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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孔子生卒年月日問題千古以來紛爭不斷，難以決斷，近年文化界，尤其是儒學界，對孔子誕辰問題又生發了研究興趣，出現了一些頗有說服力的研究文章，尤其是結合了現代天文學的研究，對在當代確定孔子生卒日提供了學理支持並奠定了學術基礎。
編者自2017年讀了王笑冬先生的【天之生我 我辰安在？——孔子生卒天文曆法考】，也涉足了該領域的研究。尤其是2020年6月山東曲阜國學院院長段炎平先生邀請我進入由三四十位國學界的專家學者組成的孔子誕辰考復工作群，更是與群友不斷切磋，反覆考證，頗多創穫。最後大家一致認為孔子的誕辰當依【春秋穀梁傳】所提供的最早而又最完整的記載，為魯襄公二十一年十月庚子，即夏曆八月二十一日，或儒略曆公元前552年10月9日，而非晉代後依【史記】所記之年配上【穀梁傳】所記之月日，作八月二十七日，或格里曆公元前551年9月28日。 == 孔姓族譜記載紛紜 ==
受晉·杜預之注的影響，孔子五十一世孫金代孔元措依【史記】記載的孔子生年配上【穀梁傳】所記之月日，在其修撰的【孔氏祖庭廣記】中已明確記載孔子生於魯襄公二十二年八月二十七日。這應是民國與當今『八·二七』或『9·28』說的最早源頭。
漢司馬遷前的經師皆遵【春秋穀梁傳】的記載，故對孔子的生辰並無異議。到了南宋，不少人開始認同【史記】的記載，對孔子的誕辰日在社會上已出現異見，甚至到了無所適從的地步，故在淳祐年間有趙去疾一作馮去疾寫了【孔子生年月日考異】，想統一人們的認識。這可能是歷史上第一篇詳細考證孔子生卒日的文章，此文還被當時的孔氏家族附進孔子四十七世孫孔傳撰的記載有關孔子雜事舊跡的【東家雜記】。趙去疾認為孔子誕辰應以【春秋穀梁傳】的記載為正，即十月二十一日，因是年己酉歲閏八月，故十月庚子已是十一月節氣，【公羊傳】記為十一月庚子是按節氣記，【史記】記作襄公二十二年庚戌歲也是因為既入十一月節氣，已是下一年的歲首。因此認為【公羊】【穀梁】【史記】三書雖所記年月日有異，實則無別。對於孔子的卒日，趙去疾則認同杜預的看法，否定【左傳】『四月己丑』的記載，認為孔子卒於四月乙丑，即四月十八日，與【孔氏祖庭廣記】的看法相同。但趙去疾認為整部【春秋】都是用夏正記載，而【祖庭廣記】，包括後世絕大多數學者，卻認為【春秋】是用周正記載的。故【四庫題要】斥趙氏『其說殊謬』。但其考證孔子生日的角度與思路還是十分可取的，對後世的考證也頗有啟發作用。
到了清代，孔子七十世孫孔廣牧作【先聖生卒年月日考】，對於孔子的生日與卒日分別羅列了歷史上百來家的說法，最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先聖之生年從【史記】，月從【穀梁】，日從【公羊】【穀梁】。』但他與其師成蓉鏡以黃帝、顓頊二歷來推算，得出的日期是八月二十八日，而非孔元措在【祖庭廣記】中推算的八月二十七日。至於孔子的卒日，孔廣牧不從杜預而遵【左傳】，並依其師成蓉鏡以多種曆法推為夏曆二月十一日，此說糾正了【祖庭廣記】原說，其後遂成定論。
歷史上有眾多的名儒大家如漢代的賈逵、服虔、邊韶、何休，唐代的楊士勛，宋代的王欽若、劉恕、胡安國、洪興祖、黃震，元代的馬端臨，明代的宋濂、胡廣、王圻，清代的錢曾、江永、李鍇、崔述、孔繼汾、錢大昕、李惇、孫志祖、劉沅、劉鴻典、蔡孔炘、狄子奇等人皆認同【春秋】二傳的記載，但孔廣牧為何站在雖也與之勢均力敵的另一邊呢？其根本原因是他認為【史記】關於孔子生日的記載取自古史官所記的【世本】。【世本】之書戰國時就有，記錄了自黃帝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的名號繼統。司馬遷據【左傳】【國語】，采【世本】【戰國策】等書作【史記】，因此【世本】的權威不在【春秋】二傳之下，年代也並不更晚。因此，【史記】之說此後幾成定論，民國至今，孔子生於襄公二十二年夏曆八月二十七日或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差不多已成公認的了。 == 劉咸炘否定【史記】說 ==
到了民國，有『天才學者』之稱的劉咸炘先生於1922年寫了一篇【孔子生年月日決辨】。該文選取歷代認同【春秋】二傳的代表人物宋濂、江永、孔繼汾、劉景伯、崔述、毛奇齡、俞樾、錢大昕等人的觀點與遵從【史記】的代表人物金履祥、鄭環、夏洪基、梁玉繩、孔廣牧、黃宗羲、彭大翼等人的觀點進行了比較，並依據文獻學與常識作了令人信服的評判。其中有兩點決斷十分重要。一是孔子年齡問題。【史記】與漢經師賈逵【左氏解詁】等書皆記孔子七十三歲。按【史記】所記，襄公二十二年前551年至哀公十六年前479年剛好七十三年，如按二傳，則為七十四年，不合諸書所記的孔子壽齡。劉咸炘先生引錢大昕之說，認為古人是過了周歲才增歲。【左傳】記絳縣老人自言生於正月甲子朔，已過四百四十五甲子，最後一個甲子已過了三分之一，師曠按六十日一甲子推他是年七十三歲。如果算上最後一個甲子應是七十四歲，雖過了三分之一也不算，可見春秋時人的年齡是按周歲算的。因此，如按【史記】，孔子只有七十二周歲，與其說自相矛盾。如按二傳算，正好七十三周歲。因此，當以二傳所記為正。二是【史記】關於孔子生年的記載是否真是出於【世本】。這一點極為關鍵，這實際上是持【史記】說的最後一個堡壘。因為如果漢以上並沒有孔氏家譜，而【孔氏家譜】是直到宋元豐八年孔子四十六世孫孔宗翰才開始修撰，那麼孔子生日的記載自然不是出於家族內部的歷代承傳。否則六十九世孫孔繼汾著【闕里文獻考】，七十二世孫孔憲璜重修【孔氏大宗譜】就不會將孔子誕辰改回二傳的記載了。因此，關於孔子生日的千古聚訟其最終的定判要看【史記】關於孔子的生日是否真像孔廣牧所認為的那樣是出自【世本】的記載。
孔廣牧認為，【祖庭廣記】在檢閱書目中雖然未列【世本】，但在首卷引用了【孔氏家譜】與【東家雜記】中所載的【世本】原文。因【孔氏家譜】撰於宋元豐八年，【祖庭雜記】南渡後改名為【東家雜記】，為【祖庭廣記】的前身撰於宣和六年，時在北宋末年，【世本】尚在，只是在南渡時才遺失了【世本】，因此連宋代最大的目錄書【崇文總目】也沒有着錄。劉咸炘先生反駁說：『【崇文總目】始修於仁宗景祐，成於仁宗慶曆，遠在元豐、宣和之前。廣牧之說，顛倒可笑。』也就是說早在【孔氏家譜】修訂前五十多年，【崇文總目】就已開始修訂，如果其時【世本】尚在，這部北宋最大的官修書目著錄經籍3445部，30669卷 是不可能不收【世本】這本如此重要的典籍的，因此孔宗翰和孔傳不可能見到【世本】。而且，雖然宗翰著的【家譜】已失，裡面是否引用了【世本】難以考知，但孔傳的【東家雜記】至今尚存，裡面也未見引用【世本】。可見，孔廣牧認為孔元措所引的【世本】來自【家譜】與【雜記】所載並無確鑿根據。
孔廣牧又說：『【祖庭廣記】引【世本】云：「宋孔父嘉生木金父。木金父生祈父，其子奔魯為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長子曰伯皮，有疾，不任繼嗣。遂娶顏氏，禱於尼山，得孔子。魯襄公二十二年冬十月庚子孔子生。生而首上圩頂，故因名丘，字仲尼」。【史記·孔子世家】曰：「孔子，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梁與顏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禱於尼山而得孔子，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生而首上圩頂，故因名曰丘，字仲尼」。全根【世本】為說，惟隱括先世不詳敘而刪去長子一事，妄增野合一言耳。』劉咸炘先生卻認為孔父嘉以下至叔梁紇數句確實出自【世本】，因為【詩·商頌·正義】曾引觀【正義】所引【世本】文與【廣記】亦略有差異，但內容基本相同，且只引到『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叔梁紇生仲尼』，故元措用之。『長子曰』以下是元措隱括【史記】及【家語】諸書之文而寫成，並非據【世本】，故在檢閱書目中不載。因此，這是廣牧誤認造成的。如果【世本】確實有關於孔子生年月日的記載，【史記】為何圖省字而不載月日？可見司馬遷所見的【世本】並無孔子生日之文。再說，凡引用【世本】的各種書中都不見有孔子生日的記載，如有，漢儒為何不引【世本】來糾正二傳的錯誤？徐廣、裴駰等人為何不引【世本】來證明【史記】的正確？司馬貞的【史記索隱】多引【世本】，為何獨獨不引？反而因二傳與【史記】記載不合而感到無所適從？至此，劉咸炘先生可以說將孔廣牧定從【史記】最重要的證據徹底推翻了。這實質上標誌着關於孔子生日持續二千來年的論爭已經終結。
當然，孔子生日當依【春秋穀梁傳】的記載換算成夏曆的八月二十一日，早已為尊【春秋】經傳的先儒所共認。清考據大家江永、錢大昕等人固已持此說，劉咸炘先生的祖父，清代復興聖學的大儒劉沅字止唐在其巨著【槐軒全書】的【論語恆解·凡例】中也說：『孔子生於魯襄公二十一年冬十月二十一日。以【春秋】考之，由朔日庚辰至是日恰得庚子，【穀梁】為正，而或猶異，不可解矣。或謂是年日食，非生聖人之歲，不知日食有常限，人君敬畏天命，則必警懼自修，而必擇吉歲乃生聖人，是天亦趨避吉凶矣，一何可笑！』槐軒的四大弟子之一劉鴻典字寶臣認同此說，特作【聖誕考】：『先師孔子誕辰，世相沿為八月二十七日。然齊臧榮緒嘗以孔子生庚子，陳五經拜之，則是日為庚子無疑。吾師止唐先生考之【春秋】，魯襄公二十一年冬十月庚辰朔，由朔日庚辰推之至二十一日為庚子，其說見四書恆解。愚按一七兩字其音相近，年久所以傳訛，而考諸經，征諸史，則吾師二十一日之說確不易，是以表而暴之。至周之冬十月，即今之秋八月，則人所共知，而無煩贅語矣。』寶臣夫子以為二十一的一因音近而訛誤為七，顯然是不知八月二十七乃由【史記】的年配上二傳的月日推算而來。但認為其師二十一日之說確定無疑則是正確的。不過這一結論只要認同【穀梁傳】實際上是用不到什麼考證的，在千百年來持【穀梁】說與【史記】說旗鼓相當的情況下，要破【史記】而立【穀梁】則非易事，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劉咸炘先生的【孔子生年月日決辨】，確實起到了給這一千古懸案定案的作用。因此，我們說【孔子生年月日決辨】一文是孔子生日考辨史上的里程碑並不為過，只是此文雖然寫作甚早，但至今讀者仍少，不為世人廣知罷了。觀後世的考辨，鮮有實質性的突破，不過是從各方面證實此文的定論而已。 == 民國引入儒略曆 ==
1951年6月12日，中國國民黨秘書長張其昀邀請有關單位及天文歷算專家高平子、甲骨文專家董作賓及程發軔共同商討孔子誕辰的確定問題。高平子建議仍用夏正，但政府以國曆為準，只有孔誕采夏正有所不便，此說未經出席人員贊同，遂擱置不論。董作賓據【公羊傳】【穀梁傳】，推算孔誕為國曆10月3日。程發軔據【世本】【史記】，推算孔誕國曆為9月28日。三人說法不同，當日未有定論。1952年6月10日，教育部部長程天放再度邀約上述人員再行商討。高平子認為【穀梁傳】有錯簡，使董作賓之推算不免發生誤差，而程發軔依【孔氏族譜】以夏正八月二十七日為孔子誕辰，又用【時憲歷】推算魯襄公二十二年公元前551年秋分後五日之庚子為孔子誕辰。用節氣推算國曆，既準確，又簡捷。最後在全體出席人員一致認同下，遂決定孔子誕辰由夏正八月二十七日換算國曆為9月28日，由教育部、內政部會呈行政院，經行政院第二五二次會議通過，呈請總統蔣中正於1952年8月18日明令公布施行。見【台灣確定孔子誕辰日始末】
1957年5月董作賓先生在香港大學寫了【孔子生年考】。文章一開頭對錢穆先生的觀點：『若孔子生年，殆亦將後息者為勝。余茲姑取後說。至於詳考確論，不徒不可能，抑且無所用。今謂孔子生前一年或後一年，此僅屬孔子私人之年壽，與世運之升降，史跡之轉換，人物之進退，學術之流變，無足輕重如毫髮。……今所考論，一以確有援據而有關大體者為斷。至於細節，則略勿致辨，以避勞而拙之譏。』表示很不贊同。文中認為，在科學昌明的今天，我們對於一個問題的是非應抱着求真理的態度負起責任去解決。再說孔子生年有真憑實據，是不宜和鄭人空口無憑的爭年相比擬的。兩者皆無情理，可以辭長者為勝，孔子生年又怎能以後說為勝呢？
董先生於是重新作了考證，他在文中說，『十一月』的問題，因為九月是庚戌朔，庚子必在十月，十一月絕不會再有庚子的。關於【史記】載魯襄公二十二年的問題，他認同唐司馬貞在【史記索隱】中的看法：『【公羊傳】「襄公二十一年，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今以為二十二年，蓋以周正十一月屬明年，故誤也。後序孔子卒，雲七十二歲，每少一歲也。』他說：『司馬貞的解釋是對的。古人以為孔子作【春秋】，實行了「夏時」，所以後人多把夏時解【春秋】。況且【春秋】稱「春，王正月」，「冬十月」，既然稱春夏秋冬，冠在月名之上，當然可以說【春秋】用的是「夏正」了。又【史記】在武帝改稱之後，把所有的月名，均改為夏正，所以在書中記月，每年皆是首十月，尾九月。因為西漢以來，沿用秦正，以建亥的十月為正月。改歷之後，把原來的正月，都改為夏正的十月了。司馬遷誤認為【春秋】用的夏正，魯國當然用周正，所以認為襄公的二十一年夏正十一月，就是周正的襄公二十二年正月，所以【史記】就寫下來「魯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這是非常合理的解說。當然「十一月」沒有庚子，「魯襄二十一年庚子」，本是周正，這都是司馬遷所不曾注意到的問題。歷史家不願細心研究曆法問題，古今都是一樣的。』董先生這段話很關鍵，可以說從曆法角度解決了【史記】與【春秋】經傳記載相差一年的問題。前人引用司馬貞這段話每有誤解，以為司馬遷將【公羊】的十一月解作周正，這自然是不通的，因為周正的十一月是夏正的九月，司馬遷怎麼能將之算作下一年的歲首？董先生看出了司馬遷像宋代的趙去疾一樣是將【公羊】看作是以夏正記載的，故夏正十一月自然是周正的明年歲首了。這樣來理解司馬遷為何要記作『魯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就非常好理解了。
關於年齡問題，董先生用司馬貞的算法來證明，唐代人是按十足年齡計算的，即按實歲計算，不算出生的一年。在司馬貞看來，司馬遷是認同【公羊】記的十一月的，只是誤以為【公羊】用夏正，故換算成周正時記作下一年的歲首，因此【孔子世家】『後序孔子卒，雲七十二歲，每少一歲也。』也就是說，司馬貞當時看到的【史記】記孔子年壽是七十二歲，而非今本的七十三歲。但從襄公二十一年公元前552年到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應是七十三周歲才對，而【史記】記作七十二歲是少了一歲，以便跟『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的記載相合。從今本【史記】看，董先生發現裡面計算年數有訛誤，如『魯昭公二十年，而孔子蓋三十矣』，用的是虛歲。『魯定公九年，……是時孔子年五十』，用的又是實歲。這跟司馬貞見到的『每少一歲』不合。對此，楊德春先生在2015年2月發表的【孔子誕辰問題新探】中也有詳細而深入的考證：『【索隱】：【公羊傳】「襄公二十一年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今以為二十二年，蓋以周正十一月屬明年，故誤也。後序孔子卒，雲七十二歲，每少一歲也。【史記索隱】之作者司馬貞所見之【史記·孔子世家】後序孔子卒雲七十二歲，且所記之孔子年歲每少一歲，而今本【史記·孔子世家】後序孔子卒雲七十三歲，且所記之孔子年歲有少一歲者，亦有未少一歲者，可見，今本【史記·孔子世家】在司馬貞之後仍有人進行修補。司馬貞所見之【史記·孔子世家】以為襄公二十二年孔子生，至哀公十六年孔子卒雲七十二歲，司馬貞所見之【史記·孔子世家】所記之孔子享年為實歲或周歲，且所記之孔子年歲每少一歲，則其所記之孔子年歲也必為實歲而非虛歲，如此則由襄公二十一年起算之未少一歲之孔子享年七十三歲也必為實歲而非虛歲。由此可見，孔子年壽之爭實質上是周歲與虛歲之轉換而產生之問題。』如此看來，【史記】關於孔子年數的記載由於被後人改動，前後出現不一的現象，我們在考證孔子誕辰時如以【史記】為準，自然是不可靠的。
董先生又說，朱熹的【論語集注序】，用【史記·孔子世家】的年，而附以【公羊】之月日誤引了【公羊傳】之『十一月』，而不知十一月無庚子，可見在宋代對於『孔誕』還沒有定論。後來又有人主張，年用【史記】，月用【穀梁】冬十月，日用【公羊】【穀梁】。這樣折衷辦法，才定出來一個孔子的誕辰：魯襄公二十二年，周正十月庚子日。這一年十月的庚子日是周十月的二十七日，周十月建酉，是夏正的八月，這就是用夏曆八月二十七日作為孔子誕辰的由來。比起二十一年的十月庚子是二十一，生日晚了六天，生年卻少了一歲。
董先生曾一再提到，孔子的誕辰這樣弄假成真，調停兩可地確定了，行之數百年之久，全靠着三種特殊的勢力。一是權威的史家所著錄。因司馬遷是歷代所公認的權威的史家，他所記的『魯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便算是定論，後世學歷史的只有信從，哪能懷疑！二是為聖人後裔所採用。曲阜孔府，採用了二十二年之說，而以周正十月，改為夏正八月，所以把舊曆八月二十七日定為孔子誕辰，舉行祭祀。如孔傳的【東家雜記】，孔元措的【孔氏祖庭廣記】，孔衍植的【重纂闕里志】，孔廣牧的【先聖生卒年月日考】，都是如此主張。雖然孔子後人，也有覺不妥而主張採用二十一年說者，如孔繼汾的【闕里文獻考】，孔廣森的【公羊通義】，孔憲璜的【重修孔氏大宗譜】等書，結果只是徒存其說，難以改變積重難返的既成事實。三是專制皇帝所欽定。欽定的【歷代紀事年表】【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對於孔子誕辰，皆主二十二年說。朱子【論語集注】也被指定為官版正字的書，幾乎人手一編。在積習已久的八月二十七日聖誕節之上，再加上個欽定更是根深蒂固的了，所以直到了清末民初，沒有人能糾正這種以訛傳訛的孔子誕辰。
董先生認為我們現在是生活在自由民主的世界了，應該追求真理，破除過去的一切成見，推翻上舉的三種潛勢力，找出一個真正的孔子生年。最後列出他考定孔子誕辰的結果：魯襄公二十一年，周靈王二十年，西元-552年，周正十月二十一日庚子，也就是夏曆的八月二十一日，儒略周日一五二O O八七日。相當於儒略曆的十月九日 ，格列高里歷今之國曆的十月三日。而孔子的生年，也應該是靈王二十年，魯襄公二十一年己酉歲了。
董作賓先生破【史記】從【穀梁】的觀點跟劉咸炘先生的觀點幾乎一致，但他同時換算出西曆儒略曆與格里曆的對應日期。應當說就學理與學術而言，董先生的這篇【孔子生年考】已徹底解決了中西曆的孔子誕辰日的確定問題，但因時代所限，他的觀點仍被他想推翻的三種潛勢力所吞噬，至今仍沉睡在他的全集中而不為人所廣知。編者花了五六年時間研究，【孔子生卒年月日古今考辨文選】不僅已編好，連前言的初稿都已寫好，正要定稿時，才好不容易請人挖掘出此篇。考辨史上最有價值的兩篇文章——劉咸炘先生的【孔子生年月日決辨】與董作賓先生的【孔子生年考】，都是如明珠沉於大海，不見天日。現在終於見了天日，也許昭示着孔子誕辰日真正到了歸真的時候了吧？ == 現代天文學推算說 ==
1989年3月，著名天文學家張培瑜先生在【天文學報】上發表了【孔子生卒的中曆和公曆日期】。文中說：『僅筆者所見，孔誕就有公曆9月22日，9月28日，10月3日，10月4日，10月9日諸說，中曆又有八月二十一日，八月二十七日，十月二十一日，十月二十七日之別。因此有必要再討論一下，看能否把認識基本上統一起來。』
關於孔子的生月，張先生認為，襄公二十一年【春秋】記有『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九月庚戌朔前552年8月20日有一次日環食，曲阜可見七分大食，食甚時刻14時33分。【春秋】所記乃是時觀測的實記。『十月庚辰朔日食』系錯簡誤置。這都已成定論。這樣魯國時歷九月庚戌朔、十月庚辰朔，十一月庚戌朔中無庚子。退一步講，如果【公羊】【穀梁】紀年有誤，孔誕確如【史記】所書為襄二十二年，【春秋】這年七月有辛酉，應為丙午朔，八、九、十月分別為乙亥、乙巳、甲戌朔，十一月為甲辰朔，月中仍無庚子。顯然十一月是錯誤的。生月當為十月。生日【公】【谷】的說法一致，都是庚子日，【史記】缺書。在年、月、日生辰三要素中，月、日基本上可確定下來：十月庚子日。問題出在誕生的年份上。
張先生編過【三千五百年曆日天象】一書，對古六曆很熟悉，經他推算，孔子生卒的中曆、儒曆、格曆年月日期分別表述如下：
誕辰一從【公羊傳】【穀梁傳】
中曆：魯襄公二十一年魯國曆法十月二十一日庚子；夏曆八月二十一日庚子；
儒曆：前552年10月9日；
格曆：前552年10月3日。
誕辰二年從【史記】、月日從【公羊】【穀梁】
中曆：魯襄公二十二年魯國曆法十月二十七日庚子；夏曆八月二十七日庚子；
儒曆：前551年10月4日；
格曆：前551年9月28日。
卒日
中曆：魯哀公十六年魯國曆法四月十一日己丑；夏曆二月十一日己丑；
儒曆：前479年3月9日；
格曆：前479年3月4日。
張先生可能是將孔子的生卒日全部給出了中西曆對應日期的第一人。編者也是編好此書，寫了【前言】初稿以後才讀到此作，發現自己好不容易推出的日期與張先生推算的結果基本一致。但由於當時不知在儒略曆轉換成格里曆時，公元前不同的年份在換算時需減去的天數是不一樣的，如前601年3月至前501年2月之間需減去6天，而前591年3月至前301年2月之間只需減去5天，錯將孔子卒日的格里曆日期像換算生日那樣減去6天，成了3月3日，收進此集時現已改為3月4日。
對於孔子生年確定的問題，張先生卻這麼認為：【史記】的史學價值極高，司馬遷又是一位嚴肅的史學家，【史記】採用【春秋】【左傳】孔子卒年的說法，它記載『孔子年七十三』、『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似亦必有所本。有可能【史記】和【公羊】【穀梁】各有所本，所依的材料不相同，但都是有據的，可又比較簡略和不完整。這種情況下，【史記】給出孔子生、卒、年壽三個年代數據，實際上其中任意兩個都已足夠了。三個數據組成嚴格的自檢系統。哪一個數據有錯都會出現矛盾。【史記·世家】記述了孔子的生平事跡，年歲都以虛齡計數，這是古人習用的計歲方法，年壽和生卒年份又全相符合，而【公羊】【穀梁】只給出生年一個年代數據，如有差錯無法判定。因而，只要【史記】有據，僅此一點即可看出在出生紀年上顯然【史記】有較高的可信度。另外，明清以來，近幾百年，封建王朝一直採用八月二十七日作為孔誕來紀念；多年來，這個日子也一直為孔子後裔所採用，而一般學者認為它『出自其子孫相傳，當得其真』，故而深信不疑；民國以後，1929年又將中曆八月二十七日直接改為公曆8月27日作為孔誕紀念日；而中國台灣於1952年公布確定孔子誕辰據中曆周靈王二十一年夏曆八月二十七日換算成公曆應為9月28日，並定這一天為教師節。故而認為，以魯襄公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七日庚子，夏曆八月二十七日，公曆格曆前551年9月28日作為孔子誕辰比較合宜。當然，這樣也可仍以中曆的八月二十七日作為孔誕紀念日。這樣，今年1989年9月28日就是孔子誕生2539周年紀念日。1990年9月28日是孔子誕生2540周年。中國有過虛歲生日的習慣，因此1989年9月28日也可稱作孔子2540周年誕辰。
張先生以上的判定是受了董作賓先生所說的三種特殊勢力的影響，而且對【史記】的判定與事實不符。前人認為【史記】所記孔子生年月日本於【世本】已為劉咸炘先生破斥，認為【史記】記述孔子生平事跡年歲都以虛齡計數，年壽和生卒年份又全相符合已為董作賓先生所駁。所以取【史記】而棄【春秋】經傳的記載實非明智之見。另外，在他所編的【三千五百年曆日天象】的春秋朔閏表中，認為襄公二十一年魯曆以甲寅朔冬至為正月，此年無閏，閏在前一年，與清王韜的研究結果並不一致。王韜認為是年魯曆二月朔甲寅冬至，因以冬至所在之月的前一月為正月，故此月建亥而非建子，因正月提前了一個月，故需在八月置閏。如此，雖然王表與張表的十月都是庚辰朔，十月庚子同為夏曆的八月二十一日，但對魯國是年實際行用的曆法的判斷是不同的。而在張表中，十月庚辰朔是置於十一月欄下的，月末還標有閏月，雖然在二月欄下的甲寅朔前標註了『正』字，表示是年魯曆應將此月作正月，但因其時魯曆並不規範，常有該閏而未閏或不該閏而閏的現象，表中的標註只能體現規範的曆法而未能體現現實的曆法，故若只依此表讀者自然會受到誤導。編者當初就因誤用此表而得出錯誤的結論。
至於孔子的生卒日是換算成儒略曆好還是格里曆好，江曉原先生站在國際換算通例角度，認為應換算成儒略曆，而徐文新先生則站在精確角度，認為應換算成格里曆。張先生早在他們之前就認為：『目前世界上通行的公曆是格曆，歷史上的日期凡公元1582年以後的一律採用格曆，以前的一律化為儒曆。因為格曆比儒曆更接近回歸年的真值，作為歷史上的紀念日來說，將中國古代的曆日化為今天實行的格曆對應的月日，可能更比較確切。』看來，如作為歷史上的紀念日，張先生的考慮也是精確重於慣例的。我想這個問題能否這麼解決：孔子的生日還是以夏曆的八月二十一日為準。如要確定對應的西曆日期，可以依儒略曆換算為10月9日，這與國際換算貫例是相合的。但自1582年以來，世界各國已先後採用了格里曆並作為公曆，因此，將現今通行的格里曆的對應日期10月3日作為孔子誕辰紀念日應是比較合理的選擇。原定教師節9月10日，有人認為是所有節日中最沒有立節意義的節日，且又不放假，難以表達尊師重教的意義。如以孔子誕辰紀念日作教師節，不僅賦於教師節以重大的文化意義，而且此紀念日正好在國慶節之中，並不需要特別放假，也正好符合【禮記·學記】之『建國君民，教學為先』的意旨，不亦善乎！
1999年【歷史月刊】第8期發表了天文學家江曉原先生的【孔子誕辰考】。該文從現代天文學的角度來研究孔子的誕辰，既使人耳目一新，又讓人易懂易信，為孔子誕辰日在當代的確定奠定了科學的基礎。
江曉原先生的論述十分簡潔，邏輯清晰而縝密，再加結合現代天文學的研究成果，使他得出的結論多年來一直具有極大的影響力。
江先生的論證是這樣的：孔子生年若依【史記】有兩個問題：一是孔子只有72歲，與所說的73歲不合。二是未記孔子出生的月、日。因此，按【史記】無法推出孔子出生的具體日期。【公羊傳】和【穀梁傳】都記孔子生於魯襄公二十一年，即公元前552年，也同記出生日為庚子，所不同者一為十一月，一為十月。從文獻的自洽程度看，九月庚戌朔，十月庚辰朔，接下去二十天後是庚子，則此庚子只能出現在十月，整個十一月不可能有庚子甲子是六十天一循環，因此【公羊傳】的記載自相矛盾。這樣唯一可靠的記載就是【穀梁傳】了。
因為二傳在孔子出生這一年都記載了日食，經現代天體力學方法推算，公元前552年，即魯襄公二十一年這年中，在曲阜確實可以見到一次食分達到0.77的大食分日偏食，這與『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的記載完全吻合，而在次年的襄公二十二年沒有任何日食。
為了確定這次日食的日期，江先生採用了天文學上的『儒略日』，——與干支系統類似的以『日』為單位的單向積累的記時系統，確定了此日為公元前552年8月20日，然後就可推出孔子生於公元前552年10月9日，卒於公元前479年3月9日。
文末還指出，紀念誕辰幾周年的算法應用紀念年份+552-1這個公式，因為沒有公元O年，如從公元前某年算起需減去1。如今年的孔子誕辰周年算法為2021+552-1=2572周年。1989年郵電部發行的『孔子誕辰2540周年』紀念郵票，周年年數也是這麼算的：1989+552-1=2540年。但如認孔子誕生於公元前551年，則是算法出了問題。
如果說劉咸炘先生從文獻與常識角度令人信服地告訴人們，孔子生日當依【穀梁傳】所載，為魯襄公二十一年夏曆八月二十一日，而江曉原先生則從科學與邏輯角度無可辯駁地證明，若依公曆，孔子誕生於公元前552年10月9日。
2011年9月遼寧大學文學院教授畢寶魁先生發表【孔子生年生日詳考】，認為近來每年一度的祭孔大典都在9月28日，而這個日子是缺乏依據的。他綜合了歷史文獻與現代天文學的佐證，最後得出如下結論：『【春秋公羊傳】和【春秋穀梁傳】中明確記載着孔子的生日，排除衍文的干擾後，可以認定兩傳記載的日子是一天，相互吻合。兩傳的傳人均是孔子得意弟子子夏，子夏終身追隨孔子，是著名弟子，應該知道孔子生日，故所記載之日期可以相信。【春秋左氏傳】是孔子同時代人左丘明所著，不記載孔子生日是天經地義。而司馬遷所記極其簡略，只有生年沒有生日，生年也與兩傳不同，不應採信。【孔叢子】和【孔子家語】兩書均沒有孔子生日之記載。其他文獻則更晚出，更沒有說服力。【孔氏祖庭廣記】之孔子誕辰是採用司馬遷生年與兩傳記載之生日而成，司馬遷與兩傳年不同，農曆日期亦必然不同。【三千五百年曆日天象】中所推衍之日食與【春秋三傳】之文獻記載全合，足以證明孔子生在魯襄公二十一年。再用最科學之儒略日與干支法相咬合，完全沒有月份之干擾，推論出孔子的生日。這樣，孔子出生年月日便可以確定為魯襄公二十一年十月庚辰朔庚子日，即二十一，公曆為公元前552年10月9日。其他說法均應廢棄。因此本人建議將以後的祭孔典禮改在孔子生日進行。如公曆，則是每年的10月9日，如農曆，則是八月二十一。』可見，畢寶魁先生已將劉咸炘與江曉原兩位先生的研究成果完全結合了起來。 == 王笑東以『三正』提出新說 ==
2016年古天文學者王笑冬先生發表了【天之生我 我辰安在？——孔子生卒天文曆法考】，對孔子的生卒日提出了與前人不同的看法。
首先，王先生提出了自己的一個獨特的看法，認為：『殷曆建丑，武王克商後，雖然周王室將正月前移一月，改為建子，但魯國與毗鄰的宋國依然使用殷曆「建丑」的曆法，我們稱為「魯舊曆」。隨着周王室對周曆的推行，魯國的曆法也同時使用建子，我們稱為「魯新曆」。』『春秋時期的魯國，「魯舊曆建丑」與「魯新曆建子」兩種曆法並行使用。孔子就誕生在這個特殊的歷史時期，這就是魯曆的獨特之處。』『我們推測，用「魯舊曆」與「魯新曆」記載的大部分原始史料由於魯國的社會動盪而散佚。少數散落的史料後來被孔子整理成了【春秋】，完成了第一次結集。』何以證明魯國在春秋時或孔子修【春秋】時是『魯舊曆』與『魯新曆』並用呢？作者在研究日食時發現同一日食，【公羊傳】與【穀梁傳】的記載有時剛好相差一個月。如文中說：『【公羊傳】曰：「三月癸亥朔，日有食之。」為魯新曆三月癸亥朔，儒略曆公元前626年2月3日。【穀梁傳】曰：「二月癸亥，日有食之。」應為魯舊曆二月癸亥朔。』於是，關於孔子的誕辰，作者便得出以下結論：『魯襄公二十一年只有「魯新曆十一月庚子」，也就是「魯舊曆十月庚子」，同時符合【公羊傳】和【穀梁傳】中孔子生辰的記載。這一天是周正十一月二十一，殷正十月二十一，夏正九月二十一，魯舊曆十月庚子，魯新曆十一月庚子。這天為儒略曆公元前552年10月9日。』
王先生推出的公曆日期與江曉原先生一致，但夏曆日期幾乎與歷代遵從二傳的都不相同。不同的根源在於先儒從未有人認為【春秋】是用新舊魯曆兩種不同的曆法並行記事，雖然有人認為用周正，有人認為用夏正。因此，【公羊傳】的『十有一月庚子』被認為是衍文或誤文，因為二傳在『九月，庚戌朔』與『十月，庚辰朔』的記載上完全一致，而十月有庚子，十一月並無庚子，這樣自然就以【穀梁傳】的記載為準了。而王先生首先認定【公羊傳》裡信息的可信度很高，裡面記載的十一月就是以十一月為歲首的周正的十一月，換算成夏正得減去兩個月，孔子的生日就成為九月二十一日。【穀梁傳】記為十月庚子，是因為用以十二月為歲首的殷正記載，換算成夏正得減去一個月，孔子的生日也是九月二十一日。王先生就這樣用自己的一個似乎能找到證據的假設，即【春秋】用『魯舊曆』與『魯新曆』兩種曆法並行記事，將二傳關於孔子生日的記載統一了起來，但結論卻不是幾乎已是公認的八月二十一，而是九月二十一了。
王先生對【史記】的記載自然也是否定的，對將9月28日視為孔子誕辰日的由來也作了清晰的推斷：『司馬遷在【史記】「孔子世家」中記載：「魯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被後世學者由此推斷為周曆的「十月庚子」，這天為夏正的八月二十七。這樣一錯就錯了兩千多年。如按曆法推斷，這天為儒略曆公元前551年10月4日。』『到了中華民國，推行公曆，也就是格里曆。因為考慮格里曆每400年比儒略曆少了3個閏日，自所謂「孔子誕辰日」的公元前551年至格里高利十三世教皇在1582年把10月4日的第二天改為10月15日，格里曆比儒略曆多出10日，故把孔子的誕生日在10月4日基礎上，又前移了6日改為9月28日。於是，國際上就把格里曆公元前9月28日視為「孔子誕辰日」。』『今天，有人把【公羊傳】與【穀梁傳】記載的「孔子誕辰日」在「10月9日」的基礎上推算為公曆格里曆的10月3日，也前移了6日。但是，在公元1582年之前使用格里曆不符合國際上習慣做法，容易造成歷史信息的混亂。所以國際「孔子誕辰紀念日」應是每年的10月9日。國家的祭孔日應為每年的農曆夏曆九月二十一。』 == 曹景年鞏固夏曆八月廿一說 ==
2017年9月，孔子研究院曹景年先生發表【孔子誕辰諸說源流考】，對關於孔子誕辰的諸多觀點進行追根溯源並考辨其真偽。該文也認為【公羊傳】與【穀梁傳】關於孔子生日的記載其實是一致的，都是魯襄公二十一年冬十月庚子，只是今本【公羊傳】誤衍了『十有一月』四個字。晉杜預在【左傳】注中說孔子於『魯襄公二十二年生』應該是依據【史記】的記載而來。【孔子家語】記孔子生於魯襄公二十三年，比【史記】更加錯誤，又沒有出生之月日，故沒有參考價值。漢儒賈逵、服虔及東漢【老子銘】皆認為孔子生於襄公二十一年。文中還參考了金友博先生【史記孔子生年索源】一文的論證，認為學者之所以認為【世本】有記載孔子生年，源於對【孔氏祖庭廣記】中一段話的誤解，錯將【廣記】作者引他書的話當作【世本】的話，其證據有三：其一，他書如【毛詩正義】【穀梁疏】【左傳正義】引用【世本】『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叔梁紇生仲尼』這段話只是簡略記載孔子的世系，中間並沒有孟皮的故事，更沒有娶顏氏的故事，也絕不見孔子誕辰的信息。其二，【世本】是對諸侯大夫世系的記載，是流水賬式的，其基本格式是『某生某』，記載孔子誕辰不合其書體。其三，漢唐經史大師，在論及孔子誕辰時，無一引【世本】為說，如【穀梁疏】【史記索隱】等，都多次引用【世本】，但在論及孔子誕辰時只提【史記】與【春秋三傳】。如果【世本】有這句話，豈有不用之理。因此可以斷定【世本】中並無孔子誕辰的記載，而僅有關於孔子的世系羅列，【孔氏祖庭廣記】記載的『魯襄公二十二年冬十月庚子日孔子生』這句話應該是該書作者孔元措的話，而非【世本】的記載。這跟劉咸炘先生的判斷可謂異曲同工。
關於該遵【史記】，還是該遵【公羊】，該文指出：『眾所周知，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設立五經博士，其中【春秋】一經為公羊博士，終兩漢皆然，在漢人眼裡【公羊傳】是【春秋】的正統解釋。【左傳】【穀梁】雖然在漢代也有流行，但它們僅屬於民間性質的學術。漢人稱【公羊傳】一般直接稱「春秋傳」，具有僅次於經典的地位。漢代刻石經，除了把五經刻上去，又加了【公羊】和【論語】，二者是儒家「傳記」中地位最高的二部書，因此，一般學者提到孔子誕辰當然要以【公羊傳】為依據。……在司馬遷作【史記】時，【公羊傳】早已立為博士，成為具權威性的學說，而司馬遷作【史記】也有繼承【春秋】的意思，所以他不可能對【公羊傳】關於孔子生日的記載一無所知。既然知道，他不可能再去記錄另一個與之不同的說法且沒有任何說明。所以司馬遷在【史記】中記錄孔子生年，幾乎可以肯定資料來源就是【公羊傳】。但為何又與【公羊傳】不同，而相差一年呢？這有兩種可能。第一種可能，司馬遷誤把【公羊傳】的日期按周正以十一月為歲首計算。如果司馬遷見到的是衍了『十有一月』的文本，則十一月按周正是第二年了編按：此處的推論需建立在司馬遷認為【公羊】用夏正記事才能成立；第二種可能，如果他見到的是沒衍「十有一月」的文本，由於漢朝在太初之前，都是以十月為歲首，可能他習慣性地認為十月就是第二年了，於是記為魯襄公二十二年。總之，過去由於人們過度崇拜司馬遷，所以對其結論深信不疑，反而置二傳於不顧。其實【史記】中的年代錯誤不在少數，而二傳都在【史記】之前，應該比【史記】更為可靠。』
該文的最後結論是：孔子誕辰的材料應以【公羊傳】【穀梁傳】所載最為準確，即魯襄公二十一年冬十月庚子庚子即是月二十一日。換算成今天通行的農曆，即八月二十一日。換算成儒略曆為公元前552年10月9日格里曆為公元前552年10月3日。 == 余覺中的觀點變遷 ==
2017年12月，余覺中發表【孔子生卒年月日考辨】。此文在論證孔子生日部分受王笑冬【春秋】『同時使用魯舊曆與魯新曆兩套曆法記事』說的影響，又誤用了張培瑜【三千五百年曆日天象】一書中的春秋朔閏表，也得出了孔子生於夏曆九月二十一日的結論。但在孔子卒日的論證中又認同清代考據大家江永的觀點：【春秋】經傳常有相差一月的現象，這是由於周王朝東遷以後變得衰微，天子未必統一頒歷而由列國自行推步造成的。因為置閏不同，周曆與魯曆、魯曆與衛歷往往有一月之差。對於這種現象，王笑冬認為是用了兩套不同的曆法體系造成的，而江永卻認為是同一套曆法體系由於置閏不同而造成。在江永看來，杜預認為哀公十六年四月無己丑只有乙丑的觀點是錯誤的，杜預認為五月十二才是己丑，可以看出杜預是按閏在哀公十五年之末的衛歷來推的，因魯曆在此年年末並未置閏，故此時已是哀公十六年的正月了。如此推下去，魯曆在四月是有己丑的，此日便是四月十一日，即孔子的卒日是夏曆二月十一日，而非杜預所認為的二月十八日，如換算成公曆，則為公元前479年3月9日。
2016年6月曲阜師範大學孔子文化研究院博導黃懷信先生在中華詩禮家風學術研討會暨中華孔子學會孔子後裔儒學促進會成立大會上的研討論文【孔子生年月日及形貌】發表在商務印書館2019年8月出版的【詩禮傳家】上。
文中認為，錢穆先生根據韓非兩人爭訟『後息為勝』的原理，取後說，並認為『至於詳考確論，不徒不可能，抑且無所用』是不對的。事實上，這個問題在今天不僅已經可以確論，而且變得非常簡單。因為現代天文學的研究成果，已經使數千年前中國古曆每個月的朔日干支及所對應的公曆日期一一得到確定。所以，關於孔子之生年月日，現在完全可以得到最終的確定。而確定孔子的實際生年月日，自然有其實際的意義，比如知孔子之年壽，確定孔子的紀念日之類。錢穆先生所謂『無所用』，實際上只是因為『不可能』而發的推託之辭。
關於孔子的生月，文中說二傳之『庚子』月份雖然相差一個月，但其九月『庚戌朔』與十月『庚辰朔』則是相同的，而且皆有日食記錄。考【春秋注】，於襄公二十一年也有『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的記載。這一記載是否可靠？據張培瑜先生所編制的【中國先秦史歷表】所附【春秋日食表】，襄公二十一年之庚戌朔確實發生過曲阜可見的食分為0.77的日食，說明二傳所記九月天象及干支是可信的。【張表】襄公二十一年十月庚辰朔無日食，說明二傳該月『日有食之』四字可能是承【春秋經】以來之誤記。楊伯竣於此經下注曰：『此日不入食限，史官誤記，或司天者誤認。兩月比食雖有之，惟皆為偏食，而非同一地所能迭見。若全食、環食之後，決無兩月連食之理。』可見此十月庚辰朔之日食確實不當有。十月日食雖屬誤記，但並不影響九月『庚戌朔』日食的可信性，因為已經得到天文學的驗證。九月『庚戌朔』日食既可信，那麼十月『庚辰朔』自然也就沒有問題。十月既為『庚辰朔』，庚子去庚辰21日，庚子日自然就是十月之二十一日，而十一月則不得有庚子。可見【穀梁傳】之『十月』是正確的。那麼也就是說，孔子之生日為當時『庚辰朔』之十月二十一，這是首先可以確定的。
關於生年，文中說，【史記】雖記在襄公二十二年，但無月日，加之時代晚於二傳，其可信度理應不如二傳。更重要的是，查【張表】，襄公二十二年整個一年都沒有庚辰朔之月，也沒有日食，可見其說確實不可信。所以，當以二傳為是。錢大昕曰：『賈逵注【左傳】於襄公二十一年云：「此年仲尼生。」又昭二十四年服虔注引賈逵說云：「仲尼時年三十五。」是漢儒皆以孔子生在襄公二十一年也。』看來漢儒以孔子生在襄公二十一年的說法是正確的。【史記】定為襄公二十二年沒有任何依據，應當屬於誤記。【闕里志】云周靈王二十一年、魯襄公二十二年孔子生，無疑也是本於【史記】，所以不可信。司馬貞【史記索隱】曰：『【公羊傳】襄公二十一年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今以為二十二年，蓋以周正十一月屬明年，故誤也。』今按：周正十一月僅為夏正九月，斷無屬明年之理，司馬貞之說非是。看來所謂『後息者為勝』的說法，並不科學。所以我們不能輕從【史記】。
文中還認為，目前通行的說法以孔子生於公元前551年即魯襄公二十二年周曆十月、夏曆八月，說明是年從【史記】，月從【穀梁傳】。宋代孔傳撰【孔氏祖庭廣記】云：『魯襄公二十二年冬十月庚子日，孔子生。』應該是此一組合的最早出處。然而年從【史記】本已不可信，而月從【穀梁傳】更等於是張冠李戴。因為中國古曆每年同一個月的朔日干支並不相同，求其具體日期，必須從該月之朔日推算。月配錯了年，具體日期自然會產生差異。可見目前所謂『魯襄公二十二年周曆十月、夏曆八月』的說法，絕對不可取。
孔子的生日如何換算為公曆呢？文中說，查【張表】公元前552年即是靈王二十年魯襄公二十一年周曆十一月庚辰朔，與二傳及【春秋經】差一個月。然而其表之十月為庚戌朔，與二傳及【春秋經】之九月庚戌朔又一致。可見是遞差一個月。這就說明，二傳及【春秋經】曆日干支記載雖然是真實的，但當時實際曆法失真，上年誤閏一月。就是說，當時上年本不應有閏月，而誤置了一個閏月，使當年月份統一提前了一個月，這樣一來，十一月就成了十月，十月就成了九月。誤閏及失閏的現象，在古代是常有的，所以不足為怪。總之，該月庚辰朔沒有問題。庚辰朔既無問題，那麼只要查出其所對應的公曆日期，孔子所生庚子日所對應的公曆日期自然也就可以確定。查【張表】，此庚辰朔為公曆公元前552年9月19日，庚子去庚辰21日，那麼孔子生之庚子日，即該月之二十一日，於公曆就是公元前552年10月9日。江曉原教授運用現代天體力學方法回推，驗證了『庚戌朔』日食，並結合儒略日，排算出的結果也是公元前552年10月9日，與我們的結論完全一致。看來孔子的實際生年月日，確應如是定。
黃先生從文獻、天文與曆法角度有力地論證了孔子誕辰不是不可考，也不是不能定，而考定本身也並非沒有意義。其結論亦佐證了劉咸炘、董作賓與江曉原三位先生的觀點。不過文中認為魯曆在孔子誕辰那一年的前一年不應有閏而誤閏了一月，從而導致二傳及【春秋經】之九月庚戌朔與【張表】遞差一個月，似不如清儒的考證更有說服力。王韜認為魯曆是年由於正月前置了一個月，本應在二月置閏而未閏，故不得不在誕辰那一年的八月補閏。這也能解釋為何【春秋】經傳與【張表】會有一個月的遞差。但實際上這一個月的遞差也是黃先生誤讀【張表】的結果，因為【張表】認為魯曆是年以二月的甲寅朔為正月，故在『甲寅』前注了一個『正』字。因此，表上的十月庚戌朔實與【春秋經】之九月庚戌朔一致，二者並無一個月的遞差。
2019年11月，余覺中又寫了【孔子生卒年月日再考】，對舊作【孔子生卒年月日考辨】一文中的觀點作了修正。作者查考了清代及今人的一些曆法著作與資料，發現春秋時的魯國曆法已有變亂，置閏不像周王朝頒布的曆法統一置於歲末，從【左傳】看就有閏三月、閏八月的記載。清代曆法學者王韜根據【春秋】經載哀公十六年正月衛世子蒯聵自戚入於衛，而【傳】卻記在十五年的閏月，遂得出以下結論：【經】【傳】之所以相差一月的原因是魯曆與衛歷二者同為周正的曆法系統因置閏不同造成的，衛歷在哀公十五年年末置閏，而魯曆並未置閏，【經】依魯曆，而【傳】依衛歷，故【經】【傳】記蒯聵入衛事有一月之差。【再考】認為【穀梁】與【公羊】記載孔子生日相差一月的情形與此類似，即襄公二十一年魯曆在十月前置了閏據王韜考證是年魯曆閏八月，而衛歷則按常規只在歲末置閏，這樣魯曆的十月即是衛歷的十一月，【穀梁】按魯曆記，而【公羊】則按衛歷記。這跟王韜的觀點：『左氏所據者衛歷也，經文所從者魯曆也。左氏多得他國典籍，每雜用他國書，書衛事則用衛歷，書周事則用周曆，書晉事則用晉歷，其與【經】同者則據魯曆以參改。然隸事既多，取材又博，往往有失於改正者，故日月或有時與【經】違異，要不足為左氏病也，在善讀【經】【傳】者自能領略之耳。』是相合的，跟江永的觀點也完全一致。比較起來，【春秋】並用兩套不同的曆法記事的觀點就不太能站得住腳了。
【再考】指出，【考辨】一文的問題在於未經論證就以王笑冬先生的兩種曆法並用說作前提，再加上在查張培瑜先生編的【三千五百年曆日天象】的春秋朔閏表時發現【春秋】經記的『十月庚辰朔』要在表中所列的魯曆十一月才能找到當時沒有注意到該表在襄二十一年二月甲寅朔前標註了一個『正』字，因此也判定此年的【春秋】經與【穀梁傳】是用建丑的『魯舊曆』即殷曆記錄的，而【公羊傳】則是用建子的『魯新曆』即周曆記錄的，從而由寫作此文的本意想反駁王笑冬先生的『九·二一』說轉為贊同此說。作者在寫作【考辨】時，根本想不到【三千五百年曆日天象】一書的春秋朔閏表與戰國朔閏表會有問題，王笑冬先生考證所依據的天文軟件也同樣有問題。比如，查天文軟件，儒略曆公元前479年3月9日相對應的周曆日期是四月十二日。如查【三千五百年曆日天象】戰國朔閏表，得到的結果與天文軟件相同。這與先儒確定的四月十一日有一天之差，原因何在？
原來戰國朔閏表是從公元前480年起始，為統一起見，便不再列魯曆了。如列上魯曆的話，公元前479年的正月應是辛亥朔，而周曆卻是庚戌朔，也就是說魯曆的合朔要比周曆晚一天，晉杜預的【長曆】合朔同周曆，故杜氏認為四月無己丑，只有五月才有，認為【左傳】的『己丑』乃『乙丑』之誤，而按魯曆，正月辛亥朔，二月庚辰朔，三月庚戌朔，四月己卯朔，己丑則為四月十一日。從戰國朔閏表看，魯曆與殷曆是一致的，而殷曆是建丑的，如依王笑冬先生的假設，此年【左傳】應是用『魯舊曆』記才對，那麼換算成夏曆應是三月十一日，而王笑冬先生又換算為二月十二日，顯然又是按周曆建子算的。江永在【鄉黨圖考】中明確指出：『四月己丑當為十一日也，時魯曆與衛歷不同，蒯聵入衛事【傳】依衛歷在前年閏十二月，而【經】書此年正月己卯，是魯曆前年不置閏，故此年正月有己卯。正月既有己卯，故四月己卯朔，十一日為己丑。杜雲四月十八日乙丑，無己丑，己丑，五月十二日，日月必有誤，非也。』
【再考】還引今人關立行、關立言先生在【春秋時期魯國曆法考】一文中的觀點，證明魯國的曆法與周王朝的曆法都是『周制』的曆法，即以冬至所在的月為正月。但春秋魯國曆法卻是一部閏余乖次、有失規範的曆法，存在『超閏』即不當閏月而提前閏了月與『失閏』即本當閏月而未及時置閏的現象。正因如此，『兩千年來，歷代研究春秋曆法、編注春秋朔閏表的學者層出不窮，一些外國學者如新城新藏、藪內清等也在這方面作過大量工作，但迄今見到的春秋朔閏表均未能臻於至善。有些學者，如杜預、趙東山、陳厚耀，特別是如顧棟高等囿於單純追求歷史學考證的方法、觀點，缺乏天文學方面的造詣。顧棟高仿杜氏長曆所輯春秋朔閏表，與春秋經傳似可相合，然而與推算不符，不足以令人信服；另一些學者，如江曰楨、郭守敬、張培瑜等片面追求天文學推算結果的準確性，忽略了春秋時期天文學發展的實際水平和「考證」在歷史學中應占有的地位，編注的春秋朔閏表與春秋經傳不合，不能反映歷史的本來面目，難免出現替古人重排歷表的失誤。』看來春秋戰國朔閏表的問題是確實存在的。如一味根據現代天文曆法表來考證孔子的生年月日也是會出問題的。由此也可見『九·二一』說問題的根源在於以假說作前提，並且片面追求天文學推算結果的準確性，而忽視了文獻考證在歷史學中應有的地位。
【再考】最後認為：如以魯國實際使用的曆法為準，即以歷史學或現實的眼光來看，孔子的生年月日當依【穀梁傳】，為魯襄公二十一年十月庚子，換算成夏曆則為八月二十一日，換算成西曆儒略曆則為公元前552年10月9日。孔子的卒日當依【左傳】與【史記】，為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換算成夏曆為二月十一日，換算成西曆儒略曆則為公元前479年3月9日。如以逆推的日期為準，即以天文學或理想的眼光來看，孔子的生日可依【公羊傳】，為魯襄公二十一年十一月庚子，換算成夏曆則為九月二十一日，換算成西曆格里曆則為公元前552年10月3日。孔子的卒日仍依【左傳】與【史記】，換算成夏曆為二月十二日，換算成西曆格里曆則為公元前479年3月3日。如從尊重歷史事實這一角度來看，筆者傾向於將孔子的生日定為八月二十一日。考慮到尊重國際慣例，換算成西曆時，筆者傾向於用儒略曆，定為公元前552年10月9日。考慮到今後國際社會共同紀念孔子誕辰的方便，國家層面將之定為10月9日可能是比較理想的選擇，一方面避開了由於當時春秋曆法的混亂致使經文記載有異而造成的日期爭執，另一方面又由於經文記載了日食，有可靠的天文學推算作支持，應是最無爭議的選擇。今後民間祭孔的日期可依夏曆，孔子的生日可定為八月二十一日，卒日可定為二月十一日。國家或國際紀念日可用公曆，孔子的生日可定為公元前552年10月9日，卒日可定為公元前479年3月9日。
可以說，到了【孔子生卒年月日再考】，千古以來有關孔子生卒年月日的最早、最可靠的記載，不同說法的源頭，歧見的原因，以及重新確定孔子生卒日的天文、曆法與文獻依據都得到了充分的澄清。
2020年3月，精於中醫與曆法的崔記川先生寫了【孔子生日求真】。該文以漫談的形式，對孔子的生日、生月與生年作了別具一格的考證。文中認為，生日為庚子日，自古無異議，十月初一是庚辰，十一就是庚寅，二十一就是庚子。至於孔子生於八月還是九月？不可能是九月，因為九月二十一最晚已到了11月8日以後，最早也在10月13日到14日，這說明這是一組根本不可能存在的組合。從常識角度否定了『九·二一』說。
至於孔子究竟生於公元前551年還是公元前552年，作者獨闢蹊徑，既不參經，也不參【三千五百年曆日天象】，而是先算出前552年到2053年，在2604年當中共有632個閏年。2604乘以回歸年天數365.242199074即得其間的總天數為951090.686天。如乘以365加上632則得公曆累積天數951092天。951090除以60，即得15851.5個甲子周期，0.5個甲子周期就是30天。任一干支加30天，干不變，支對沖。對沖有六對：子午、丑未、寅申、己亥、卯酉、辰戌。從萬年曆可查，2053年八月二十日是庚午，公曆是10月1日。顯然，前552年八月二十一至2053年八月二十日共951090天，那951092天就是前552年八月十九日。換句話說，前552年八月二十一就是10月3日。
作者這一求證法避開了繁瑣的考證，與江曉原先生用儒略曆來求證異曲同工，可謂簡捷而無可爭議，而其考證結果又與先儒與今賢主【春秋】二傳說的相合崔先生推算的10月3日是依據格里曆，如換作儒略日也是10月9日。這也從另一角度否定了『九·二一』說。
關於【春秋】用何種曆法記事問題，作者認為毫無疑義地用周曆，這從【公羊傳】解釋孔子【春秋】中記事用『王正月』，【左傳】直接用『王周正月』可以看出。【穀梁】【公羊】二傳再承【春秋】經文後，另有記事，可見三傳與【春秋】都是用的同一種曆法，即周曆。孔子在世時欲行夏曆，但是意行，並非真行。周天子實行告朔制，每月何日定為初一，提前告知各諸侯國，魯國諸侯為天子近親，豈能例外？魯國實行的是周曆，亦稱魯曆，平王東遷後，周室衰微，告朔制漸廢，於是魯曆與周曆在置閏置朔方面都有些差異。
對於【春秋】所載襄公二十一年九月庚戌朔與十月庚辰朔連月日食之事，作者有個大膽的推測：【春秋】經記錄的『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是參考魯史的資料，魯史雖有這次日食，但其原文絕對不是『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極可能是：十月，日有食之；或十月朔，日有食之。孔子記錄的『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是周史的原文，接下來孔子看到魯史十月的這次日食，誤以為是兩次日食，順帶把干支補上。實際這兩者所記是一次日食，只是由於魯曆置閏滯後，周曆與魯曆在這一年出現了月份名稱的不同。參看【三千五百年曆日天象】，此年【春秋】經稱九月庚戌朔，成為十月庚戌朔。同理，襄公二十四年『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是和襄公二十一年一樣的情況。
關於【三千五百年曆日天象】，作者張培瑜先生自言是根據【春秋】經復原的魯曆，但崔先生認為張先生復原的是一部以置閏滯後的魯曆為置閏原則逆推而成的魯曆，完全和周曆不一樣。 但是有個別月份周曆與魯曆是一致的，這是兩種曆法的公共月份。 有一點可以肯定：魯襄公二十一年【三千五百年曆日天象】的魯曆是與真實的魯曆一致的，【公羊傳】『十有一月孔子生』就是佐證。作者又大膽推測說，【公羊傳】作者公羊高與老師子夏關係應更密切，這十有一月必是孔母親口傳於孔子，孔子傳子夏，子夏傳公羊高。親口所傳，並非衍文。又認為張表這一年的曆法與當時魯曆是完全相同的。仔細看是年曆法記錄，在魯曆二月前寫了一個『正』字，這表示魯曆二月應算作魯曆的正月。以此類推，周曆庚辰朔是十月初一，而魯曆庚辰朔則是十一月初一，同為一月而兩名。孔子這兩年記事用的是周曆，並且襄公二十年年底置閏了。【三千五百年曆日天象】是年沒有置閏，而是在二十一年置閏了。因此，十有一月，孔子生，皆口耳相傳，千真萬確。
作者還認為，秦代使用的曆法是採用夏曆自然月的名稱，只是以十月和九月分別為一年的開始與結束。由此我們可以看出秦代及漢代所行的都是夏曆，只是秦代以十月為一年記事的開始。司馬遷必是認為孔子當時的曆法亦是採用夏曆的月份名稱，而以十一月為一年的起點。參看【公羊傳】的『十有一月孔子生』之句，將聖人之生年定為魯襄公二十二年。值得一提的是，不論是二十一年還是二十二年，如用公曆記年也應記在前552年之下，但司馬遷時代還沒有公曆，如果有公曆的話，司馬遷也絕不會記在前551年之下。
文中最後還以易卦斷定孔子生於己酉歲，而非【史記】記的庚戌歲。
2020年7月，為使讀者在短時間內了解孔子生日的考證思路與考證結果，余覺中用了千來字撰寫了【孔子生日考簡述】。文中說考證孔子生日首先是原始資料的取捨問題。如以最早的記載為準，當依【春秋】經傳，則孔子生於襄公二十一年，即公元前552年，而不是【史記】記的襄公二十二年，即公元前551年。至於二傳記載生月相差一月，跟春秋後期列國自行推歷有關。因周王朝未能統一頒歷，周曆名存實亡，故魯曆亦即周曆，但魯曆與衛歷因置閏或合朔不同，二者有時會有一月之差。因子夏是衛國人，故子夏或其門人依衛歷記作十一月庚子是很有可能的。認為【春秋】經傳同時用新舊兩種魯曆記事既欠合情理，又乏史料依據，只是假說而已，而認為【春秋】經傳既用周曆又用魯曆兩套曆法記事，也有待進一步查考。如此，孔子生日可依【穀梁傳】，為襄公二十一年八月二十一日。文中最後指出：現在藉助天文學的研究成果來求證孔子生日也是一條路子。如果拋開歷史現實，用天文曆法進行理想的逆推，若依【春秋】經傳，則可得出孔子生於儒略曆公元前552年10月9日或格里曆公元前552年10月3日，查天文日曆或張培瑜先生的【三千五百年曆日天象】一書的春秋朔閏表，可知此日為夏曆九月廿一日。為何現代天文曆法的計算結果會跟【穀梁傳】的記載相差一個月呢？原因是現代天文曆法表並不是完全根據當時的歷史現實編的，因為當時的各國曆法置閏與合朔並不規範統一，致使天文曆法表很難如實反映出來。但這理想逆推的結果倒跟【公羊傳】的記載合上了，因此若據此認為只有【公羊傳】的記載才是正確的，也是不合事實的。不過如果在【穀梁傳】與【史記】兩種記載之間實在難以抉擇時，站在理想的天文曆法角度將之定為九月廿一日也未嘗不是一個也能立得住腳的選擇。
2020年9月針對【孔子生日求真】一文中的某些觀點余覺中又寫了【孔子生月再辨】，在與崔記川先生討論時又先後寫了【孔子生卒年月日考答疑】與【孔子生卒年月日考答崔老師再疑】。
【再辨】說：觀三千五百年曆日表魯襄公二十一年前552年的魯曆表，初看，【春秋】經所記的『九月庚戌朔』放在十月的欄下，『十月庚辰朔』放在十一月欄下。這樣，庚子日自然不在十月而在十一月了。因此，誤以為孔子生於『魯新曆』十一月庚子，換算成夏曆為九月二十一。但細察此表，發現在二月欄下的『甲寅』前注了一個『正』字，表明制表者認為當時魯國是將此月作為正月的，既然表中的二月實為正月，那表中的十月庚戌朔與十一月庚辰朔自然也要前移一月，成為九月庚戌朔與十月庚辰朔，正好與【春秋】經傳所記的相合。如此看來，十一月沒有庚子，【公羊】所記非當時的魯曆亦可斷定，也可知先儒擇【穀梁】而棄【公羊】是有充足理由的。
針對崔文的兩個推測，【再辨】辯駁道：這兩個推測似乎確實有點大膽，孔子記錄的『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為何一定是周史的原文，而不是魯史的原文呢？清人袁谷芳【書法論】認為：『春秋者，魯史也。魯史氏書之，孔子錄而藏之，以傳信於後世者也。』石韞玉【獨學廬初稿·春秋論】也說：『【春秋】者，魯史之舊文也。【春秋】共十二公之事，歷二百四十年之久，秉筆而書者必更數十人。此數十人者，家自為師，人自為學，則其書法，豈能盡同？』未見有【春秋】採用周史原文的說法。對【春秋】與漢初史書四次連月日食之事最合適的態度還是存疑，這也是孔廣牧對【春秋】有頻食記載的判斷依據：『連月書食，舊史闕文。疑以傳疑，故聖人不刪。』如依崔先生所言，則孔子不僅修【春秋】不嚴謹，其曆法知識也不及常人了。
【春秋】經並未記孔子的生日，孔子出生時其生日尚無資格載入史冊，孔子修【春秋】時也不可能自己將自己的生日添加到經文中，也不會稱自己為『孔子』。因此，認為【穀梁傳】中記孔子生日的是子夏的弟子魯國人穀梁赤應是可信的。崔先生說『這十有一月必是孔母親口傳於孔子』，應當說是純粹出於猜想。穀梁赤與公羊高同是子夏弟子，子夏為何不將孔母親口所傳的生日也告訴穀梁赤呢？當然，崔先生還有一個推想：『孔子記錄的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是周史的原文。』前文已言此推想缺乏堅實的證據，我們姑且認為經文九月庚戌朔確實出於周史的記載，但如果說【穀梁傳】的『十月庚子孔子生』也是出於周史的記載就有點令人難以置信了，因為到穀梁赤時，周王朝早已停止統一頒歷，身為魯人的穀梁赤為何不遵孔子依魯曆記事的慣例而要用周曆記載先師的生日呢？不管怎麼說，【穀梁】與【公羊】相差一月的事實是明擺着的，二者只能是一種按魯國當時的曆法記錄的，如能確證【穀梁】按周曆記載，【公羊】按魯曆記載，那麼孔子的生日當以魯曆為準，應轉換為夏正的九月二十一，而不應按當時魯國並未實行的周曆轉換為八月二十一。比如今年閏四月，出生在十月的人，還是記作十月出生，而不能減去閏月算作九月出生。因此，依崔先生後面的推想，不應得出孔子生於八月二十一的結論，應與王笑冬先生的結論相同，如此又與崔先生力主的日期相違。
如果不能確證【公羊】的『十有一月』是魯曆的記載，自然不能拿它作為魯襄公二十一年【三千五百年曆日天象】的魯曆是與真實的魯曆一致的佐證。
王笑冬先生雖然也與崔記川先生一樣認為【公羊】是用魯曆記，但與崔先生所持的【穀梁】用周曆記不同，他認為【穀梁】也是用魯曆記，只不過是用建丑的『魯舊曆』記罷了，他的這個推想跟三千五百年曆日天象表倒正好相符，問題在他為了證明【公羊】記載的權威性與確切性，不惜作出『春秋時期的魯國，「魯舊曆建丑」與「魯新曆建子」兩種曆法並行使用』的大膽推想，但因缺乏有力的證據而使人難以信從。現經廣泛查考，基本上可以認定，春秋時的魯國並未同時使用建丑與建子的兩套曆法，但因當時的魯國由於合朔與置閏已經失范，在確定歲首上，並不是都放在有冬至的那一月，有時會提前一月成為建亥，有時會退後一月成為建丑，或退後兩月成為建寅。王先生在核對【春秋】經記載的36個日食時已發現【春秋】經傳記事有周正、殷正、夏正三正並用的現象，誤以為是三套曆法並用，不知是一套曆法由於合朔或置閏失范造成的。此現象已為清曆法考據家王韜在其所著的【春秋朔閏至日考】中明確披露，也為日本考據家新城新藏及中國學者關立行、關立言的研究所證實。
張培瑜與王韜均認襄公二十一年的甲寅朔為冬至。表上也均列乙酉朔為歲首，但張表為何要在甲寅前註上正月呢？因為魯曆與周曆都是建子的，有冬至的這一月應該作歲首，而閏月按規定須置於歲末。張表便是按這個理想的規定製的。但這樣一來也有問題，去掉乙酉朔這一月，此年只剩下十一個月了，那就只好將本作閏月的己卯朔這一個月當作十二月了，那麼此年便無閏月了。如果不以二月作正月，經文的九月庚戌朔就變成十月庚戌朔了，這樣又與經文不合。所以張表這麼處理並不圓滿，不能說這就是當時魯國的真實曆法。相反，王韜在八月置閏就很妥善地解決了這個問題。
關於襄公二十一年閏在何月有兩種說法，一據【大衍曆】或古曆，是年閏二月，一據杜預【長曆】，閏八月。西周時一般置閏於年末，但到春秋時已變成在任何月都可置閏了。如魯文公元年前626年閏三月，魯昭公二十年前522年閏八月，這在【左傳】都有明確記載。但不管是閏二月，還是閏八月，都閏在孔子生月前。而子夏所在的衛國用的卻是衛歷，衛歷也是建子的周曆系統，只因與魯國合朔或置閏不同，導致魯曆與衛歷有時也有一月之差。如哀公十五年衛世子蒯聵自戚入於衛，【傳】在此年末之閏月，而【經】卻書十六年正月己卯，王韜認為是年衛歷有閏，魯曆無閏，左氏據衛歷，而經文從魯曆。如此看來，【春秋】經用魯曆可以確定，【穀梁傳】的作者穀梁赤是魯國人，依【春秋】的體例也用魯曆記載自然是合乎情理的。【公羊傳】有兩個傳本，一同【穀梁傳】，自然是依魯曆，一有『十有一月』四字，可能就是依衛歷，想必是年魯曆閏在孔子生月前，而衛歷則置閏於年末，故二者有一月之差。子夏是衛國人，依衛歷自然要記作十一月，但孔子是魯國人，照理還是須按魯曆記。二傳在漢代成書前曾經長時間的口傳，這恐怕是形成【公羊】兩個傳本的原因所在。
崔記川先生讀了【孔子生月再辨】，提出了以下幾點質疑：一、言【公羊】『十有一月』是用衛歷確乏證據。二、言襄公廿一年閏二月與閏八月有何證據？三、如何判定張培瑜先生的是年曆法在二月前加一『正』字表示魯國當年使用了以此為歲首的曆法？四、孔子卒年其歷在四月前加一個『正』字，據其自己說從前480年後此標註是代表夏曆的正月。換句話說，依張先生的算法先師卒月是正月而不是二月。
余覺中在【答疑】中分別作了回答：
一、 『十有一月』是否是衛歷確實難以定論，但如要證明定非衛歷，也需堅實的證據。【公羊】是否依衛歷關係不大，先儒一般認為【公羊】的『十有一月』為誤記或衍文，故以【穀梁】記的『十月』為當時的魯曆，崔先生認為【穀梁】的『十月』為周曆，而【公羊】的『十有一月』是魯曆。有沒有可能【穀梁】的『十月』是魯曆，而【公羊】的『十有一月』是周曆呢？實際上先儒絕大多數人都是認【穀梁】的『十月』為魯曆的，那麼【公羊】的『十有一月』為周曆應是比較合乎情理的推測。因為按西周時的曆法慣例，一般皆在年末置閏，而魯國當時曆法較亂，有在三月或八月置閏的先例。先儒推測孔子出生那一年或在二月置閏，或在八月置閏，因此周曆此年在二月或八月後會比魯曆提前一個月，即魯曆的十月在周曆已是十一月了。這種現象先儒早就發現並論證過了。由於衛歷有可能比魯曆規範，置閏一般都在歲末，因此衛歷往往就是延續的周曆，這也是先儒早就發現的。我推想【公羊】的『十有一月』是衛歷，也可說它是延續的周曆。但我不說周曆而說衛歷，是想增加【公羊】記載的合理性，因為如果子夏是衛國人如從子夏出生時期來看，他的出生地溫邑應屬晉國，但因衛國與晉國接壤，溫邑也曾幾度易主，溫邑在某個時期曾經屬於衛國也是有可能的，這或許也是有人認為子夏是衛人的原因。即使這不能確定，但【韓詩外傳】有關於子夏與衛靈公的記載，孔子兩次在衛國做官，子夏在衛國成為孔子的弟子則是很有可能的，史載直到孔子去世後子夏才回家鄉西河設館教徒，因此孔子去世時子夏應當還在衛國，衛國應以衛歷記載孔子的生卒日，子夏或子夏的弟子以衛歷來記孔子的生卒日也是合乎情理的。這樣在口傳中就逐漸形成【公羊】一按魯曆、一按衛歷的兩種傳本。當然，這只是一個推想，在我看來，這個推想比起王老師與崔老師的推想似乎要合理一些。
二、如按張表，顯然與【春秋】經不合，那麼【春秋】經是否像崔老師認為的那樣是用周曆記的呢？查此表的周曆為八月庚戌朔，九月庚辰朔，與【經】亦不合。因此，比較而言，閏二月或閏八月之說顯然更為合理，至於閏二月與閏八月究竟哪個更合史實，恐有待進一步考證。從情理而言，此年以冬至前一月為歲首，為建亥，如閏二月就相當於以冬至之月為歲首了，節氣馬上就可調整過來，這應是最理想的。當然，直到八月才閏也有可能，因到那時節氣與平常之年已明顯不合了，已到了不得不閏的時候，此時再閏也是合乎情理的。
三、我在寫【孔子生月再辨】時誤以為張培瑜先生在襄廿一年二月欄下的『甲寅』前注了一個『正』字是表明當時魯國是將此月作為正月的，但後來查看他的【三千五百年曆日天象】一書的【凡例】，內中說：『每頁頂端橫列「正月」至「十二月」、「閏月」為中曆月名。正月為含冬至之月建子之月，月名與採用周正建子曆法周曆、殷曆相合。夏曆、顓頊曆以建寅之月冬至後二月為正月，月名與頂端橫列給出的相差兩個月。表列「正月」為含冬至之月建子，相當於夏曆、顓頊曆的十一月。因排版困難並考慮版面清爽，除特殊情況，夏曆、顓頊曆的月名不另注出。』看來張先生並不認為此年魯國以二月為正月，而只是說明二月是含冬至之月，正月還是從乙酉朔開始，這與王韜的認識是一致的，他們的區別只在置閏的先後。
四、【左傳】記孔子卒於魯哀公十六年前479年，夏四月己丑。魯曆的夏四月是夏正的春二月，不可能是正月。張培瑜先生的戰國朔閏表自前480年後已不再列魯曆，而其時魯國應仍使用魯曆。【經】言：『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卯，衛世子蒯聵自戚入於衛。』但【傳】記此事卻在哀公十五年閏十二月，說明魯曆在哀公十五年並未置閏，查張先生的曆日表可知是年十二月魯曆是辛巳朔，依此推到哀公十六年的正月是辛亥朔，己卯則是二十九日。因魯曆在前一年的末月未置閏，十二月是大月，則此年的正月為小月，故二十九日為晦日，則二月朔為庚辰，三月朔為庚戌，四月朔為己卯，己丑則為四月十一日，即夏正的二月十一日，換算為西曆儒略曆則為公元前479年3月9日格里曆為3月4日。
但晉杜預的看法卻不同，他在【左傳注】中說：『四月十八日，乙丑，無己丑。己丑，五月十二日。日月必有誤。』查張先生的曆日表，前479年周曆四月為戊寅朔，則己丑為四月十二日，四月十八為乙未。五月戊申朔，五月十八為乙丑。六月戊寅朔，六月十二為己丑。由此不難看出，杜預的長曆實是在哀公十五年歲終置閏的周曆，而張先生曆日表中的周曆卻在前一年的歲終並未置閏，而在本年的六月或歲終置閏，由此二者剛好相差一個月。杜預用前一年歲終置閏的周曆衛歷同來否定【左傳】的記載，顯然是不對的，其認為的孔子卒日二月十八雖被孔子四十七世孫孔傳記入【孔氏家譜】，但終被孔廣牧更正為二月十一。王笑冬老師曾根據現代天文日曆將孔子卒日定為二月十二，是由於當時不知現代天文日曆依周曆四月戊寅朔，而不是按魯曆四月己卯朔推算，故多算了一天。
上面已經指出，哀公十六年由於魯曆在前一年歲終未置閏，故魯曆的四月在周曆或衛歷是三月。而張先生的曆日表卻沒有反映出周曆在前一年歲終置閏，以致在四月像魯曆一樣也有己丑日。崔老師憑張先生的戰國朔閏表中周曆四月對應夏曆正月，就推出孔子出生那年十一月即為八月也是不當的，因為表中的周曆四月據實應作三月，則周曆的三月為夏曆的正月才是正常的，由此也正好佐證，張先生的曆日表在孔子生日與卒日這兩年的編排上都出了問題。雖然現代天文學的研究成果有助於我們的考證，但如不小心亦會把我們引入歧途。
崔記川先生讀了【答疑】後，所疑未釋，並認為孔子生年絕對不可能閏二月或閏八月，理由是閏八月不合無中氣置閏這個規則，閏二月轉換為夏曆是臘月，而閏臘月在歷史上很少見。而且根據張培瑜先生的曆日表，依夏曆，此月是上一年的閏十月，當然就沒有後面的閏十二月閏二月與後面的閏八月了。
余覺中於是又寫了【孔子生卒年月日考答崔老師再疑】作了回應。
【答崔老師再疑】首先根據崔先生的具體論述將其論證思路作了如下陳述：
春秋時的魯國實行的是以冬至為歲首的建子歷，即周曆，【春秋】經傳即用這種周曆記事。平王東遷後，隨着周衰告朔制廢止，魯國已自行推步而用魯曆，但【春秋】經依然使用周天子頒定的周曆而不用當時魯國實際使用的魯曆來記事，由於魯曆有置閏滯後的現象，故孔子出生那年，周曆的十月已是魯曆的十一月。張培瑜先生編的曆日表中的魯曆是用置閏滯後的魯曆為置閏原則逆推而成的，所以與周曆完全不同，但孔子出生那一年表中的魯曆正好與真實的魯曆一致，因為【公羊傳】記的『十有一月』即是佐證。
【答再疑】回應道：告朔制廢止前周曆即魯曆，所以說【春秋】經傳用周曆記與用魯曆記是一致的，這沒問題。但告朔制廢止後，【春秋】經到底是依周曆還是依魯曆記事就是個問題了。告朔制廢止後的魯國曆法依然沿用周制建子的曆法已是共識，但因合朔或置閏不同，周曆與魯曆會有一月之差也早為先儒所見。問題是既然魯國已不再用周天子頒朔的曆法，魯國的史官為何不用魯曆而用周曆記事？這顯然是不合情理的，所以先儒基本上均認【春秋】為筆削魯史而來，皆用魯曆記事。因魯曆用的是周制的曆法，從這個意義上說【春秋】用周曆記事也不是不可以。但孔子是魯國人，當時魯國用的是魯曆，穀梁赤又是魯國人，【穀梁】記孔子生月卻不用實際使用的魯曆，而用告朔制廢止前的周曆，這從情理上如何說得通？再說，【公羊】的『十有一月』依魯曆亦缺乏證據，只是猜想而已否則先儒是不會普遍認其為誤記或衍文的，怎能作為張先生曆日表中是年魯曆與真實的魯曆一致的佐證？因此，王笑冬老師認為【穀梁】記的十月為建丑的『魯舊曆』固然是純屬不合情理的猜想，崔老師認為是魯國廢止不用了的周曆也有違情理，孔子的生日不按現實使用的魯曆算而按廢止不用了的周曆算怎麼可能呢？
崔老師認為張表的『夏』對應歲首標註了『十』，並在干支下有一橫槓，說明通過現代精密推算，夏曆此月是上一年的閏十月，從而推出後面沒有閏十二月閏二月與閏八月，這是根據理想的曆法規則推出的結論，而不是符合實際情況的判斷。根據曆法規則，確應在前一年置閏，但前面已提到現實中的魯曆卻失閏了，故將冬至月推遲到二月。既然推遲了一月，理應通過置閏將之調整過來。張表在夏曆的正月『甲申』、殷曆的二月『甲寅』、周曆的三月『癸未』底下標上橫槓，曆日表的【凡例】是這樣說的：『春秋、戰國朔閏表中，朔日干支下部注以「--」號者，該月為無中氣之月，採用「無中置閏法」，這月即為閏月，月名重前月。』也就是說劃橫槓的月是無中氣之月，按漢【太初曆】的規則是要在此月置閏的，但在春秋時不見得在此月置閏，所以張表雖在周、殷、夏三歷中標上橫槓，但仍將閏月標在歲終。至於魯曆，按張表的排列並沒有無中氣之月，他自然也將之置閏於歲終了。這是按春秋曆法的慣例編排的，不見得符合魯國曆法使用的實際，關立行、關立言先生也說張培瑜先生『編注的春秋朔閏表與春秋經傳不合』，所以我們在使用張表時還是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不可一味信從。如依此年的張表，十一月有庚子日，十月庚戌朔，十一月庚辰朔，皆與【春秋】經傳不合。依之推算的孔子生日公曆10月9日與對應的夏曆九月二十一日崔老師也認為是一對不可能的組合。而如果閏二月或閏八月，則與【春秋】經傳剛好相合，公曆10月9日對應的夏曆則是八月二十一日，這自然是可能的組合。至於閏二月還是閏八月，不知現實究竟怎樣，二者皆有可能。如果閏二月，雨水以後的節氣與正常時節就都比較相合了，而且按周曆，新年已過了兩個月，來一個閏月應沒有什麼不正常感的。查昭公二十年，也是冬至在二月，是年閏八月，因此杜歷與王韜皆主閏八月也是有充分根據的。但無論是閏二月還是閏八月，都不影響孔子生日的確定。
張表在某些月份前會註上一個『正』字，【凡例】說：『表列「正月」為含冬至之月建子，相當於夏曆、顓頊曆的十一月。』可見，某月的朔日干支前加注一個『正』字，並不是表明此月為真正的正月，而只是說明此月是含冬至之月，本應作正月，但現實中不見得作正月，就像表中劃橫槓的朔日干支只表示此月無中氣，本應置閏，但現實中不見得置閏。前551年的魯曆正月『己酉』朔前也注了一個『正』字，如代表正月，上面橫欄已註明正月，此處根本沒有必要再注。但如要表明這是冬至所在之月，就有注的必要了，因為不是排在正月欄下的月份都是含冬至之月的。因此，我覺得【答疑】中對【三千五百年曆日天象】一書的【凡例】理解還是正確的。
自司馬遷【史記】記孔子出生於魯襄公二十二年，晉杜預【左傳注】開始認【史記】而不採【春秋】二傳，而對孔子卒日又不認【左傳】【史記】所記的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而自推為四月乙丑，關於孔子生卒年月日的歧見持續了兩千多年。經過歷代學者的苦鑽窮研與深思明辨，至此可以說已消泯了歧見而圓成了定見。
2021年3月，余覺中根據舊作【孔子生卒年月日考辨】【孔子生卒年月日再考】【孔子生日考簡述】【孔子生月再辨】等文寫成【孔子生卒年月日考簡述】，將千古以來的考證成果濃縮到一篇短文中。短文最後寫道：東西幾大聖人的生卒年月日有早期史料明確記載的唯有孔子，但千百年來諸聖中生卒日一直不能確定的也唯有孔子。對於一個有大一統文化傳統的國度而言，連本民族至聖先師的誕辰都不能夠確定，應是一種遺憾。當歷史機緣成熟時，如能將之確定下來，並形成文化共識，當是中國文化史上一樁殊勝大事，其意義之大自不待言。我相信確定至聖先師生卒年月日的歷史機緣已經成熟，這也是代表中國文化正脈的孔孟之道將要在世上復興的徵兆吧！
從孔子生卒日古今的考辨中可以看出，中國文化確實是天地人合一的文化，過去的史書便是這種文化的產物。一個數據錯了，不可能做到典籍、天文、曆法三方面都相合。如八·二七或9.28說首先就無法與典籍相合，因為至今尚未有人發現在任何典籍上有孔子生於魯襄公二十二年十月庚子的原始記載。其次，在天文上也不合，因為襄二十二年並未出現日食。三者能相合的，唯有【穀梁】記的襄二十一年十月庚子。因此，從這個角度我們亦可斷定【春秋】經傳的原始記載是準確的，無可置疑的。這也是我們這個獨特的文化系統幫了我們一個大忙，使我們能將典籍、天文、曆法三方面結合起來，在過了二千多年後還能確考孔子的生卒日。
現在我們可以確定：孔子生於魯襄公二十一年十月庚子，即夏曆八月二十一日，換算成西曆儒略曆為公元前552年10月9日，或公曆格里曆10月3日；卒於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即夏曆二月十一日，換算成西曆儒略曆為公元前479年3月9日，或公曆格里曆3月4日。建議民間春秋祭孔可於誕辰日八月二十一日與忌日二月十一日舉行亦可依傳統於上丁日與下丁日舉行，也可選擇其他比較方便的時間，10月3日可定為國際公共紀念日。通常出版物或紀念物上關於孔子的生卒年月日的說明，如『孔子公元前551.9.28—公元前479.4.11』可改為『孔子公元前552.10.3—公元前479.3.4』。
【孔子生卒年月日古今考辨文選】去年已大致編好，現又收進幾篇，按發表時間先後編排，並寫此【前言】，便於人們看清孔子生卒日問題的來龍去脈，了解歷代學者如何一步一步攻克各種難關，直至徹底解決了這一千古懸案，為不遠的將來在國家或國際層面最後確定孔子生卒日提供一份有價值的參考。
希望關於孔子生卒日的千古論爭到此可以劃一圓滿的句號。
余覺中
黃帝四七一八年辛丑歲七月廿五—八月初八日
2021年9月1-14日初稿
九月初三10月8日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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