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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文史網 2、促進人們商業觀念的轉變和各地文化的交流融合
游商的落定，對城鎮市場帶來的不僅僅是商品的增多、市場的繁榮，而且還對傳統的商業經營模式產生衝擊，帶來了一些新的理念。負販行商要在異地落戶，必須要有自己特色的經營：或者是所營銷的商品有特色，或者是經營方式有特色，否則他們就很難在當地落腳生根。行商們經營地方特色商品，如西商在內地南京、開封等許多城市專設的西s即蘭州絨店、在邊鎮開辦潞綢鋪，洞庭商在北方經營的絲緞鋪等等，或者推銷外地的原材料，如山東商人在南方建立的棉花、棉布店鋪，湖廣人在浙江設置的六陳鋪等，都能受到當地人的歡迎和青睞。這些外來商品的進入，有力地促進了各地的物質交流。更重要的是，這種大宗貨物的集散和供給，更新了人們傳統商業的理念，如前坊後店、小商小販經營模式等。數量的變化是質變的重要前提。豐富的商品不僅為人們提供了更多的選擇，給市民的生活帶來了更多的方便；不僅讓經商之人有了更廣闊的活動天地，給商人們帶來更豐厚的利潤，而且它讓人們看到了：什麼東西都可以用銀子、錢鈔來買到這樣的一個事實。這一商品新理念的出現，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另外，大宗物流在城鎮的集散，刺激了中小城鎮的進一步勃興，也促進了大中城市結構和功能的進一步完善。到明後葉，全國的大小城鎮已有上千，遍佈各地，形成了市場網絡的雛形。
負販行商們的落遷定居，不僅給當地市民帶來新的理念，而且還為當地市民展示了他們具有地域或宗族特色的性格和形象。每一個商幫，都是外來文化的載體[172]。安徽商人的『徽駱駝』形象，洞庭商人的『鑽天』精神等，都深深影響了僑居之地的市民。他們不僅傳播忍耐節儉、任勞任怨、認真踏實、鍥而不捨等事業精神，也傳播他們積累的獨到的商業經驗。如前述徽商吳榮讓，在浙江桐廬定居後，以他的從商之見，動員當地農民大量種樹，使該地盛產薪木，然後『（再將薪）易以茶漆栗之利，積薪水滸以十歲市之民，利視昔有加』[173]，富裕了當地的百姓。有人在對落籍揚州的徽商作用作評價時說：客商在揚州『久而占籍遂為土人，而以徽人之來為最早，考其時代，當在明中葉。揚州之盛，實徽商開之，汪、程、江、洪諸姓皆徽人流寓而占籍者也，故喪祭有徽禮、揚禮之殊，而食物中如徽面、徽餅、徽包，至今猶以徽為名。』[174]『而徽揚學派，亦因以大通。』[175] 其實，除揚州外，類似情況也發生在其他商幫與地方關係上。這是商人定居對社會文化傳播、交融乃至整合之貢獻。
會館研究是當代學者重要的課題之一，儘管目前學界對會館產生年份、界定、功能諸方面意見紛紜，但對以客籍商人為主體組建的商人會館產生於明朝後期，則有比較一致的看法。據一些學者統計，嘉靖三十九年徽州商人在北京組建歙縣會館，萬曆年間福建延邵紙商在京創立延邵會館，山西銅、鐵等諸商創辦潞安會館，山西顏料、桐油商人開設平遙會館，天啟、崇禎間臨汾眾商在京開設臨汾東、西現兩館，臨汾、襄陵兩縣油商創建山右會館，浙東藥材商人置鄞縣會館，陝西商人建立關中會館等，不下幾十家。在蘇州，萬曆年間有福建仕商共建的三山會館、廣州仕商創立的嶺南會館，天啟五年廣東東莞商人始建的東官會館[176]等。這些商人會館的建立，是異地客商數量增加、勢力漸長的結果，也是異地客商為求在當地穩定發展的一種探索。它是商品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後出現的一種自發的、也是新型的社會團體。它的存在，對客居此地的商人有政治和經濟上的支撐與後盾的作用，也使他們的鄉情能有地方得以寄託，同時，對本地而言，它帶來了一種新的團體精神、新的風尚習俗和異鄉的文化氣息。總之，商人的定居化趨向，不僅給商業經營帶來了新的理念，它還對人們視野的開闊、觀念的更新以及城鄉之間、地區之間文化習俗的交流與融合起了積極的作用。
3、為商業繁榮和社會進步提供了新的機遇
商人定居一方，一定是作好長期打算的。他們深諳『人叫人連聲不語，貨叫人點首自來』的道理，因此都在商品質量、經營方式上下功夫，力求所銷的商品能迎合和滿足當地市民的需要，如新穎、時尚、質好、耐用，並不斷加以改進，推陳出新；其服務能保證顧客滿意，不斷有回頭客來光顧。如萬曆年間，松江流行宕口蒲鞋，開始人們『珍異之』，但後因該鞋『結者皆用稻草心』，人們嫌之不夠精美。寓居松江的宜興史姓商人，根據市民的要求，對宕口蒲鞋進行了改革 推出了以黃草為結的新型的宕口蒲鞋，十分令人喜愛，連貴公子也『爭以重價購之』，此鞋還被用該商人的姓氏命名，『謂之史大蒲鞋』。後來，當地製鞋商『爭受其業』，開出同業店鋪『幾百餘家』，鞋價始於抑平。史姓商人不久又推出宕口涼鞋，又風靡一時。松江人原來好飲金華酒，有一胡姓蘇州商人，『攜三白酒客於松』，這種酒用上好糯米製作，工藝地道，香醇上口，既為『縉紳所尚』，又受小民青睞，市民為之傾倒。一時間僑居松江的蘇、錫商人紛紛開起蘇州酒店，自製三白出賣，併兼營梅花、蘭花酒，還『賣惠山泉』，擊倒了在松江一時盛行的金華酒，『自是金華酒與弋陽戲，稱兩厭矣』[177]。客商這種精到的經營，無疑對當時商品經濟的發展和商業的繁榮是一種有力的促進。
客商僑居異地後身份有了變化，多數從行商而變為坐賈。近代人曾這樣評論過坐賈：『坐賈者，倚市廛，居奇貨，其樸質不逮農工，其豁達不逮裨販……然不敢恣為奸利，懋遷有無，心濟以信，其有作偽罔利者，取濟一時，久亦無以自立，此則賈人自然之法式也。』[178]這裏所謂的『自然之法式』就是誠信。誠信歷來是中國傳統道德的重要內容，也是儒家思想的精髓之一。但長期以來人們是將商業看作是『末業』，從商者被視為『奸詐之徒』，有所謂『無商不奸』之說。這種看法隨着商品經濟的發展，商人素質的提高自然會逐漸有所改變；然將『誠信』作為商人的職業道德，自覺予以實踐、遵循，在明中葉以後大量負販行商選擇在異地落遷定居後更成為一種社會風氣。因為這是當時社會環境對他們的要求，也是他們能夠在異地長久立足之保證。如上文已提及的徽商李廷芳，卜居南京後，『凡厥規為有大體、立綱紀、明約束、重然諾』，『動以往哲自律』，因此『一時懷策之士靡不推翁祭酒』[179]。有的商人堅守『人寧貿詐，吾寧貿信，終不以五尺童子而飾價為欺』的經營原則[180]。這種以『誠信』為本的職業道德的確立，不僅為商業的進一步繁榮創造了條件，而且對社會的文明進步也有明顯的促進作用。
此外，商人要穩定經營，在財力允許的條件下，一般都會增加對固定設施的投資，營造一個較好的經營場所和優雅的文化氛圍，以招徠、吸引顧客的光顧。史籍中對晚明店鋪的建築設施的記載較為少見，但在筆記小說及一些傳世圖畫，如明人繪『南都繁會圖卷』、（杭州）『北關夜市圖』等[181]，還可窺其一斑。如大城市的許多酒樓、茶館都十分氣派豪華，建有亭軒樓堂。其實飲食店的這種設施，前代已不少見，只是晚明更為普遍，小說中描繪的鎮市食店酒樓，大都設樓台亭閣。至於其它店鋪，一般是『外開鋪面，裏藏各貨』[182]，即有店鋪門臉和庫房兩部；大一些的店鋪，可擁有幾間店面，後面還設大樓或客堂。店堂外是白牆青瓦，飛檐雕梁，市招韶秀；店堂之內，曲尺櫃枱，貨分隧列，架高擁美。鋪後樓房儲貨、居家，堂屋迎賓，還必備車馬便於出行、運貨。如果店主參與海外貿易，資本雄厚，店鋪規模就更非同一般，小說【拍案驚奇】記敘一個緞匹鋪『有本三千兩在內。其前後大小廳屋樓房，共百餘間』，『價值二千兩』[183]，其固定資產幾佔到全部資產的三分之二左右。這些建築與設施，除了能吸引更多的顧客外，也給城市增添了壯觀、文明與繁華的色彩，促進當地經濟的發展與社會的進步。此外，不動產的投資，對於商家自身也是建立商業信用之前提和保證。
當然，晚明社會經濟發展程度，它提供的物質基礎，也規定了商人定居尤其是異地定居的極限，根據當時生產力水平，商人定居化趨勢是不可能走得太遠，發展太快的。此外，這種趨向也給社會帶來一定的負面影響：如外來商人對當地資源的爭占會對當地居民的生活和生產造成影響，有的奸惡商人依仗財力粗大，勾結官府，『冒籍占產』，甚或欺壓當地百姓，給社會帶來了不安定因素等等。然而，其積極影響始終是主要和不可低視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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