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來襲,西方社會保經濟棄人命,深挖西方文明的野蠻根源

_{原題：疫情曝光，西方居然認為經濟重於人民生命，深挖其歷史淵源}

一

這次疫情暴露出,中國和西方之間的存在着深層的文化的不同，也是正是這些文化的不同，導致中國和西方在抗疫方式、抗疫能力上出現巨大差異。中國可以很快的控制住疫情，而西方現在卻是失控的狀態。現在歐美成為地球最嚴重的地方，尤其是美國。

疫情來襲,西方社會保經濟棄人命,深挖西方文明的野蠻根源

最重要的一個差異是什麼呢？咱們中國認為人民的生命是高於經濟的，因為這個疫情它是危及到人民的生命，所以我們就形成疫情高於一切的這種認識，而且它是一個共識，從政府到人民之間是一個共識。也是正是基於這種共識，我們很容易能夠在抗疫上達成共識，達成一致。然後團結起來，全國一盤棋，這樣的話就迸發出巨大的力量。

所以我們在兩個月之內，就把疫情控制住了，這絕對是一個奇蹟。當我們自己的時候，還不覺得有什麼？當疫情擴展到全球之後，尤其是擴展到歐美時候，一比較我們才發現，我們確實很厲害。

中國，包括世衛組織，開始的時候也一直在警告西方，一直在提醒他們，但是他們什麼都沒有做， 浪費了一個月多月時間。我們認為它是浪費，其實它不是浪費，你再給他很多的時間，他依然會是這樣。

西方形成不了疫情高於一切的認識，他們沒有這種認識。他們沒有人民的生命高於經濟的看法。相反，他們認為是經濟高於生命，因此，在疫情和經濟的排序中，經濟第一，疫情第二、人民的生命第二。這樣在抗擊疫情上就無法在全社會形成共識，進而無法讓人民、企業和政府各界統一起來，共同去抗擊。他達不到這個效果，沒法形成所謂全國一盤棋

所以我們看到美國總統特朗普，他就一直在強調疫情不重要，即使死了一些人無所謂，應該以經濟為重。前幾天，就說之前流感也是死了一萬多人，也沒什麼大不了的。然後又說你說如果控制在10萬之內，美國的抗疫就是勝利。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在抗疫的整體決策上，是經濟高於一切，經濟高於疫情。這就涉及到一個根本性的問題，為什麼在西方、在美國，他沒有咱們中國的生命高於一切，生命高於經濟，人民生命高於一切的觀念，沒有人命關天的概念。這就是很重要的中西文化差異。要理解這個問題，不是很容易，是有着深厚的文化根源的。

作為國家元首，特朗普說，你死個幾萬人無所謂。在中國，我們會覺得是不可思議的，甚至匪夷所思的。但是為什麼他作為總統可以堂而皇之的這麼說？這意味着它在美國一定是有社會基礎的，在某一種意義上它也是一種共識。

在整個西方這個世界，像這種經濟高於生命，它反而是一個主流的東西，是一個共識性的東西。我們要真正理解這一點，就一定要知道西方現代文明的來龍去脈，為什麼會形成這種經濟高於生命的觀念。為什麼我們中國沒有這種觀念？我們認為應該生命高於經濟，應該不惜一切代價抗擊疫情，保衛老百姓的生命。在生命面前，經濟是可以犧牲的，也是應該犧牲的。

這就涉及到西方文明最核心的概念：自由和人權。自由在現代文明中是終極性價值，人權是保證自由的，或者說去自由的存在方式。民主的程序又是保障人權的。自由、人權和民主，三者之間，自由最重要，是價值、目的，權力是對自由的實現、落實，民主則是保障權力的制度。

因此人權、權力就是處於中間核心的地位。那麼人權是什麼呢？在現代西方人權概念中最核心的什麼？最核心的不是生命權，而是什麼？而是財產權，簡稱產權。他們認為財產權比生命權還重要。

第一個系統性的提出人權概念的是英國的洛克（1632-1704），【政府論】作者。他就明確的指出，財產權高於生命權。你可以剝奪他的生命，但是你不能剝奪他的財產。所以我們如果單純抽象的看，會覺得這有點不可思議。

約翰洛克【政府論】

實際上這種思想的產生，有着特殊的背景，我們一定要明白這一層。

他們之所以認為財產權比生命權還重要，因為他們認為財產權是保障自由的最重要的權力，最核心的權力。從相當意義上來講，產權就是自由。

所以在現在西方現代文明中，產權，包括經濟發展，商業經營，是有着神聖性的，是和自由、正義是掛鈎的，那麼產權就代表着自由、正義，財產、經濟、商業、市場之類，就代表自由、正義。這也是資本主義的基石。實際上，資本主義與自由主義基本上是等價的。

我們認為資本主義有問題的，但是它在歐美卻成為最主流的東西。馬克思主義是反資本主義的，反而是被他們認為是敵人。後來形成意識形態上的對立，就是資本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的對立，尤其是二戰以後。

產權、財產，在西方是有一種神聖價值，有一個最高價值在裡面，基本上就等同於自由。從17世紀的洛克，到18世紀【國富論】作者亞當斯密，再到20世紀80年代後被推上神壇的『新自由主義』，其觀念的核心都是產權和自由，是『一以貫之』的，可以概括為『產權即自由』。

『新自由主義』的核心主張是『產權明晰』，其具體手段是私有化。進而將私有化等同於自由，『私有化即自由』。

這股風氣也深深影響了中國，產權明晰、私有化，成為90年代末、2000年代初的核心改革主張之一。香港的張五常，國內北大教授張維迎之流都是其擁躉。直至2005的顧雛軍案、『郎顧之爭』，這股私有化之風才被剎住車。

郎顧之爭升級親歷記

其實在我們中國來講，也有這種類似自由的東西，最高價值的東西。

我們也講最高價值的自由，我們也有生命，但是在中國的排序中，生命是高於經濟的，高於財產的，所謂的『人命關天』，對生命的重視遠遠高於產權。

但是，『人命關天』並不是說為了保命，可以什麼都不顧，生命是最高的價值。那麼在中國生命並非最高價的價值，這一點倒跟現代西方有點一致。我們的最高價值也可以說它也是自由，只是說我們的自由的形態和內涵與不一樣。

現代西方的自由是和經濟、財產、產權綁定的，所以我們可以說它是『權力式的自由』、『產權式自由』、『財產式自由』。中國文化中自古以來的自由是什麼呢？是一種道義自由、心性自由。

在現代西方，主張為了自由，是可以犧牲生命，其實這一點來講是沒有問題的，也是值得去讚揚的。譬如說什麼？『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就是為了自由可以犧牲生命。但是西方它由於把財產和自由聯繫起來，甚至認為財產即自由，於是就認為為了財產可以犧牲生命。

自古以來，我們中國自由是和道義聯繫在一起的，道義和心性又是一回事，就是宋明理學說的『心即理』、『性即理』。中國文化以心性、人心和天理、道義為最高價值，主張遵循人之自然心性，遵循天理、道義。

這就是【中庸】所說的『誠者，天之道』、『率性之謂道』。『誠』就是按最真實的內心想法去做事。『率性』就是遵循內在真實本性。『誠』和『率性』是一回事。

疫情來襲,西方社會保經濟棄人命,深挖西方文明的野蠻根源

所以自古以來中國的自由，就是『心性的自由』，『道義的自由』。中國傳統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儒家學術，核心要義就是維護心性的獨立和自由，維護道義的獨立和自由。

那麼為了心性自由，為了道義的自由，也是應該不惜犧牲生命的。這就是孔子講的『殺身成仁』，孟子講的『捨生取義』，以及『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主張用生命去捍衛道義的獨立和自由，也是捍衛心性的獨立和自由。

中國自由的內涵是心性、道義，而現代西方自由的內涵則是經濟、產權。以中國傳統學術『心物之辯』的視角，心性、道義是屬於心的範疇，也是高度抽象的，是超越物的。

也正是這種抽象性、對物的超越性，才能夠實現和保持心性的獨立和自由，道義的獨立和自由，保持思考的獨立和自由，不被物所干擾，不沉溺於物。而現代西方自由核心則是產權，則屬於物的範疇，也意味着西方的『產權式自由』本身就是沉溺於物的，反而會破壞心性自由。

概而言之，中國的自由是『心的自由』，現代西方的自由是『物的自由』。心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物的自由是形式化的自由，也是偽自由，是貌似自由實則會破壞自由的自由。

心性和道義才是人的本質，人是由心性和道義來定義的，人是心性人、道義人。人的真正自由也是心性自由、道義自由。人的本質不是財產、產權，人不應該由財產、產權所定義，不應該由豪車和房產本來定義，不應該由身價來定義。人不是財產人、產權人、經濟人。一旦自由被財產、產權此等外物來定義，真正的心性自由反而被破壞，人也偏離人之本質本性，而不成人了，而蠻夷化了，禽獸化了。

在中國，是道義-心性最高，然後生命次之，然後財產、產權再次之。在現代西方，是財產、產權最高，然後生命次之。西方從未出現中國式的獨立心性概念，獨立的義理、道義概念，他們尚不知心性自由的存在，尚不知道義自由的存在。因此，現代西方文明依然是蠻夷的。清末對西方的認知在原則上是準確的：『師夷長技以制夷』。

師夷長技以制夷

二

進而，這就涉及到一個重要問題，為什麼現代西方把自由和財產、產權綁定在一起，形成自由即產權的想法。

這這與西歐的基本歷史背景有關。

在西歐的歷史上，確實出現普通民眾的財產被剝奪，被系統性的剝奪的現象。但是中國從來沒有發生這種現象。人民群眾的財產被系統性的剝奪，就是被統治階級剝奪。

在西方它是有個階級的概念、階級的現象。有階級的話，就有統治階級和被統治被統治階級，而統治階級可以掌控生產資料，掌控社會的主要財產。

在古代最重要的財產什麼呢？土地。統治階級其實就是地主，國王就是最大地主。控制土地的這個階層，它是靠的是系統性特權和法律的。所以現代社會之前，西方，其實除了中國之外，所有的社會都這樣，他們的土地是被統治階級所擁有的。而普通的人民群眾，主要是農民，則是沒有土地的。

現在之前，西歐它是一個中世紀社會，也叫什麼？農奴社會，或者是封建社會，西歐意義上的封建社會。

在所謂的奴隸社會、封建社會中，土地都是被統治階級所掌握，奴隸主也好、封建領主也好，這是西歐的古代社會的特徵。古代西歐出現了基層農民，或者人民群眾，他的財產，他們的土地被系統性的剝奪，這麼一種現象。整個社會也是分化成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

但是中國歷史上沒有這種現象，中國歷史上實際上是沒有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一說。不過，我們現在的歷史教材，是民國新文化運動以後，根據所謂的歷史唯物主義，重新寫的，硬說中國歷史上也有階級社會，也有封建社會，也有奴隸社會，古代社會也分化成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這是不符合中國歷史事實的。

七年級下冊中國歷史

這實際上就是用現代西方的理論，西方的視角來去扭曲和篡改中國自己的歷史。現代西方歷史觀念和理論，是基於西歐歷史的。而西歐的歷史之於中國歷史，就是井口對天空。因此，從西方的學術、西方的理論去看中國，就是坐井觀天，硬生生把天空說成井口。這就是現代學術的現狀，歐美如此，中國亦如此。因為在學術範式上，中國和西方是一樣的，都是西學。

其實中國歷史上是一個正常的狀態，西方的歷史則是一種病態、異態。

我們想一想，如果在正常的情況下，都是一起生活的人，怎麼會發生小部分人系統性地去剝奪大部分人的土地這種事情，對吧？出現這種情況，歷史的看，都是就是外族入侵，而且是崇尚暴力掠奪和征服的結果。

外來的少部分人進入這裡，通過武器優勢、軍事優勢，征服在這裡，然後控制了土地，讓原住民，依附於土地，這就產生了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所以這應該是一種不正常的狀況。只有這個地方的原住民，被外來的居民完全征服這種情況，才會出現。

中國的歷史的一直在保持着正常的狀態。假如沒有外來入侵的話，中國就是會一直保持原生狀態，純粹的狀態。『三皇五帝』中的『三皇』時代，就是中國最原生、最純粹的時代。那時中國是純粹的道義時代，是道義中國，整個社會的秩序是靠契約維持，而沒有政府，即【周易】、【老子】說的『結繩而治』。結繩是契約的最早形態，是最早的契約。

人們都世世代代在這裡一起生活，自然是很平等的，不可能會出現少部分人去剝奪多多部分人的情況。因為你剝奪的話，少數人也會被多部分人會反對、反抗。我怎麼可能讓你少部分人來去剝奪我的土地。所以中國歷史，其實更多地保持了原生文明的狀態。

不過，自三皇五帝中的五帝時代以來，中國歷史上也很多次地，周期性發生外族的入侵，鴉片戰爭之前主要是北方游牧的入侵。鴉片戰爭之後，則是西歐列強通過海道的入侵。而西歐人也是草原游牧的後裔。

但是，中國整體上對歷次的外族入侵，最後都進行了成功的抵禦，儘管有時候會付出慘痛的代價。中國歷史上從未出現，徹底地、系統地被外族征服的現象。

民族英雄

當然我們的歷史上也的確有外族，當上了皇帝，入主朝廷，比如說清朝、元朝。但是，中國的皇帝、朝廷官員，並非西方意義上的統治階級，而是類似於我們現在所說的是管理層、職業經理人，他們是靠稅收來維持開支，他們並沒有說把中國的土地，從老百姓手中搶過來，全部歸為皇帝和官員們私有。

中國的歷史上的政府，三代時期的天子國君也好，秦以後的皇帝也好，他們的收入來源都主要是靠稅收，而不是靠把土地占為私有，然後直接經營土地，收地租。

所以中國歷史上的政府，是一個職業集團，是一個行業。而且政府在原則上對老百姓是開放的，只要品德高尚，就有可能被舉薦做官，進入政府，這就是所謂的『學而優則仕』。後來這種制度，發展成為科舉制，只要考試成績好，就可以做官，不論你是何出身，多麼低微和貧窮。

事實上，中國歷史上更青睞和謳歌那些出身貧窮低微而被舉薦或通過科舉考試的人，即所謂的寒門貴子、寒門狀元。孟子由此還總結出了一個千古名句：『天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

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

儘管說皇帝他是世襲的，但是皇帝本身也職業化的，只是一個職位，皇帝的世襲只是職位的世襲，而非財產、資產的世襲，皇帝從沒有把全國的土地收為私有。

總之，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發生老百姓的土地，被一小撮統治階級系統性剝奪這種情況。當然我們歷史上也有土地兼併的問題，就是分配不均，但是兼併的根源，並非統治階級的法律特權，而是一個市場化的行為，就是被大地主、被豪強，通過市場交易而兼併了。

皇帝和官員他一直是職業化的，他們拿的只是稅收。當然這裡也有貪官污吏的問題，也有濫用職權的問題，橫徵暴斂的問題。但是這只是職業化政府和官員的失職，與西方式的固化的統治階級有本質不同。而且，一旦皇帝和政府太失職，老百姓又必然會起身反對，發生農民起義，舊的朝廷被推翻，直接由基層的人，甚至由農民組建新的政府。

所以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發生系統性地產權剝奪，因此，老百姓，即便那些起義的農民，也從未將矛頭指向產權。我們批評和評判朝廷，我們只說有道和無道，從來沒有說統治和被統治的問題。有道和無道，是你的行為是不是有道德有道義的，本質上是方法、方式的問題，而非統治被統治的問題。

宋江

既然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發生產權被系統性剝奪的情況，從來沒有出現統治階級，所以我們從來不認為產權是個問題，從來不認為推翻統治階級是個問題，也從來沒有想過要顛覆性地打破中國的治理方式。而只會批評和控訴朝廷的無道，朝廷對道義、道德的偏離。農民起義所解決的也是政府的無道問題。

西方在現代之前確實是這個問題，所以他才把產權的問題、財產的問題和自由聯繫在一起。所以我們是把自由和更深層更本質的心性、道義聯繫在一起。我們認為自由就在於你是不是能夠讓自己按照自己的本心本性去生活，是否能夠發揮自己真實的本心本性。

當說充分發揮本心本性時，一定是讓大家所有的人都能夠同時地發揮自己的本然心性。因此，社會秩序的基礎，人際關係的基礎一定是建立在共識之上，共識就是道義。一定是相互尊重，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一定是『仁』。個人是『仁義』，社會秩序是『仁政』。『仁』的字形是二人，即維持合理的二人關係。二人關係則是整個社會關係的基本單元。

那麼這樣的話，共識就是道義，是保障所有人都能夠實現心性自由的基石。中國的政治形態是『道義政治』，中國文化認為，能夠保障人之自由的，是道義，是基於道義的道義政治、道義秩序、道義社會。

疫情來襲,西方社會保經濟棄人命,深挖西方文明的野蠻根源

最後總結一下，中國的自由和西方有本質的不同，我們的自由是一種新心性的自由，道義的自由。自由是高於生命的，生命則是高於財產的。其重要性排序是：道義-心性，生命，財產。

西方它是他沒有我們獨立的道義的概念，沒有獨立的心性的概念，那麼他們是把自由掛在財產上。由自由高於生命，推導出財產高於生命。西方比中國少了一個道義、心性，其排序只有兩項：經濟-產權，生命。

這是西方現代文明的歷史背景和文化背景，導致在西方無法形成，這個疫情高於一切，無法形成，老百姓的生命、人民的生命高於經濟，這麼一種共識。反而認為經濟高於生命，經濟高於疫情，所以導致他們無法採用採取嚴厲的措施，無法去團結全國的就是全社會的人，共同抗擊疫情，所以導致疫情的失控，導致草菅人命、荼毒生靈的悲慘一幕正在歐美世界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