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一浮 | 读书法

马一浮 | 读书法

前讲学规，乃示学者求端致力之方。趣向既定，可议读书。如人行远，必假舟车，舟车之行，须由轨道，待人驾驶，驾驶之人，既须识途，亦要娴熟，不致迷路，不致颠覆，方可到达。故读书之法，须有训练，存乎其人。书虽多，若不善读，徒耗日力，不得要领，陵杂无序，不能入理，有何裨益？所以《学记》曰“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也”。古人以牛驾车，有人设问曰：“车若不行，打车即是？打牛即是？”此以车喻身，以牛喻心。车不自行，曳之者牛。肢体运用，主之者心。故欲读书，必须调心，心气安定，自易领会。若以散心读书，博而寡要，劳而少功，必不能入。以定心读书，事半功倍。随事察识，语语销归自性，然后读得一书自有一书之用，不是泛泛读过。须知读书，即是穷理博文之一事，然必资于主敬，必赖于笃行。不然，则只是自欺欺人而已。

《易·系辞》曰：“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夬者，决也。决是分别是非之意，犹今言判断。决去其非，亦名为决。此书名所由始。契乃刻木为之，书则箸于竹帛。故《说文》曰：“书，箸也。从聿。”所以书者，是别白之词。声亦兼意。孔颖达《尚书正义》曰：“道本冲寂，非有名言，既形以道生，物由名举，圣贤阐教，事显于言，言惬群心，书而示法，因号曰书。”名言皆诠表之辞，犹筌蹄为渔猎之具。书是能诠，理即所诠。《系辞》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故读书在于得意，得意乃可忘言。意者，即所诠之理也。读书而不穷理，譬犹买椟还珠，守此筌蹄，不得鱼兔，安有用处？禅家斥为“念言语汉”，俚语谓之“读死书”。贤首曰：“微言滞于心首，转为缘虑之场。实际居于目前，翻成名相之境。”此言读书而不穷理之过。记得许多名相，执得少分知解，便傲然自足，顿生狂见，自己无一毫受用，只是增长习气。《圆觉经》云：“无令求悟，唯益多闻，增长我见。”此是不治之证。故读书之法，第一要虚心涵泳，切己体察，切不可以成见读书，妄下雌黄，轻言取舍，如时人所言批评态度。南齐王僧虔《诫子书》曰：“往年有意于史，后复徙业就玄，犹未近彷佛。曼倩有云：'谈何容易。’见诸玄，志为之逸，肠为之抽。专一书，转诵数十家注，自少至老，手不释卷，尚未敢轻言。汝开《老子》卷头五尺许，未知辅嗣何所道？平叔何所言？马、郑何所异？《指例》何所明？而便盛挥麈尾，自呼谈士，此最险事。就如张衡思侔造化，郭象言类悬河，不自劳苦，何由至此？汝曾未窥其题目，未辨其指归。六十四卦，未知何名？庄子众篇，何者内外？《八帙》所载，凡有几家？四本之称，以何为长？而终日欺人，人亦不受汝欺也。”据此文可知，当时玄言之盛，亦如今人之谈哲学、新学。后生承虚接响，腾其口说，骛名无实，其末流之弊有如是者。僧虔见处，犹滞知解，且彼自为玄家，无关儒行。然其言则深为警策，切中时人病痛，故引之以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之旨，慎勿以成见读书，轻言批评，此最为穷理之碍，切须诫绝也。

今以书为一切文籍记载之总名，其实古之名书，皆以载道。《左氏传》曰：“楚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读书之名始此。《尚书序》曰：“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至于夏商周之书，虽设教不伦，雅诰奥义，其归一揆。是故历代宝之，以为大训。八卦之说，谓之《八索》，求其义也。九州之志，谓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风气所宜，皆聚此书也。”此见上古有书，其来已远。《书序》复云：“孔子生于周末，睹史籍之烦文，惧览者之不一，遂乃定《礼》《乐》，明旧章，删《诗》为三百篇，约史记而修《春秋》，赞《易》道以黜《八索》，述《职方》以除《九丘》。疑当时《八索》者，类阴阳方伎之书，故孔子作《十翼》，以赞《易》道之大，而《八索》遂黜。《职方》，孔颖达以为即指《周礼》。疑上古亦有方志，或不免猥杂，故除之。讨论坟典，断自唐、虞以下，讫于周。芟夷烦乱，翦截浮辞，举其宏纲，撮其机要，足以垂世立教。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轨范也。”此义实通群经言之，不独《尚书》也。《尚书》独专“书”名者，谓其为帝王遗书，所谓“文武之道，布在方策”者是也。“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文所以显道，事之见于书者，皆文也。故六艺之文，同谓之书。以常道言，则谓之经。以立教言，则谓之艺。以显道言，则谓之文。以竹帛言，则谓之书。《论语》记“子所雅言，《诗》、《书》、执礼”，“子不语怪、力、乱、神”，此可对勘。世间传闻古事，多属怪力乱神，如《楚辞·天问》之类。《山海经》疑即《九丘》之遗。如《竹书纪年》、《汲冢周书》、《穆天子传》等，固魏、晋间人伪书。然六国时人最好伪撰古事，先秦旧籍多有之。故司马迁谓“诸家言黄帝，其言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可知孔子删《书》，所以断自唐虞者，一切怪、力、乱、神之事，悉从刊落。郑康成《书论》引《尚书纬》云：“孔子求书，得黄帝玄孙帝魁之书，迄于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断远取近，定可以为世法者百二十篇。今伏生所传今文，才二十九篇，益以古文，并计五十八篇。”《古文尚书》虽有依托，并非全伪。据此可见，孔子删后之《书》，决无不可信者。群经以此类推，为其以义理为主也。故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此是孔子之读书法。今人动言创作，动言疑古，岂其圣于孔子乎？不信六经，更信何书？不信孔子，更信何人？“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吾犹及史之阙文也。今亡矣夫！”此是考据谨严态度。今人治考古学者，往往依据新出土之古物，如殷墟、甲骨、汉简之类，矜为创获，以推论古制。单文孤证，岂谓足征？即令有当，何堪自诩？此又一蔽也。孔子读《易》，韦编三绝，漆书三灭，铁挝三折，其精勤专久如此。今人读书，不及终编，便生厌倦，辄易他书，未曾玩味，便言已了，乃至文义未通，即事著述。抄撮剿袭，自矜博闻，缪种流传，每况愈下。孔子曰：“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此不独浅陋之甚，亦为妄诞之尤，其害于心术者甚大。今日学子，所最宜深诫者也。

《易》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伊川曰：“天为至大，而在山之中，所畜至大之象。”“人之蕴蓄，由学而大，而多闻前古圣贤之言与行，考迹以观其用，察言以求其心，识而得之，以畜成其德，乃大畜之义。”此学之所以贵读书也。“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乃知贵近者必遗远也。河伯见海，若而自失，乃知执多者由见少也。读书非徒博文，又以蓄德，然后能尽其大。盖前言往行，古人心德之着见者也，畜之于己，则自心之德与之相应。所以言“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业者，即言行之发也。君子言而世为天下法，行而世为天下则，故乱德之言，非礼之行，必无取焉。书者何？前言往行之记录是也。今语所谓全部人生，总为言行而已矣。书为大共名，六艺为大别名。古者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言为《尚书》，事为《春秋》，初无经史之分也。尝以六艺统摄九家，总摄四部，闻者颇以为异。《泰和会语·楷定国学名义》其实理是如此，并非勉强安排。庄子所谓“道术之裂为方术，各得一察焉以自好”。《汉志》以九家之言皆“六艺之支与流裔”，亦世所熟闻也。流略之说，犹寻其源，四部之分，遂丰其蔀。今言专门，则封域愈狭，执其一支，以议其全体，有见于别而无见于通，以是为博，其实则陋。故曰“井蛙不可以语于海，拘于墟也。夏虫不可以语于冰，笃于时也。曲士不可以语于道，束于教也”。守目录校雠之学而以通博自炫者，不可以语于蓄德也。清儒自乾嘉以后，小学一变而为校勘，单辞碎义，犹比窥观。至目录一变而为板本，则唯考论椠刻之久近，行款之异同，纸墨之优劣，岂徒玩物丧志，直类骨董市谈。此又旧习之弊，违于读书之道者也。

以上略明，读书所以穷理，亦所以蓄德。料简世俗，读书不得其道之弊，大概不出此数端。然则读书之道，毕竟如何始得？约而言之，亦有四门：一曰通而不局。二曰精而不杂。三曰密而不烦。四曰专而不固。局与杂，为相违之失。烦与固，为相似之失。执一而废他者，局也。多歧而无统者，杂也。语小而近琐者，烦也。滞迹而遗本者，固也。通则曲畅旁通而无门户之见。精则幽微洞彻而无肤廓之言。密则条理谨严而无疏略之病。专则宗趣明确而无泛滥之失。不局不杂，知类也。不烦不固，知要也。类者，辨其流别，博之事也。要者，综其指归，约之事也。读书之道尽于此矣。

《学记》曰：“一年，视离经辨志。”郑注：“离经，断句绝也。辨志，谓别其心意所趣向。”是离经为章句之学，以了解文义为初学入门之事。继以辨志，即严义利之辨，正其趋向，否则何贵于读书也。下文云：“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敬业、博习、论学，皆读书渐进功夫。乐群、亲师、取友，则义理日益明，心量日益大，如是积累，犹只谓小成。至于“知类通达”，则知至之目，“强立而不反”，郑注云：“强立，临事不惑也。不反，不违失师道。”犹《论语》言“弗畔”。则学成之效。是以深造自得，然后谓之大成。故学必有资于读书，而但言读书，实未足以为学。今人读书，但欲了解文义，但谓能事已毕。是只做得离经一事耳，而况文义有未能尽了者乎？

《汉书·艺文志》曰：“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而通一艺，存其大体，玩经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经立也。后世经传既已乖离，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后进弥以驰逐，故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此学者之大患也。”此见西汉治经，成为博士之业，末流之弊，已是如此，异乎《学记》之言矣，此正《学记》所谓“呻其占毕，多其讯”者，乃适为教之所由废也。汉初说《诗》者，或能为《雅》而不能为《颂》，其后专主一经，守其师说，各自名家。如《易》有施、孟、梁丘。《书》有欧阳、夏侯。《诗》有齐、鲁、韩，人持一义，各不相通。武帝末，壁中古文已出，而未得立于学官。至平帝时，始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左氏春秋》。刘歆《让太常博士书》，极论诸儒博士，不肯置对，专己守残，“挟恐见破之私意，而亡从善服义之公心”，“雷同相从，随声是非”。此今古文门户相争之由来也。此局过之一例也。及东汉末，郑君承贾、马之后，遍注群经，始今古文并用，庶几能通者，而或讥其坏乱家法。迄于清之季世，今文学复兴，而治古文家者亦并立不相下，各守封疆，仍失之局。而其为说之支离破碎，视说“曰若稽古”三万言者，犹有过之，则又失之烦。汉、宋之争，亦复类此。为汉学者，诋宋儒为空疏，为宋学者，亦鄙汉儒为锢蔽。此皆门户之见，与经术无关。知以义理为主，则知分今古汉宋为陋矣。然微言绝而大义乖，儒分为八，墨分为三，邹、鲁之间，龂龂如也，自古已然。荀子非十二子，其态度远不如庄子。《天下篇》言“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某某闻其风而说之”，故道术裂为方术，斯有异家之称。刘向叙九流，言九家者，皆六艺之支与流裔，礼失而求诸野，彼异家者，犹愈于野已，此最为持平之论。其实末流之争，皆与其所从出者了无干涉。推之儒佛之争、佛老之争，儒者排二氏为异端，佛氏亦判儒家为人天乘，老庄为自然外道。老佛互诋，则如顾欢《夷夏论》，甄鸾《笑道论》之类。乃至佛氏，亦有大小乘异执、宗教分途，道家亦有南北异派，其实与佛、老子之道皆无涉也。儒家既分汉、宋，又分朱、陆，至于近时，则又成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之争、玄学与科学之争、唯心与唯物之争，万派千差，莫可究诘，皆局而不通之过也。大抵此病最大，其下三失随之而生。既见为多歧，必失之杂。言为多端，必失之烦。意主攻难，必失之固。欲除其病本，唯在于通。知抑扬只系临时，对治不妨互许。扫荡则当下廓然，建立则异同宛尔。门庭虽别，一性无差。不一不异，所以名如。有疏有亲，在其自得。一坏一切坏，一成一切成。但绝胜心，别无至道。庄子所谓“恢诡谲怪，道通为一。”荀卿所谓“奇物变怪，仓卒起一方，举统类以应之，若辨黑白。”禅家所谓“若有一法出过涅槃，我亦说为如梦如幻。”《中庸》之言最为简要，曰：“不诚无物。”孟子之言最为直截，曰：“万物皆备于我矣。”《系辞》之言最为透彻，曰：“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盖大量者，用之即同。小机者，执之即异。总从一性起用，机见差别，因有多途。若能举体全该，用处自无差忒。读书至此，庶可大而化之矣。

学者观于此，则知天下之书不可胜读，真是若涉大海，茫无津涯。庄子曰：“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然弗患其无涯也，知类，斯可矣。盖知类则通，通则无碍也。何言乎知类也？语曰：群言淆乱，折衷于圣人，摄之以六艺，而其得失可知也。《汉志》叙九家，各有其长，亦各有其短。《经解》明六艺流失，曰愚、曰诬、曰烦、曰奢、亦曰《礼》失则离，《乐》失则流。曰贼、曰乱。《论语》“六言”、“六蔽”，曰愚、曰荡、曰贼、曰绞、曰乱、曰狂。孟子知言，显言之过为诐、淫、邪、遁，知其在心者为蔽、陷、离、穷。皆各从其类也。荀子曰：“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宋子蔽于欲而不知得，慎子蔽于法而不知贤，申子蔽于势而不知知，惠子蔽于辞而不知实，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故由用谓之，道尽利矣。由欲谓之，道尽嗛矣。由法谓之，道尽数矣。由势谓之，道尽便矣。由辞谓之，道尽论矣。由天谓之，道尽因矣。此数具者，皆道之一隅也。夫道者，体常而尽变，一隅不足以举之。”荀子此语，亦判得最好。蔽于一隅，即局也。是知古人读书，先须简过，知其所从出，而后能知其所流极，抉择无差，始为具眼。凡名言施设，各有分齐。衡诚悬，则不可欺以轻重。绳墨诚陈，则不可欺以曲直。规矩诚设，则不可欺以方圆。以六艺统之，则知其有当于理者，皆六艺之一支也。其有乖违析乱者，执其一隅而失之者也。祛其所执，而任其所长，固皆道之用也。《诗》之失，何以愚？《书》之失，何以诬？《礼》之失，何以离？《乐》之失，何以流？《易》之失，何以贼？《春秋》之失，何以乱？失，在于不学，又学之不以其道也。故判教之宏，莫如《经解》。得失并举，人法双彰。乃知异见纷纭，只是暂时歧路。封执若泯，则一性齐平。寥廓通涂，谁为碍塞？所以囊括群言，指归自性。此之谓知类。

何言乎知要也？《洪范》曰：“会其有极，归其有极。”老子曰：“言有宗，事有君。”荀卿曰：“圣人言虽万变，其统类一也。”王辅嗣曰：“物无妄然，必由其理，统之有宗，会之有元，故繁而不乱，众而不惑。自统而寻之，物虽众，则知可以执一御也。由本以观之，义虽博，则知可以一名举也。故处璇玑以观大运，则天地之动未足怪也。据会要以观方来，则六合辐凑未足多也。”此知要之说也。《诗谱序》曰：“举一纲而万目张，解一卷而众篇明。”康成可谓善读书者也。试举例以明之，如曰：《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六艺之总要也。“思无邪”，《诗》之要也。“毋不敬”，《礼》之要也。“告诸往而知来者”，读《诗》之要也。“言忠信，行笃敬”，学《礼》之要也。“惧以终始，其要无咎”，学《易》之要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春秋》之要也。“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此亦礼之要也。“报本反始”，郊社之要也。“慎终追远”，丧祭之要也。“尊尊亲亲”，丧服之要也。“谨始”，冠昏之要也。“尊贤养老”，燕飨之要也。“礼主别异，乐主和同。序为礼，和为乐。礼主减，乐主盈。礼乐只在进反之间”，此总言礼乐之要也。“好贤如《缁衣》，恶恶如《巷伯》”，“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此亦《诗》之要也。“《天保》以上治内，《釆薇》以下治外”，“《小雅》尽废，则四夷交侵，中国微矣”，《诗》通于政之要也。“婚姻之礼废，则淫僻之罪多。乡饮之礼废，则争斗之狱繁。丧祭之礼废，则倍死忘生者众。聘觐之礼废，则倍畔侵陵之败起”，“明乎郊社之礼，禘尝之义，治国其如示诸掌”，议礼之要也。“逝者如斯夫”，“四时行，百物生”，读《易》观象之要也。“清斯濯缨，浊斯濯足”，“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读《诗》耳顺之要也。“智者观其《彖辞》，则思过半矣”，亦学《易》之要也。“杂物撰德，辨是与非，非其中爻不备”，则六位之要也。六十四卦之大象，用《易》之要也。“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春秋》三世之要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尧曰》一篇，皆《书》之要也。《乡党》一篇，皆《礼》之要也。孟子尤长于《诗》《书》，观孟子之道“性善”，言“王政”，则知《诗》、《书》之要也。《论语》，群经之管钥，观于夫子之雅言，则知六艺之要也。他如子夏《诗序》、郑氏《诗谱序》、王辅嗣《易略例》、伊川《易传序》、胡文定《春秋传序》、蔡九峰《书集传序》，皆能举其大，则又一经之要也。如是推之，不可殚述，验之于人伦日用之间，察之于动静云为之际，而后知心性之本，义理之宗，实为读群书之要。欲以辨章学术，究极天人，尽此一生，俟诸百世，舍此无他道也，此之谓知要。

《孔子闲居》曰：“天有四时，春秋冬夏，风雨霜露，无非教也。地载神气，神气风霆，风霆流形，庶物露生，无非教也。”观象，观变，观物，观生，观心，皆读书也。六合之内，便是一部大书。孟子曰：“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夫义理无穷，岂言语所能尽？今举读书法，乃是称性而谈，不与世俗同科，欲令合下识得一个规模，办取一副头脑，方免泛滥无归。信得及时，正好用力，一旦打开自己宝藏，运出自己家珍，方知其道不可胜用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