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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文史網 三、新商業、商人思想、理念對晚明社會之影響
歷史哲學告訴我們：一種新的思想一旦出現――儘管它們還不夠強大，還印有傳統的烙印，但是它們一定會『參與創造歷史並成為歷史的一部分，所以它們並不僅僅是消極地、被動地單純反映現實而已，而是積極參與創造現實』[236]。晚明商業思潮首先造成了時人與傳統價值觀的疏離，而這種疏離是有利於商人地位的提高和商業的發展。
晚明商業發展，市場繁榮的另一面，是國家和統治者對商業、商人的巨大依賴與苛刻盤剝，從而造成對商業、商人的重創，許多商家、商人被逼得傾家蕩產、家破人亡。於是，無論在朝廷還是在民間，都湧現了一股『體商』、『恤商』、『護商』、『辯商』的浪潮。有識的官宦和廣大市民為商人們奔走呼籲，反對朝廷官府對商人的重關疊稅，抨擊召商僉商，要求減輕商賈的羨耗和賠累。經過不懈的鬥爭和爭取，朝廷被迫作出一些有限的讓步。
有識之士認為，對商重稅會影響農業，動搖根本，有損於家國整體的利益：
商稅重而轉賣之處必貴，則買之價增，而買者受其害；商不通而出物之處必賤，則買之價減，而賣者受其害。利雖僅取及商，而四民皆陰耗其財，以供朝廷之暗取，尤甚於明加田稅也。[237]
朝廷對商賈的封建徭役即編商當值，給鋪戶帶來累累重創，造成『十室九空』，『肆市晝閉，商賈不行，眾口嗷嗷』[238]之後果。只顧眼前利益，對商人過分K削，最終只能是國家經濟受到傷害。身居南京工部尚書要位又兼攝龍江上下關榷務的張瀚，曾向具體負責征榷商稅之同僚提出弛商減稅之建議，此官採納了張瀚的意見，『相與弛商之什二。自後商賈樂赴，舟楫駢至輻輳，國課較昔反增十之五。』[239]這是比較成功的一例。
內閣大學士高拱曾親自整治召商買辦之積弊，他向朝廷提議：
惟多給預支銀可以拯之。乞將年例錢糧辦納之數，以難易定其多寡，以遲速定其先後。多者預支十分之四，遞減至一分。半年以內全給，一年以外先給其半。[240]
戶部據此訂出了恤商事宜，如定時估、議給價、嚴禁革、公僉報等規則，『疏入，上悉從之』[241]。南京禮科署科事、南京刑科給事中張永明，亦提出了其匡救商弊之策：一設專門職掌，即『歲命巡視錢糧給事中御史及巡視京城御史兼察之。遇有蹈襲前項積弊，敢於虧擾鋪行及牙販各役者，許受害之人赴告准理，並聽斟酌輕重查論。如給事中御史身自有違從，都察院從重糾論』，其他還有定額取、省繁役、慎估計、詳稽察、飭官常（即約束官吏常跟人員）等數項糾弊措施[242]。巨大的社會輿論，有時確能迫使朝廷對過分的行為有所反省和收斂，如崇禎年間『頒發聖諭七款，中有禁革鋪行（即鋪行商役）一款』。蒙受商役重災的蘇州，官府也只能『復蒙憲天俯念民瘼，刊布按吳十四款，內禁革鋪行』[243]。
張居正『厚農而資商』、『厚商而利農』觀念，是其執政後，推行經濟改革、實行一條鞭法的重要思想基礎之一。一條鞭法的一項重要內容就是，戶丁之各項複雜的田賦附征和各種性質的徭役都攤入田畝，並一律征銀。這客觀上使許多無田產的純工商者能部分地擺脫封建徭役的束縛，而去積極地投身發展工商業。
所有這些，都對工商業的發展起了促進作用。
沈說，明代『商之子方能為士』，此話雖有偏頗，但也反映了一定的事實：即商賈子弟進學入仕已成當時大觀，不少商賈子弟尤其是鹽商子弟，受父兄先營事業於前而得以念聖賢之書、參加科舉考試，即所謂『父兄竭忠效力以濟王家之用者，子弟亦食其福』[244]是也。他們因其經濟實力和在社會上舉足輕重的地位，而贏得了一種新的機會和門徑。這種思潮，對人們社會職業的選擇也起了指導、引導的作用，不少人包括士人學子、世家子弟也放下架子，加入到商賈行列。
但是，晚明的重商思潮雖然動搖了封建社會農本商末的傳統觀念，士大夫的體商恤商措施、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商賈受壓榨、商業受摧殘的狀態，從而給商業帶來一些實惠，給商賈一點喘息的機會，但它們並不足以震塌或徹底改變封建傳統觀念，也不能從根本上改善商人的從商乃至生存環境，只是一些修補而已。在晚明社會，由於商業利潤的易得和所獲可觀，因而受到朝廷和大小官吏的暴斂，商業和商賈們受到的空前嚴酷摧殘，苛稅重征使得有的城鎮甚至是兩京大都，都呈現過『里巷小民十分凋敝，有資產一空者，有鬻子女者，有散之四方者，而向時富室不復有矣』[245]的景象。崇禎年間由於戰爭，朝廷在向農民加派的同時，繼續實行僉商買辦糧草，更使無數大小商人『椎肌剝髓、搶地呼天』，賠累慘重，苦極一時[246]。其結果是商業凋敝，整個經濟因此而一蹶不振，社會矛盾進一步加劇。
晚明商業，一方面有濃郁的商品經濟環境和得到許多人的辛勤扶植，另一面卻受到統治者無情地壓制和摧殘，這看似矛盾，但實際卻正是它賴以生存的轉型社會使然。
作者：許 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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