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我們從九年義務教育開始，就被灌輸一種觀念：西方文化領導的現代化社會，是人類文明的顛峯，中國傳統文化是落後、愚昧、無知的。但事實如此嗎？我們沒有主動反思過，直到今天... 一 每一個正常的中國人都應該有一個強烈的感覺，新冠之後，中國之外的世界突然變得愚蠢而野蠻了，尤其是美國為甚。 何為愚蠢？就是不具備實事求是的思維能力、認知能力，眼睛被一些教條、迷信所蒙蔽，無法做出合理有效的決定，而只能做出南轅北轍的荒唐決定。
求助耶穌的美國政府衛生部官員
求助耶穌的美國政府衛生部官員 按理說，大疫當前，整個社會應該積極研判，迅速學習和吸引一切抗疫成功經驗，動員社會，實施最有效最可行的抗疫舉措。中國是最早發現新冠病毒和疫情的國家，也是抗疫最堅決最成功的國家。西方國家應該本着保衛本國人民生命安全的態度，積極向中國學習，努力抗疫。但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其態度和行為恰恰相反。 他們被政治教條和意識形態蒙蔽了雙眼，而無法對現實世界進行事實求是的認知和判斷，無法對疫情的真實情況進行實事求是的認知和判斷。事實上，西方世界、西方文明已經失去認知真實世界的思維能力，顯得非常弱智，非常迷信，非常蒙昧。 當中國最先發現疫情，並果斷採取行動時，西方對抗疫措施的認知和評價，嚴重被政治教條所左右，說不民主，說威權主義，說破壞人權等等。政治教條、意識形態，已經讓整個西方世界成為盲人，而無法看清真實的世界，無法認知新冠疫情。 當疫情在歐美迅速惡化時，西方世界的反映再次彰顯無知和愚蠢，不是想着如何去抗疫，而是拼命地抱怨和指責中國，政府如此，民間亦然。 美國一些政府官員，以及受美國蠱惑的其他一些西方國家官員，叫囂西方的病毒為中國製造，煞有介事地向中國索賠。中國政府直接回擊稱，這是在濫訟和敲詐，並委婉提示，中國的東風導彈不會答應。 這一幕讓銘記近代史的中國人義憤填膺，西方的思維和行徑亦然與當年八國聯軍侵華無異，就是一幫無賴和搶劫者，網友乾脆將那些聲稱向中國索賠的國家為『新八國聯軍』。不同的是，當年中國積貧積弱，而如今，中國已經在硬實力上成功崛起，已經足夠強大。西方已經失去了肆意侵略、搶劫中國的資本，失去在中國面前耍無賴的資本，而只能玩玩嘴炮。 在中國人看來，戴不戴口罩實在是很微不足道的一件事，既然醫生說戴口罩可以防疫，當然應該戴，政府要求必須戴也實屬合情合理，完全可以接受。讓中國大跌眼鏡、匪夷所思的是，在歐洲和美國，戴口罩居然被嚴重政治化，成為重大政治事件，他的民眾，甚至包括政府官員認為，戴口罩不符合西方文化，干涉了其人權和自由，因此堅決拒絕。最近他們甚至妖魔化口罩，說中間的金屬絲可以竊取、監控佩戴者信息云云。 英國、荷蘭等地的民眾，紛紛焚燒5G基站，理由是，這些世界領先的設備為中國製造，會傳播新冠病毒。毫無疑問，這是嫉妒和敵視華為的某些西方人編造的一個謠言，但是，讓人大跌眼鏡的是，如此拙劣的謠言居然在歐美的民眾中擁有大批信奉者。 指責中國，焚燒來自中國的基站，竟然成是歐美世界最重要的『防疫措施』，所以，毫不奇怪的是，疫情在歐美迅速惡化而失控。歐美，尤其是美國已成疫情的核心區域。按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的數據，美國感染總數已接近400萬，死亡人數超過14萬。
祈禱神靈幫助戰勝疫情的西方民眾
祈禱神靈幫助戰勝疫情的西方民眾 疫情惡化之後，美國的表現更加不可理喻，其對現實世界的認知是幻覺的，其反應措施是荒唐的。沒有人真正把疫情當回事，政府沒有，老百姓也沒有。病了幾百萬，死了幾十萬，居然象什麼都沒發生一樣。從上到下，對如何制裁中國的興趣，遠遠大於如何抗疫的興趣。 他們在如何抗疫上無法達成共識，但是在一定要制裁中國上卻很容易形成共識。而中國恰恰是在抗疫上做的最成功的國家，也是最有能力和善意在抗疫上為其提供幫助的國家。 先把自家的事做好，再去管別家的事，自家的事一塌糊塗，哪有心情和顏面去管別人家的事，這在中國是婦孺皆知的道理，但是，美國人、西方人的行事方式恰恰相反，他們對自家的事不管不問，任其洪水滔天，偏偏厚顏無恥地去對別人的事指手畫腳，橫加干涉。 他們指責中國的人權問題，他們干涉香港事務，他們對華為窮追猛打、趕盡殺絕，他們甚至大言不慚地要對全體中國共產党進行制裁。 總之，新冠以來，西方一向所標榜的理性、自由 『突然』消失了，變得愚蠢、蒙昧而野蠻。最近網友新發明的一個網詞可以傳神地說明這一現象：智熄，西方突然智熄了，成為一片黑暗的智熄世界。 二 值得弄清楚的問題是，此次西方的智熄現象，是臨時的、意外的，還是常態的、必然的。答案是，常態的、必然的。
群體免疫體現出西方無視人命的野蠻本質
群體免疫體現出西方無視人命的野蠻本質 從深層上、本質上說，西方文明，包括所謂的現代文明，本來是、一直是一種落後的蠻夷文明，蒙昧而野蠻，這一點晚清人比現代人看的更清楚。從鴉片戰爭到辛亥革命，這70多年裏，儘管在軍事上接連慘敗，但是晚清人一直將西方視作蠻夷，主張『師夷長技以制夷』、『中學為體，西學為用』。 只是到辛亥革命之後，尤其是新文化運動之後，受在甲午戰爭中大敗中國的日本的影響，中國對西方文明的認知才發生了180度的大轉彎，由認為其是蠻夷，轉變為認為其是先進，而且是全面先進。在學術上，中國徹底否定儒家文化，徹底否定傳統的經學，而全面引入西式學術和西式教育。 事實上，晚清時期對西方的認知，比新文化之後的更本質、更正確、更真實。晚清人認為，西方文明的先進僅在器物上，包括經濟和技術，但是其文化本身是落後的、蠻夷的，因為缺乏獨立的心性、義理。從義利之辯、心物之辯、道器之辯的角度，西方文化有利而無義、有物而無心、有器而無道。 中國文化以義、心、道為核心，是心學、義學、道學，而西方文化則僅僅是物學、利學、器學。在物、利、器上，現代西方文明的確存在領先的因素，但是在義、心、道上卻遠為落後。 在義利之辯、心物之辯、道器之辯中，『義、心、道』是『體』，是根本，『利、物、器』則是『用』，是末節。現代西方文明在『用』上，在末節上領先中國，但是在『體』上，在根本上卻遠遠領先於西方。 但辛亥以來的中國，尤其是學術界，因為甲午慘敗所帶來的刺激，變得無比的偏激，被西方文明在技術和經濟上的優勢所迷惑，不識大體、不識根本，知用而不知體，取末節和丟根本。只知西方在用和末節上優勢，而無視中國在體和根本上優勢，用用去否定體，用末節去否定根本，認為西方文明整體上先進，而中國則整體上落後。 好在是，中國社會存在學術和實踐兩條線，學術上西化嚴重，崇洋媚外，否中肯西，但是在實踐上並不如此，尤其是共產黨所領帶的革命實踐和經濟建設實踐，主張『理論聯繫實際』，主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主張『中國特色』，反對本本主義、教條主義。 因此，中國的政府最高層，一直對西方保持警惕，保持距離，甚至一度劍拔弩張、兵戎相見。在新中國一窮二白的時候，中國最高層果斷地出兵朝鮮、抗美援朝，將不可一世的美國軍隊阻擊在三八線以南。在經濟最艱難的時候，毅然決然地與蘇聯一刀兩斷。 同時，不管經濟是窮是達，中國政府一直在盡最大努力發展和提升軍事技術。在經濟尚且落後的時候，中國獨立研製出原子彈、核武器。改開後，在經濟崛起的背後，是軍事技術的快速崛起。中國的導彈技術，已經世界領先，所發展的東風系列導彈已經可以覆蓋美國全境，而且可以讓其曾經不可一世的航母艦隊變成漂浮在大洋之上的活靶子、活棺材。 中國快速發展經濟和發展軍事的根本動力，就是來自中國高層對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文明的不信任，拒絕與之同流合污，更拒絕對其追隨和臣服。話不投機，道不相同，必然會產生分歧和爭端，而本質上蠻夷的西方是不講理的，信奉什麼『真理在大炮射程之內』，那麼中國要想繼續安好存在，那麼就必須發展出比西方射程更遠，威力更強的大炮。 但是遺憾的是，中國政府高層在實踐中對西方文明的藐視和敵視，是隱藏在社會的最深層的，儘管實際上在發揮着決定作用，但是卻並不為社會公眾所普遍知曉，也不為社會公眾所理解。決定社會公眾對西方的認知和理解的是學術和教育，而我們的學術和教育在系統和範式上卻是西方的。 也就是說，中國對西方的態度在學術上和實踐上是背離的：學術上是以西方為本位的，否中肯西的，甚至崇洋媚外的，但是在實踐上卻是以中國為本位的，是『理論聯繫實際』的，是蔑視甚至否定西方的。 三 這種學術與實踐的衝突，在辛亥之後的中國一直存在，並且有幾次典型的爆發和表現。 第一次典型衝突是國民黨和共產黨之間。 國民黨受西方式學術影響嚴重，他們的創始人和高層絕大數都有海外留學和旅居經歷，尤其是留學或旅居日本，也有美國和歐洲。因此，國民黨的路線從根本上說就是一條西化路線，重西方理論而輕中國實際。最終這導致國民黨政策整體脫離中國實際，而親日、親歐、親美。 共產黨的最核心締造者毛澤東鬧革命前則壓根沒有出過國，因此他更注重中國實際，主張理論聯繫實際，密切聯繫群眾，這導致共產黨的政策更符合中國實際。 支撐中國實際的核心制度和核心理念正是中國文化、儒家文化，或者說是中國文化、儒家文化的核心理念，因此共產黨實質上就是中國文化、儒家文化的卓越的繼承者和光大者，當然是實踐層面，而非學術層面。 第二次典型衝突在共產黨內部，毛澤東與王明集團之間。 王明集團受西方學術影響嚴重，此時主要是蘇聯學術，堅持以蘇聯學術為本位，以馬克思主義為本位，將其凌駕於中國實際之上。王明也是留學人員，只是其目的地是蘇聯，是當時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之一。 事實上，在1935年遵義會議確定毛澤東的領導地位之前，共產黨也一直受西方學術影響嚴重，受本本化、蘇聯式的馬克思主義影響嚴重，因此象國民黨一樣，也是脫離中國實際的。遵義會議中毛澤東領導地位的確立，讓共產黨的屬性發生本質的變化，由西化而脫離實際，轉向以中國實際為本位。 第三次典型衝突，是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領導的人民群眾與走資派之間的衝突。 從政治層面說，文化大革命的本質是，為支撐中國式的共產主義實踐——人民公社，毛澤東領導人民群眾所發動的對走資派的革命。但是，支撐走資派的則是資本主義文化，因此，從根本上來說，資本主義文化才是真正的革命對象。 在當時看來，資本主義文化有兩大來源，第一來源就是通過學校、學術系統所引入的西方資本主義思想，第二大來源則是中國傳統文化中所存在的資本主義式的思想。因此，通過學校、學術所傳入的西方學術，以及中國傳統文化，就成為文化革命的兩大文化對象。 因此，從整體上看，文化大革命有強烈的反西方學術特徵。同時，在中國傳統上，存在矛盾的一面：在實踐上堅守，在學術上反動。 第四次典型衝突，89學潮中，代表西方學術的學生和老師，與代表中國文化的政府之間的衝突。 文化大革命包含着對西方學術的徹底否定，但是，改革開放後則徹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然後又重新恢復了學校教育系統和教育系統，這套系統在範式上和系統上是西學的。毫不奇怪，羨慕西方之風，崇洋媚外之風再次在中國興起。東歐巨變，蘇聯解體之時，這股歪風達到一個嶄新的高潮，引發信奉西方思想的大學學生和老師與政府之間的衝突。 儘管手段可以商榷，但是，政府堅決鎮壓這個西化學潮毫無疑問是正確的、英明的。政府高層所代表的是『中國特色』、『中國實際』。 第五次典型衝突，是當下公知與人民群眾之間的衝突。 89學潮時，很多人民群眾對學潮的真相還不太真正了解，傾向同情學生，認為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文化的確是先進的，對政府對學潮的處理也就不太理解，可能認為政府專制了。 同時，92年鄧小平南巡之後，中國決定加大改革開放的力度，提出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概念。而美國被認為是世界上最先進的市場經濟，因此，美國就替代昔日的蘇聯，正式成為中國的主要學習對象。這使得中國學術上的西化程度，中國對西化學術的接受程度有一個大大深化。這樣中國對西方文化的迷信程度反而比89之間更嚴重了，相當一部分陷入了深深的崇洋媚外之中。 縱觀整部中國近現代史，有兩個時期對西學的迷信、崇洋媚外比較嚴重，第一次就是辛亥革命之後的新文化運動時期，第二次就是1992年至2005年的這十來年。2005年的標誌性事件是『郎顧之爭』，此後政府開始抑制國企的市場化、私有化改革進程。無論民間還是政府都對過分市場化開始警惕。 2012年十八大召開，形勢出現實質性變化，政府先後提出了『中國夢』、『民族復興』、『四個自信』，而民間則自發地出現向傳統文化回歸的熱情，相對應，對西方文化的崇拜則急劇消減。 其中最標誌性事件就是『公知』的由盛而衰，甚至出現貶義化。公知就是信奉西方文化的知名的學者和文化人士。 2020的新冠疫情更是對這個進程有了一個巨大的助推。中國在抗擊疫情上的卓越表現和相對西方的判若雲泥的巨大優勢，讓中國人獲得對中國現狀的巨大信心，對西方則開始發自內心地反感。 此前寫【武漢日記】的作家方方的輿論討伐就是例證。方方是公知的典型代表。 總之，辛亥以來，中國對西方的認知存在兩條線，學術線和實踐線，兩者之間存在激烈的衝突。在學術線上崇拜西方，以西方為本位，而在實踐線上，則以中國實際為本位，拒斥西方。 因此，新冠以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突然變得智熄，突然變得愚蠢而野蠻，只是是一般民眾而言如此，對政府高層，則一直認為西方是野蠻的、不講理的。正是認為美國是不講理的、野蠻的，所以當年毛主席在經濟非常困難、武器非常落後的情況下，毅然決然出兵朝鮮。 毛主席說：『美帝國主義者很傲慢，凡是可以不講理的地方就一定不講理，要是講一點理的話，那是被逼得不得已了。』 四 新冠之後，西方突然出現蒙昧化、野蠻化，不是對科學和民主的背離，而是科學和民主的必然結果、自然結果，因為科學和民主本身，較之於中國傳統學術，較之於儒家，本身就是蒙昧的、野蠻的、迷信的。 很多人一定會認為，這是在胡言亂語，因為我們的學校教育和專家媒體，所一直灌輸給我們的恰恰相反，是西方文化先進，中國文化落後。那是因為現在中國的學術和教育在範式和系統上本就是西方的，當你人為認定現代西方為先進時，以現代西方作為文明之衡量標準時，中國當時就是落後的。 這就是唐朝的韓愈曾經指出的『入主出奴』。對於新文化以後的中國，在學術上，西方學術『入主』，中國固有學術則『出奴』。『入主』就是請進來，被視作主人般尊貴，『出奴』就是趕出去，被視作奴僕般卑賤。 關於科學和民主的落後性、迷信性，以後我們會專門去講，連續地去講，本文只是只是概要性地說一下。 在西方文明的內部看，科學較之於宗教是絕對先進的，也是絕對理性的，但是，較之於儒學，則是落後的迷信的。 基督教、科學、儒學三者之間，理性程度漸次升高，迷信程度漸次降低。科學較之於基督教是理性的、先進的，但是較之於儒學，則是迷信的、落後的。 當我們說宗教是迷信時，所指的宗教會虛構一個神靈，然後把虛構的、虛幻的神靈當成真實存在。在現代社會，西方歷經了一場思想大變革、文化文明大變革，就是從宗教到科學，由迷信而理性，其實質就是消除宗教的虛構性、虛幻性。 西方世界，現代之前一直是以宗教為主導的，而中國文明從根本上說則一直沒有宗教。而且在實際上，在西歐科學替代宗教成為主流信仰，主流學術非常晚，是19世紀下半期的事，距離現在不過區區一百多年。值得發問的是：對歐美西方，這100多年『科學化』真的能夠徹底消除宗教迷信嗎，能夠把宗教中的虛構因素、虛幻因素，也是迷信因素徹底消除嗎？ 深入研究可知，儘管科學的確消除了宗教中的大部分的虛構因素、迷信因素，但是，從本質上說，科學不是反宗基督教的，而是脫胎於基督教，而且是一種嶄新的宗教形態。 作為基督教的子類，科學繼承了基督教的虛構性、虛幻性、迷信性。科學真理是科學的核心，但是這個概念恰恰是虛構的。它還預設和虛構，自然界，甚至包括人類社會，都是受控於『真理』，為真理所決定。 科學還預設和虛構，存在着一個絕對獨立於人之外的一個『客觀世界』。 實質上，科學真理直接來自基督教真理，客觀世界來自基督教的上帝的世界、天堂。 『民主』象科學一樣，其中也有很嚴重的虛構性。在民主中，人的本質特徵是權利，尤其是產權，人就是產權人。產權、權力的確有一定作用，但是從根本上來說，現代西方中的權力、產權，象客觀世界一樣，也都是虛構出現了。 那麼是否存在虛構性、迷信性的檢驗標準是什麼？不是科學，因為科學本身就包含着虛構性、迷信性，而是儒家中的『心物之辯』。更準確地說，是『心』、『物』的界線、邊界。 『心』就是思考認知功能本身，而『物』則是思考認知的結果。這意味着『物』一定包含着虛構性、迷信性，絕對信奉任何的『物』都將是迷信。 目前美國虛構性地認為華為一定不安全，虛構性地認為中國一定美國的敵人，虛構性地認為共產黨一定是專制的。美國的這些虛構性的認知，其根源在固有的思維缺陷，這些思維缺陷就存在於科學和民主之中。 總之，西方現代文明的根本缺陷在於，沒有意識到人的本質在思考認知，沒有意識到人是一個完全獨立的思維主體，從而也沒有發展出獨立的心性概念、義理概念，沒有實現心性獨立和心性自由，從而也沒有用心性去定義人。 這樣西方文明，從古至今，都是把精力放在追逐和信仰、迷信外物上，而非象中國一樣，放在培養獨立的心性上，提高義理、道德上。 當西方迷信某種外物時，一定會帶來在這種外物上發達，開始是迷信神靈，從多神教到一神教，這帶來他們宗教的『發達』。進入現代以後，他們又開始迷信物質、財富，這帶來物質的發達。但是，無論神靈，還是物質，都是外物，都是虛構的，或者說有虛構的成分，也都是固化的、僵化的。 唯有人心是靈活的，因為人心是個思考者，一切外物都是人心的思考對象。 同時，一切外物也都是人心的思考結果，由人心所創造，是『心之用』。中國文化的精神在於，以人心為本位，一直在努力保持獨立的思考，因為可以容納一切外物，可以向一切外物文明學習，為我所用。同時在這個過程中，保持心性獨立，而不會象外物文明一樣，沉溺外物、迷信外物。 中國可以學習和引入西方的神靈性外物，即學習西方的宗教，同時也可以學習西方的物質性外物，但是，中國又同時保持着自己的特色、本色：心性獨立，以心為本，而非以物為本。 心性獨立和心性自由才是真獨立和真自由，一個人不懂心性獨立和心性自由，那麼他就將與動物無異，靠本能而生活，機械而愚鈍。一個社會沒有實現心性自由，也將是蒙昧的、野蠻的，按中國傳統的說法，是蠻夷的。 現代西方世界，儘管科學發達、民主發達，技術發達，但是這一切都屬於外物的範疇，只是外物的發達，而沒有實現心性獨立和心性自由，依然是一個蠻夷社會。 晚清的中國，儘管技術落後、經濟落後、民主落後，但是在根本上卻是心性獨立和心性自由的，因而是一個心性社會，也是真正的文明社會。這是晚清人自信地稱西方為蠻夷根源所在。 心性社會的優點是可以向一切外物社會學習，引入其先進之處，同時又不致迷信外物，而失去心性獨立。洋務運動、辛亥革命、共產黨的成立、新中國的成立、文化大革命、改革開放、中國夢，都是這個過程的組成部分。 當中國在經濟和技術上趕上西方時，西方在外物上的領先就消失了，他們缺乏心性獨立、心性自由的缺陷便會暴露，其蠻夷屬性便會凸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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