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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文史網 二、從客販到定居
到明中葉前期，整個社會經濟已有了快速發展。農副產品和手工業產品大幅度增加，道路交通更加便利，中小城鎮大批興起，人口相對集中，人們消費水平得到顯著提高，各類商品的消費量也明顯增長。商品經濟開始有了一個良好的發展環境。
這時，由大量需求產生的各地間產品的流通比以往有了更大的發展，更多的人加入到負販者隊伍中去，競爭愈來愈激烈。經濟發展的法則是利益的重新分配。當某一種競爭激烈到一定程度時，解決矛盾的辦法就會自然出現。負販間競爭激烈的結果是引起社會分工的進一步細化，使一部分人從負販的行列中剝離出來，專門從事貨物運輸，即從事大宗貨物的運輸或貨物的長途運輸，從中獲取利益；而有些負販商則改爲專在一地坐地收貨發貨、經營買賣，不再長途跋涉負販貨物。這樣，變行商爲坐賈的時機已經出現。
其實，在明中葉前期，各地商販已有落定跡象。如漢陽府的劉家隔，原是漢水、長江交匯處的一小鎮，因地處交通衝要，遂成爲四方貨物集散地，但以前是負販運貨多過客，商賈鮮有本地人。到宣德、正統年間，該小鎮居然『商賈占籍者|萬計』[113]。商賈占籍者，乃商賈定居者之謂。此記載雖然誇大，但在小鎮從事穩定經營的坐賈已不在少數應是肯定的。明中葉以後，負販行商趨定居者有增無減。洞庭籍的行商『稍有資畜則商販荊襄』，『並商游江南北，以迨齊、魯、燕、豫。隨處設肆，博錙銖於四方……』[114]江西商人『無論秦、蜀、齊、楚、閩、粵，視若比鄰，浮海居夷，流落忘歸者十常四五，故其父子、兄弟、夫婦有自少至白首不相面者，恆散而不聚』[115]，其中不乏『有家於外者』[116]。有些龍游籍商人『賈江夏』，『人與年蓋兩世矣』[117]。山陝商賈也有不少『踵世邊居』的[118]，他們的婚娶養老也都在那裡。當時多數商人都聚居在重要的商會城市如北京、南京、蘇州、臨清、漢口等地，如長江重鎮揚州就聚居了三原之梁，山西之閻、李，河津蘭州之劉，襄陵之喬、高，涇陽之張、郭，西安之申，臨潼之張，及徽州歙縣之程、汪、方、吳等諸大姓商人幾十家，他們雖未在揚州正式占籍，但都早已定居於彼多年了[119]。以地區商幫而言，徽商人數龐大，流動地區廣泛，是一高遷出商幫，因此，在外的定居也爲最多。徽商幾乎是以集團軍的形式落遷在各地。至晚明，除在揚州、杭州行鹽並長住的人群之外，還有數以千計的徽商卜居金陵，營肆景德鎮，僑寓睢陽，『雄坐大梁』……『徽之富商，盡家於儀揚、蘇松、淮安、蕪湖、杭州諸郡，以及江西之南昌，湖廣之漢口，遠如北京，亦復挈其家屬而去。甚且輿其祖父骸骨葬於他鄉，不稍顧惜。』[120]他們不僅在異地設鋪開店，而且還在那裡興修住屋群落，營建鄉人地盤。萬曆中歙縣人鄭九皋因業鹽僑寓浙江衢州府常山縣，他在自己家周圍修房數十間，專供流寓來此的家鄉（新安）人居住，取名『新安里』，以示自己不忘本也[121]。無獨有偶，隆慶前後徽商程鵬則在蘇北灌南縣買地定居，後他出資修建一條街市，也取名『新安鎮』[122]。諸如這類事例，晚明史籍中多有見載。
負販行商的落遷定居，有少數是回到原籍故里，如小說中故事講到明中葉 『廣東廣州府南海縣，有個財主姓楊，因他家資有百萬之富，人都稱他爲「楊百萬」。當初原以飄洋起家，後來曉得飄洋是樁險事，就回過頭來坐在家中，單以放債爲事』[123]。生活中應該不乏其例。但更多的是選擇異地定居，如『萬曆丙午（三十四）年，南京有山西賈人，鬻s貨於三山街』，開了一家西s店[124]。江南、山西等商人在北部邊境宣府鎮設羅緞鋪、綢鋪、帕鋪、絨線鋪、雜貨鋪者眾多，『鋪沿長四五里許，賈皆爭居之』[125]。筆記小說【杜騙新書】有記載說徽州休寧商人吳勝理，在蘇州府開鋪，專門收買各色布匹的故事[126]。這是爲經營特色產品或爲採購成品、原料方便而落腳一地的情形。
徽州商人吳榮讓『從諸宗人賈松江，稍自載而生……當是時，生業僅僅耳，其後數歲，處士始饒，則以里俗奢溢相高，非所以示子孫也，乃奉母帥（率）妻子徙臨溪。居頃之，習其俗，視故里等，乃奉母帥（率）妻子徙桐廬，卜焦山居焉』。後來做木材生意，『居二十年，處士自致巨萬，遠近襁至，庶幾埒都君』[127]。松江地方本是行賈好地方，但吳氏顧慮『里俗奢溢相高，非所以示子孫也』，爲此又另覓浙江常山卜居。這是爲了培育子孫、安撫家庭而作的定居地選擇。
商人定遷，作爲當時的一種社會現象，自有其深刻的歷史原因。
首先，安居樂業是漢民族一貫的傳統心理。負販行商雖有兩地差價的薄利可賺，但對長年長途跋涉、風餐露宿的漂泊生活總會有厭倦的一天，一旦條件許可，他們就會選擇安定的生活。如小販有了些本錢，就開個鋪子，如此『不須在路上吃苦了』[128]。在一地開家鋪子，是當時許多行商負販乃至小手工業者十分企盼的一種歸宿。如上述，一個小木匠，意外得到了一筆錢財，他的選擇便是開一家布店，做個店主[129]。這種安求平和的生存取向，是中華民族『和』文化的表現，而這種文化在中國有著深厚的積澱，這正是負販行商們追求安業定居人文因素的驅使。
更主要的原因則在於社會發展即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及由此引起的社會經濟關係的漸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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