将校定的《资治通鉴》书稿加以刻印。可以说，司马光倾其一生精力，一丝不苟地完结了这部巨著。他在《进书表》中称“臣之精力，尽于此书”，实属记录之辞。
《资治通鉴》全书共294卷，逐年记录了自公元前403年至公元959年这1362年间爆发的大事。除采取正史资料外，还博采杂史222种以上。书中记事，层次清楚，层级分明，详而不乱。因而，这部编年体史乘，体大思精，不但史料充溢，况且文笔生动，特别是它的时间概念极为明确详细，让人爱看，看了还想看，又很耐看，其魅力是经久不衰的。
1912年，年方19岁的毛泽东在一连投考实业、法政、商业几个专门学校都不满意而智能退学后，报考湖南省立高等中学，以第一名的优质成绩被教育家符定一录取。符定一对毛泽东非常器重，特地借给他一部《通鉴辑览》。毛泽东频频阅读，由此开始奠定了解中国历程的根基，也激起了他对《资治通鉴》的浓郁的兴致。
据毛泽东的护士孟锦云（毛泽东生前戏称她为“孟夫子”）回顾，毛泽东的床头总是放着一部《资治通鉴》，这是一部被他读破了的书。有许多页都用透明胶贴住，这部书上不知留下了他多少次阅读的印迹。
有一段时间，毛泽东读《资治通鉴》，真是入了迷。他一读就是半天，累了，翻个身，又读好几个小时，如此连续了好长时间。毛泽东念书的那种全神贯注的神态，让孟锦云毕生难忘。
毛泽东还劝孟锦云读一读《资治通鉴》，而且送给他一本简介《资治通鉴》的小册子作为入门读物。在读了这本小册子后，孟锦云讨教毛泽东说：
“这部书叫《资治通鉴》，是让统治者把历程当做一面镜子，照照自己，可为甚麽不从有史此后就写，而是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写起呢？”
听到这个提问，毛泽东的眼睛一亮，显出异样兴奋的神情，笑着对小孟说：
“这个问题提得好，孟夫子真是动了脑子。看来，你是嫌这面镜子不足大，怕照得不足广泛。实则，这面镜子已然不小了，统治者假设仔细照一下的话，恐怕不会一点好处没有。如书里论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沦亡’。清代的雍正天子看了很赞叹，并据此得出了却论，治国就是治吏。假设臣下个个寡廉鲜耻，贪得无厌，那非天下大乱不可。”
孟锦云说：“主席，您讲的这个意思我懂得，历程的确是一面镜子，可是为甚麽不重新写起呢？重新写不是更完整吗？”
毛泽东说：“司马光之因此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写起，是由于这一年中国历程上爆发了一件大事，或者说是司马光认定爆发了一件大事。”
孟锦云说：“这一年有甚麽大事？我学过的历程书上，如何没讲到？”
毛泽东说：“这年，周皇帝命韩、赵、魏三家为诸侯，这一认可不要紧，使本来不合法的三家分晋成为合法的了，司马光认定这是周室败落的主要。‘非三晋之坏礼，乃皇帝自坏也’。选取这一年的这件事为《通鉴》的首篇，这是开宗明义，与《资治通鉴》的书名完全离题。以下做得不合法，上面还认可，看来这个周皇帝没有准则，没有是非。无是不过，固然非乱不可。这叫上梁不正下梁歪嘛。所有国家全是同样，你上面敢胡来，以下凭甚麽老诚恳实，这叫事有必至，理有当然。”
孟锦云说：“为甚麽从这年开头我懂得了，可为甚麽只写到五代就停了了呢？”
毛泽东说：“有人说，这是因为宋朝自有国史，不根据国史，另编一本有艰难。我看这不是首要的。本朝人编本朝史，有类事不好说，也可以叫做不敢说，不好说的事约略是不敢说的事。因此历代编写史乘，本朝写本朝的约略不实，通常要由后一代人去写。”
孟锦云又说：“《资治通鉴》里写了许多天子，有类天子糊涂得很，可他还当天子，真让人不可思议。”
毛泽东说：“中国的天子较有意思，有的天子较有作为，有的天子简直就是糊涂虫，可那是没有方法的事。天子是世袭呀，只需老子是天子，儿子再糊涂也得当天子，这也怪不得他，生下来就是天子嘛。还有两三岁就当天子，固然要闹笑话。他那个天子好当得很，甚麽事都有人替他办噢。”
孟锦云说：“那种天子固然好当，谁都能当。三岁就当天子，真是荒诞。”
毛泽东说：“中国历程上有三岁的天子，但没见过三岁的娃娃拉着车满街跑，六岁也不行。你说当天子与拉车哪个更难啊？天子糊涂，固然大臣们就胡来，就舍命地搜刮老黎民。老黎民不服就要镇压，那方式暴虐得很，《通鉴》上就有如此的记录。那时有一类刑罚，把人的肚子翻开，拖着囚犯的肠子走。暴政到了这类程度，老黎民忍无可忍了，就造反，镇压不下去，就垮台。”
孟锦云又向毛泽东讨教了1个问题：“王安石与司马光既是敌手，又是同伙，这是如何回事儿？”
毛泽东说：“这2个人在政治上是敌手，王安石要变法，而司马光否决。而在学问上，他俩还是好同伙，是互相尊敬的。他们尊敬的是对方的学问，这一点值得咱们学习，不可因政见不同，连人家的学问也不认帐了。”
孟锦云说：“从前总认定《资治通鉴》是司马光一人编写的，如今才知晓是几个体合写的。”
毛泽东说：“1个人，就是有三头六臂，也编写不了如此一部大书。写上名称的是5个人，没写上名称的还许多呢。这个写作班子相互配合，各施所长，一干就是19年，这里还有天子的支持。固然，首要是靠司马光，没有他掌管，一切都不会有。”
孟锦云听了毛泽东的简介，情不自禁地说：“这部书真是一项大工程！”
毛泽东也感慨道：“说得对，大工程。司马光可说是有意志，有信心噢，他在48岁到60多岁的黄金世纪完结了这项大工程。固然，此段期间他政治上不失意，被贬低，这也是他能完结这部书编写的原因呢。”
孟锦云说：“据说司马迁也是如此，受宫刑之后完结了《史记》。”
毛泽东说：“中国有两部大书，一曰《史记》，一曰《资治通鉴》，全是有才华的人在政治上不失意的际遇中编写的。看来，人受点打击，遇点艰难，未尝不是好事。固然，这是指那些有才华、又有志向的人说的。没有这两条，打击一来，不是低沉，便是胡来，乃至会去自尽。那便是另当别论。司马光暮年还做了3个月的宰相，过了一年左右的时间，他便死了。死了之后，还然后晦气，真是人事无常啊。”
孟锦云说：“人一辈子谁知会碰上甚麽事，很难预期。我看书里面还讲到，宋代有了刻版印刷，对出《资治通鉴》起了较大的功效。”
毛泽东说：“自宋代才有了刻版印刷，从前的书全是靠手抄。要是没有刻版印刷，这书出得来出不来，我看还是大有问题的。看来，造诣一件事，要八方尽力；而坏一件事，只需一方捣乱就够了，建设可比毁坏难得多噢。”
孟锦云转了个话题：“为甚麽那么一部大书，写政治军事的那么多，写经济文化的那么少呢？”
毛泽东说：“中国的军事家不绝对是政治家，但出色的政治家大多数是军事家。在中国，特别是改朝换代的世纪，不精通军事，你那个政治如何个搞法？政治，特别是主要时刻的政治，通常靠军事实力来说话。没有天下打天下，有了天下守天下。有人给《左传》起了个名称，叫做‘相砍书’，可它比《通鉴》里写战役少多了，没有《通鉴》砍得有意思，《通鉴》是一部大的‘相砍书’。”
孟锦云：“‘相砍书’？可真有意思，‘砍’就是战役吧？”
毛泽东说：“《通鉴》里写战役，真是写得神采飞扬，传神得很，充斥了辩证法。它要辅助统治阶层统治，靠甚麽？能靠文化？靠作诗写文章吗？古人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我看古人是说少了，光靠秀才，三十年，三百年也不行噢。”
孟锦云讨教道：“古人如此说，当代人也如此说，为甚麽秀才就不行呢？”
毛泽东说：“由于秀才有个通病，一是说得多，做得少，历来是君子动口不动手；二是秀才谁也看不起谁，文人相轻嘛！秦始皇怕秀才造反，就焚书坑儒，认为烧了书，杀了秀才，就可以一劳永逸了，可以二世三世地传下去，天下永远姓秦。结果是‘坑灰末冷山东乱，刘项本来不念书’，是陈胜、吴广、刘邦、项羽这类文化不高的人，带头造反了。”
但毛泽东又说：“没有秀才也不行，秀才念书多，见识广，可以出谋划策，辅助取天下，管理国家，历代的明君都不分开秀才啊！”
最终，毛泽东总结性地说：“《通鉴》是一部值得再读的好书。有人说，搞政治。离不开历程常识。还有人说，离不开权谋，离不开阴谋。乃至还有人说，抗政治就是捣蛋。我想送给这类人鲁迅老师说的一句话：‘捣蛋有术，也有效，但是有限，因此以此成大事者，古来无有’。”
如今，一部线装本《资治通鉴》仍静静地放在中南海毛泽东旧居里。可以说，《资治通鉴》随同毛泽东走过了他波澜壮阔的毕生。
（本文摘自《毛泽东品国学》，卢志丹，新世界出版社，2009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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