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知兩興兩衰史從舉國敬仰的民國大師,到人人喊打的恨國黨

一

公知就是公共知識分子，更通俗地說，是出名的知識分子，而知識分子，就是掌握知識的人。但是，一般人所不知道的是，公知、知識分子，尤其是連知識本身，都是西來詞彙，不是傳統中國所本有。

因此，公知的貶義化，乃至專家、教授的貶義化，包含着更深層的因素，就是中西文化的衝突中，是中西文化的攻守異勢。以前是西方壓倒中國，現在中國的勢頭起來了，要壓倒西方。

這一過程與文化復興、民族復興是同步。民族復興的核心在文化復興，文化是指中國所固有之文化。因此，公知在近現代之中國的興衰史，也是中國本身的興衰史，中國文化的衰興史。注意，前者是興衰，後者是興衰，是反着的。

明治維新時期，日本的學者將英文的Knowledge與『知識』對譯。甲午海戰後，中國興起日本熱，日本的明治維新文化被引入中國，形成所謂的『新文化』。在這個過程中，中國模仿日本，開始推行白話文。

大量日本詞彙被引入中國，成為白話文的重要基石。由於日語與漢字間存在特殊關係，這些日本詞彙，又有着漢字的外形。從漢字的角度而言，這種日本式的對譯，實際上是為漢字詞彙注入新的西方內涵。而且這種注入是單向的，僅僅是西方內涵注入了漢字之中。

因此，『知識』是一個十足的西化詞，其字形是漢字的，但是其內涵是西方的。也正是其字形是漢字的，『知識』這個漢語詞語也是自古有之，所以對現代人形成極大的誤導，使他們錯誤地認為，白話文『知識』的含義，不僅是中國自古有之，而且是一切『知識』的標準。

其實，現代白話文的『知識』，其西方內涵與中國傳統的主流知識觀截然相反。中國傳統的知識觀是認為最重要的知識是內在的，內在於人心的，甚至說就是人心本身。就是孟子所說的『義內』，『義』就是知識，最高價值的知識。

這種知識也是『良知』、『良能』，是人生而有之的，『不學而知，不學而能』。後來王陽明所說的用『致良知』解讀【大學】的『致知』，完全正確。

宋明理學還有一個經典概括：『性即理』、『心即理』。『理』就是最高的知識，同時也是『心性』。即有關心性本身的知識，才是最高的知識，才是知識。【大學】『格物、致知』所『致』的也正是這種知識。

而西方則從未出現中國式的獨立的心性、義理概念，當然也從未出現過中國式的內在知識觀，他們的知識觀是外在的。在宗教時代，最高的知識是關於神的，而神則是絕對外在於人的。在現代，最高的知識則是關於『客觀世界』，即客觀規律，也是科學真理，象神一樣，也是絕對外在於人的。

即中國傳統的知識觀是內在知識觀，講的是人心本身。而西方的知識觀則一直是外在知識觀，宗教時代是，現代依然是，講的則是物。無論宗教時代的神，還是現代的客觀世界、客觀規律，都是屬於物的範疇。

即在中國傳統的知識觀中，知識是指是心的知識，即有關於心本身的知識。而在西方知識觀中，知識則是指物的知識。

要明白這一點，需要理解中國傳統學術中的『心物之辯』。『心物之辯』的根本目的是讓心擺脫物的牽絆和干擾，從而維護心性的獨立和自由。維護心性的獨立和自由，是儒家學術的核心，也可以說，儒家的知識，就是維護心性獨立和自由的知識。

理解心物之辯的重點、難點在明白心物的邊界和區分。心就是思考認知本身，物則是思考認知的結果。思考本身是無限靈活的，無限包容的，即心外之一切皆是我的思考對象。作為思考認知的結果，物則是死的、固定的。

因此，『心物之辯』中『物』其核心是現代所說的抽象之物、主觀之物、唯心之物，當然也包括具體之物、唯物之物。總是，物是心的思考認知的結果，即心的判斷的結果。看到具體之物，是心的判斷的結果，任何的決定，任何的意見，任何的結論，任何的思想，任何的理論體系，任何宗教體系、制度體系，都是物。

因此，作為源自西方的一個概念，現代漢語中的知識，與中國傳統的知識，在內涵上截然相反。現代漢語中的知識，所指的是物的知識，都是物，而儒家的知識，則是指心的知識，都是心。

最後需要指出的是，『知識』一詞不僅對中國是近現代才出現的新生事物，由日本在明治維新時期依據kownlege所創造。然後，在甲午之後被入中國。即便在西歐也是一個近現代的新概念。即便kownlege在之前存在，但是其現代內涵也與古代有着本質不同。

古代的西歐是宗教時代、基督教時代，那個時代的知識，是以上帝為本位的，甚至說就是上帝本身，人獲取知識的唯一手段是信仰上帝。現代的西方則推翻了上帝，是一個所謂的『科學』時代，知識是存在與客觀世界中真理，但是需要人的研究、實驗也才能被發現。因此，人替代上帝成為知識的主體，成為知識的發現和發明主體。

知識產權的基礎就是知識是人創造的

因此，知識分子、公知，也都是現代概念，為古代所無，也是反古代的。對中國如此，對西方也是如此。

二

知識是一個西化詞，其內涵是西方的，實際是特指西方知識，更準確地說是現代西方知識，即科學知識。但是，現代的中國卻把其當作一般意義、一般標準來理解。因此，當一個人接受現代中國的學校教育，那麼他便會想當然地把現代漢語的知識，當成評判知識的準則，也當然會天然地、想當然地否定中國傳統的知識，否定儒家知識。因為，儒家的知識與現代漢語的知識截然相反，前者的關注對象是心，後者的關注對象是物。

現代很多人反對學習英語，因為學習英語意味着思想的西化。但是他們所不知道的，即便學習漢語，也是意味着思想的西化。因為現代漢語中存在太多詞彙，其字形是中國的，但是其涵義卻是西方的。『知識』就是典型一例。這類西化詞彙不妨稱之為『香蕉詞』，即黃皮白心之詞彙。

明白『知識』一詞是在甲午之後從日本傳入，特指西方知識，很自然就會明白一個基本事實：中國的知識分子，實則就是西方知識的搬運工，將知識從西方搬運到中國的人。

而且，這種知識從西方到中國的大規模搬運，最開始並非是直接從西歐、歐美到中國，而是經過一個中介，就是日本，是從日本到中國。而日本對西方集中學習則是在明治維新，對西方『經典』的翻譯也是在這個時期。那些現代漢語中的『香蕉詞』正是在這個過程中所『發明』。

需要再次強調一遍，現代漢語中的知識，實則為西方知識，現代漢語中的知識分子，實則為西方知識分子，公知也當然是西方公知，他們是西方知識分子中的佼佼者。明白這一基本歷史事實至關重要。

這意味着，中國的知識分子，天然地站在西方知識的參照系內，以西方知識的標準為標準，來看待中國，看待中國的知識和文化。認為中國的知識是落後的，必然要消亡，要被淘汰，而西方的知識則是先進的，必然被全世界所敬仰。

公知看誰的臉色？

作為中國第一代知識分子，第一代公知，民國大師就極力主張徹底否定中國文化，全盤西化。這種情況在新文化運動中達到了高潮，尤其以陳獨秀、魯迅為代表。

當我們新文化運動的領袖們進行謳歌時，往往忽略一個基本事實，都是留學生，而且幾乎清一色的留學日本，蔡元培、陳獨秀、魯迅、錢玄同、易白沙、吳虞等人都是，只有極個別的是留學歐美，譬如胡適是留美的。

這些被現代人尊為『民國大師』的新文化運動的領袖們、思想家們，其實並非思想的創造者，而是思想的搬運工。不僅是搬運工而且是二道販子，因為是從日本搬運，日本是一道販子。

並非日本是一道販子，就意味着日本的水平就很高，恰恰相反，非常次。日本對西方文化的學習和吸收，集中在明治維新時期，與中國的洋務運動大致同時。明治前，日本已經擁有了1000多年的中國文化的學習傳統，儒家的學習傳統，然後又在明治維新時期集中學習西方文化，這讓日本人產生一種錯覺，他們是『學貫中西』。

其實日本是個半桶水，中國文化、儒家文化的精髓他們沒有領悟到，西方文化的本質他們也沒有弄懂，可以說即不懂中國，又不懂西方。所以，他們才在明治維新時期弄出了一個『脫亞入歐』。

『脫亞』其實就是『脫中』、『脫儒』。『脫中』、『脫儒』就是徹底否定中國文化，系統性攻擊之，咒罵之。這是明治維新時期日本所做的重要工作之一。但是，那些後來成為『民國大師』的日本留學生們，顯然被洗腦了，他們居然認為日本的這種對中國文化的徹底否定為先進，而仰慕之。

因此，這些『民國大師』們，實則都是在文化上認賊作父的人。明治時期的日本人是否定中國文化的罪魁，民國大師們不僅沒有攻擊之，反而崇拜之、學習之。

三

中國的歷史不會接受文化上認賊作父的民國大師的擺佈，只會接受尊重中國實際的人們所引領。

民國大師蠱惑的是國民黨，共產黨，尤其是毛澤東成為領袖之後的共產黨，則堅定地以中國實際為指針，不迷信任何外來的理論，無論取道日本的西化理論，還是取道俄羅斯、蘇聯的共產主義理論，主張『理論聯繫實際』。

因此，新文化運動之後，中國就出現了一個大分裂。一派是走『民國大師』式公知路線，高度公知化的國民黨，他們崇尚日本式西化，親日本，當然更親西方、英美。另一派則是堅決反對公知路線的共產黨，他們更尊重中國實際，更尊重中國人民，尤其是作為基層人民的農民，重實踐而輕理論。

民國大師式公知

最後尊重中國實際，走人民路線的共產黨，戰勝了走公知路線，脫離中國人民和中國實際國民黨，儘管國民黨的武器硬實力比共產黨強大地多。

新中國成立後，大量公知們都跟隨蔣介石叛逃至台灣，這樣台灣就是成為公知的集散中心。高度公知化就成為台灣的文化基因，這註定了台灣今天之現狀：『脫中入美』式的台獨，以崇洋媚外為榮耀。

中國大陸則在共產黨的領導下，一如既往地以人民為中心、以中國實際為中心，重人民而輕公知，重中國實際而輕西方理論。

進入六十年代，由於中國堅定地以中國實際為中心，以中國人民為中心，即不迷信美國的資本主義，也不迷信蘇聯的共產主義，因此，把兩大超級大國都得罪了。中國面臨空前的大孤立、大決裂。

中國當時面臨三個方面的決裂：與資本主義陣營決裂，與共產主義陣營決裂，與中國的傳統文化決裂。在這種背景下，毛主席依然堅定地堅持以中國人民為中心，尤其是以最窮苦的農民為中心，希望以人民、農民為中心，建立一套嶄新的文化系統，以支撐中國繼續前進，建立文化自信。

在當時的世界，所盛行的文化就是美國資本主義的，或蘇聯共產主義式的公知文化，中國之內當然也有很多人受其影響，而具備公知思想，要麼盲目羨慕美國，要麼盲目羨慕蘇聯，眼裏沒有中國實際，沒有中國人民。因此，文化大革命實際上就是人民與公知之間的鬥爭。期間，地位最高的是人民，而受衝擊最嚴重的就是公知、知識分子，或者具備公知思維的官員。

新文化運動時期，是公知在中國最春風得意時期；文化大革命，則是公知在中國的最悲慘時期。毫無疑問，文化大革命主要革命對象之一，就是新文化運動，即文化大革命是對新文化運動的否定，對『民國大師』的否定。

兩個原因註定文化大革命的失敗，一是中國經濟和軍事硬實力的巨大落後，二是，文化大革命儘管有對新文化運動有革命的成分，但是也有繼承的成分，即在學術上繼續否定中國歷史和中國文化，尤其是對儒家的否定，更是被推向一個新高峯。

四

公知派象其所崇拜的西方文化一樣，是見利不見義，重利而輕義，有利而無義。中國落後於西方的地方，就是經濟和軍事上，就在利上，而不在義上。在義的方面，中國遠遠領先西方。『落後就要挨打』，也是指的利，即經濟和軍事。

公知派在中國存在的合理之處，就在於極力發展利的主張，極力發展經濟和軍事的主張。當然這種合理之處是有條件和限度的，公知派的缺陷是，他們是唯利主義者，因此要給其加上義的限制。這是文化大革命強調『又紅又專』，『方向不對，知識越多越反動』的原因所在，用『紅』來限制『專』。『紅』是義，專是利；『方向』就是義，『知識』就是利。

當中國的硬實力實現崛起時，已經不再落後於西方時，公知派在中國存在的合理性便消失了，他們反中國文化的卑劣一面便會充分暴露。

公知一直在歐美人民的領導之下

因此，改革開放後，公知在中國命運又一次經歷了一個興衰的循環。

改革開放初期，中國最迫切的任務就是發展經濟，提升人民群眾的物質生活水平，提升國家的硬實力，即發展利。於是，黨中央決定『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同事依然提出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

然而，現代的人們一提改革開放，所想到的僅僅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往往忽略『四項基本原則』。其實，『四項基本原則』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同樣重要，甚至『四項基本原則』比『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更重要。

『四項基本原則』確保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中國，沒有陷入唯經濟主義，陷入西方式的唯利製圖的資本主義。『四項基本原則』是義，『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是利。因此，改革開放後的中國，依然是義利之辯的中國。

這足以彰顯中國文化博大和精微。說到這裏需要強調一點是，新文化運動以來，中國這是在學術上、名義上否定了中國文化、儒家文化，但是在實踐中，儒家文化依然活的好好的，支撐着中國的實踐，包括革命實踐和經濟實踐。即儒家文化的傳承有兩條線，一條是學術線，一條是實踐線。學術線斷了，但實踐線沒有。

一旦中國轉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公知派的地位又開始提升，並且與對經濟的重視甚至崇拜程度的增加成正比。

大約在1990年代末，20000年代初，中國對經濟的崇拜達到頂峯，公知派在中國第二輪的崛起也達到了頂峯。

事實上，支撐公知派崛起的，是改革開放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但是，改革開放的『四項基本原則』卻又為公知派下了緊箍咒。這樣公知派就是孫猴子，怎麼折騰，也逃不出國家的手心、人民的手心。

因此，公知派在提及和歌頌改革開放時，總是斷章取義的，只說『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而不說『四項基本原則』，事實上，在內心深處，他們視『四項基本原則』為迂腐、落後、累贅。

維護什麼公知派的地位，在2000年代初達到頂峯，因為這個時候，國家開始重視『四項基本原則』了，開始念緊箍咒了。

更重要的原因是，中國已經成功實現了經濟的崛起。這個局面在2008年之後日趨明顯。2008年的特別之處在於，美國發生了次債危機。

當中國在硬實力上不在落後，又昔日列強的侵略對象變成今日之列強時，公知派在中國的好日子也就到頭了。

公知派主張徹底否定中國文化，全盤引入西方文化，認為這是實現經濟崛起的基本前提，但是，中國的成功實踐證明，無論是革命的成功實踐，還是經濟的成功實踐，中國的成功不是拋棄中國文化，恰恰相反，而是堅持了中國文化。在實踐中，這種堅持表現在尊重中國實際，尊重中國人民，以中國實際為中心，以中國人民為中心。中國文化並非僅僅存在於經典之中，更根本地，而是存在於中國實際之中，存在於中國人民之中。

當中國已經成功地實踐經濟和軍事崛起時，而且，這種成功是堅持以中國實際為中心，以中國人民為中心的情況下取得的，那麼公知派在文化上反中國、反人民的一面便會凸顯出來，恨國黨的一面便會暴露無餘。

因此，今日之公知在中國便經歷了第二次衰落，有些公知甚至已成過街之鼠，人人喊打。

如果說在文化大革命中，公知派的衰落有政治操作的成分，而在今天，公知派的衰落完全是人民自發輿論的力量所致。

公知派的自然淪落也顯示，中國已經處於第二次去公知化進程之中，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之中。這也是中國文化復興的最強烈信號和表現。

公知衰落的背後，是知識本身的衰落，這個知識就是西方知識，西方文化，取而代之的則是，中國固有知識、中國固有文化的復興和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