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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随着中国成功实现经济崛起，开始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疫情让这个大变局来的更戏剧，更剧烈。此时，中国需要改变民国以来所形成的社会纲领。 目前的社会纲领属于“马上”时代的，还需要一套属于“马下”时代的。 中国的历史是“马上”、“马下”交错，也是“无道”、“有道”的循环。“马上”基本和“无道”重合，“马下”则也基本与“有道”一致。 陆贾说：“居马上得之（天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孔子说：“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这意味着，在“无道-马上”与“有道-马下”两类不同的时代，应有不同的行为准则和社会纲领。国歌可以视作社会纲领之点睛，也应该有两套，“马上-无道”时代一套，“马下-有道”时代一套。 中国传统的史观是二元循环的，这个二元可以有三种表达方式，实质则相同。除了“马上-马下”、“有道-无道”两种二元外，还有“治-乱”、“张-弛”、“分-合”等诸多的二元方式。 《宋书武帝上》：“夫治乱相因，理不常泰，狡焉肆虐，或值圣明”。《礼记杂记下》：“张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张，文武弗为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三国演义》：“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但究其实质，这些诸多的二元模式都可归之于“无道-有道”模式。“乱”、“张”、“分”可统之于“无道”，“治”、“弛”、“合”则可统之于“无道”。 西方文明的史观与中国绝然不同。以中国之标准，西方自古至今，并无真正的历史，也无真正意义上的史观。 从根本上来说，历史是人的历史。中西文明的根本差异就在于对人的理解上。之所以说西方文明自古至今并无真正的历史，也无真正的史观，原因就在于，西方文明自古至今并没有建立对人的正确的理解，没有形成真正的独立自主的人的概念。 二
人的本质在什么？在人心，在人性。人性是指人心的稳定状态。人心的功能在“意”，即发出意念、意愿、意志，人正是根据这些意念、意愿、意志而行动。行动是可见的，支撑行动的，是不可见的意，而发出意的，则是心。 在著名的《大学》八条目中，就正确给出了行动、意、心三者之间的关系。八条目分别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前两条“格物、致知”属于行动，后四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是行动，除去这属于行动的六条外，剩下的两条就是“诚意”和“正心”，“诚意”是说“意”的，“正心”是说“心”的。 因此，《大学》八条目是从行动到行动，前一个行动是“格物、致知”，后一个行动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前一个行动是学习，后一个行动是应用。学习的结果是什么？是“诚意”、“正心”。“诚意”就是认知自己最真实的意，最真实的想法，同时，按照自己最真实的想法去做事。“心”是“意”的主体，“正心”就是通过“诚意”去认识心的本体，认识本心。 这样，“诚意”、“正心”，即“意”和“心”八条中就居于中心、核心地位，是两个行动的主体、主导者，即前一个学习型行动的主体、主导，也是后一个应用型行动主体、主导。学习是“意”和“心”在学习，也是认识“意”和“心”本身，应用就是由“意”和“心”主导的行动，是“意”和“心”的展开是实现。 那么在“意”和“心”之间，谁又更重要？答案是“意”而不是“心”。尽管逻辑上说，“心”是以“意”的本体，但是“心”是无法直接感知的，能够直接感知的只是一个一个的“意”，“心”的存在，只是一个逻辑推导的结果。无论是学习还是应用，都是直接通过“意”来实现的。 因此，人的本质在“心”，但更重要的不是心之本体，而是心的功能，或者说是“心之用”，而心的功能，心之用，就是“意”。人就是“意”的主体，人就是一个“意”的连续体。故而，在中国传统的学问中，“意”就居于中心地位。 不过，中国传统所重的“意”并非孤立的个人意义上“意”，而是社会公众的共识意义上意，即“公意”。孟子说：“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心之同然”即“公意”，“公意”即是“理”、“义”。“理”、“义”都是中国传统经学中的核心概念，与“道”同义。 唐朝大儒韩愈、清朝大儒戴震，都看出了孟子对心、理、义的诠释在中国文化中的重要地位。戴震专门写了一本书，叫《孟子字义疏证》，运用清朝考据学的成果去重新诠释《孟子》。在此书的《序》中，戴震引用韩愈的话道：“求观圣人之道，必自孟子始”。 在《孟子字义疏证》中，戴震对“理”做了进一步诠释。他说：“理也者，情之不爽失也，未有情不得而理得也”：“以我之情絜人之情，而无不得其平是也”。“絜（音洁）”是衡量、度量的意思，“以我之情絜人之情”相当于“将心比心”。 戴震所说的“情之不爽失”、“以情絜情”实质上是对孟子“心之同然”的细化、展开。这里的“情”指的是“意”的表现，实质就是“意”，也可以用“意”来替换，即“意之不爽失”、“以意絜意”。后来，“情”、“意”干脆连用构成“情意”。 到了宋明时期，传统的经学干脆被称之为“理学”、“道学”，也被称之为“心性学”。对同称“理学”、“道学”很好理解，但对“理学”、“道学”为何又叫“心性学”，一般人很难理解。事实上，明白了孟子对“理”、“义”的定义，就不难理解。“理”就是“心之同然”，是人心所发出的“公意”。再简化一点，“理”就是心。 因此，宋明理学可用六个字概括：“性即理”、“心即理”。而这六个字的基础则在孟子的：“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 概而言之，“理”、“义”、“道”本质上都是“意”，是作为“心之同然”的共识性的“意”。 人的本质在心、心的本质在意，因此，也可说人的本质也意。人不是孤立的个人，而是和其他人共同生活在一起。因此，“意”的关键又不在个人之私意，而是群体之“公意”。“公意”即为“理”、“道”、“义”，也可统称“道义”。 正是因为人的本质在心，心的本质在意，意的关键在作为公意的道义，所以，人的独立自由，也就在于心的独立自由，而心的独立自由则在意的独立自由，而意的独立自由，最终会导致独立的道义的出现。 三
纵观整个人类文明史，能够实现意的独立自由，并出现独立的道义，唯有中国文明做到了，而且在文明之始。中国文明从一开始，就是以“意”的独立自由为中心的，也是以道义为核心的。这一点在易经中有明确的体现。其他任何文明，包括所谓的现代文明，都没有做到这一点。 历史是人的历史，既然人的本质在意，在道义，那么历史的本质也在意，在道义。中国最早的一部成文的历史是《春秋》，而春秋的核心和本质则在“大义”，即“春秋大义”、“微言大义”的“大义”。 作为一部历史，《春秋》是用文字写成的。不仅《春秋》的本质在义，连文字本身的本质也在“义”、“意”。《周易系辞》说：“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这里的“意”指的是“圣人之意”，也就是孟子说的“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最终所指的是“公意”，也是“理”、“义”、“道”，即道义。即文字的本质在“意”、“义”、道义。 在《论语》中，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是在强调历史的稳定性，而这个稳定性的基础就是历史之“义”、“意”。《礼记》说“礼者，理也”，礼的内核是“理”。孔子把历史当成“礼”的历史，实质也是“理”的历史。 清朝与戴震同时，也是齐名的另一位大儒是章学诚，他的代表作是《文史通义》。章学诚之所以要30年的时间去写这本书，目的是要告诉大家，历史的核心和本质在“史意”、“史义”。也可以说，章学诚明确提出了“史意”、“史义”的史观，也可称之为“道义史观”。 章学诚还认为：“六经皆史”，“经学即史学” 需要强调的是，直至章学诚才明确提出了道义史观，并不是说，并非直至章学诚时期，中国的历史才是道义史观的。中国的历史一直是道义史观的，只是章学诚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而已。章学诚的结论适应于中国任何时期的历史。 既然中国的历史是道义史观的历史，那么为何又出现“有道-无道”的二元史观？答案是，在常态下，中国的历史是道义的历史，也是有道的历史。但是，在中国历史中，又周期性地出现和存在诸多“异态”、“病态”时期，在这些时期，中国的历史也呈现“异态”、“病态”之状，偏离道义，进入无道模式，形成无道的历史。 那么中国的历史又为什么会周期性进入病态，周期性患病呢？ 传统上一般将此归因与国家首脑的个人品德，是国君们的个人无得，导致整个社会出现无道。这样的解释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国君们的影响力也没有如此之大，可以改变整个历史的进程。 综合现代所出现的新的历史材料，包括中国的考古资料，以及其他文明的历史材料，可以得出一个更符合历史事实的解释：外来文明的影响和冲击。中国的历史之所以会周期性犯病，周期性呈现无道的状态，根源就在中国历史上会周期性地遭遇外来的文明的冲击。也就是说，中国历史中的病态和无道都是外来的，而不是内生的。 关于这个话题，本文不能展开更详细的分析，这举几个例子。 一般认为，中国历史上最黑暗，最无道的时期是唐末及五代十国时期。而这个时期，也是北方草原民族大肆进入和入侵中国的时期。譬如“安史之乱”的主角安禄山和史思明，尽管名字很有中国文化特色，但是这两人都是突厥人。 唐末大黑暗一个更大的，也是全球性的历史背景是，突厥化的伊斯兰世界的东扩。此时伊斯兰世界的掌权者已经不是阿拉伯人了，而是更凶悍的来自中亚的突厥人。一开始，突厥人只是伊斯兰政府的军事奴隶（马穆鲁克）。但是，随着战功的增加，以及政治经验的增加，这些军事奴隶们纷纷取代主人，成为各伊斯兰政权的掌权者，这样整个伊斯兰世界就进入了一个所谓的“奴隶（马穆鲁克）王朝时代”。 奴隶（马穆鲁克）王朝的实质就是军阀统治，而且这些军阀都是凶悍的突厥人。 当时，主导全球格局的，是伊斯兰的突厥化，也可以说是中亚突厥的伊斯兰化。伊斯兰突厥化为伊斯兰世界的继续对外武力扩张吸纳了新的动力，而中亚突厥的伊斯兰化则让原本松散的中亚游牧开始组织起来，成为有组织的暴力集团。 突厥化伊斯兰武力扩张有三个方向，一个是南部的印度，一个是西方的欧洲及东罗马帝国，一个是东方的中国。其结果是，印度被吃掉，东罗马帝国被蚕食，唯独西方的西欧和东方的中国对其形成了有效的遏制。但是，西欧在那时尚属荒蛮贫穷之地，本身就对伊斯兰世界够不成太大的吸引。因此，真正实打实遏制突厥伊斯兰扩张的，是中国大唐的军队。 突厥伊斯兰的武力扩张，最终带给世界的是，军阀统治横行，让全球进入了一个黑暗时代。中国五代十国时期的黑暗时代，只是全球黑暗时代的一个部分。西欧、埃及、印度、中东那时统统都进入了同样的黑暗时代。 因此，中国历史在唐末五代十国时期进入病态的无道状态，从根本上说，是受突厥化伊斯兰文明冲击的结果。是外来的，而非内生的。 同时，东晋和南北朝时期的病态和无道，也是北方游牧冲击的结果。北方游牧在冲击中国的同时，也向西冲击罗马帝国，最终导致西罗马帝国的灭亡。 随着考古资料的增多，也越来越发现，战国时期的大混乱依然更可能是外族文化冲击的结果。当时，主要的文明史前期的亚述，以及后期的波斯，以及再后来的希腊。秦皇陵所所出土的很多器具很可能都是由波斯人直接所造。同时，研究也指出，秦国的法律和制度与波斯帝国高度相似。实际上，波斯帝国之后的亚历山大帝国、印度的孔雀帝国、中国的秦帝国，都是对波斯帝国的继承。 四
1840年之后，中国迎来新一波的外来文化的冲击，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冲击来自东南方的海上，以往则来自西北方的草原。 同时，与以往历次外来文明不同，这次从海路而来的西欧文明，还发展出自己独立的史观，而且他们认为自己的史观很高明，更重要的是，当中国西化之后，这种西方史观也成为中国学术的主流观点。 西欧是从什么开始发展出自己的史观的？很晚，在黑格尔（1770- 1831）之后。黑格尔很重要的“学术贡献”之一，就是提出了“历史哲学”。开始把历史本身当成一个独立的东西，当然其独立还是非常有限的。 黑格尔研究了当时他所能找到的人类历史的全部资料，其实主要是西方的历史，尤其是欧洲的历史，发现历史是有自己的规律的，这个规律就是不断螺旋上升的，否定之否定规律，这也是所谓的历史辩证法。 但是，另现代人难以理解的是，黑格尔进一步指出，这种历史的规律，又是由一种近似于神的“绝对精神”所决定，是“绝对精神”的展开。归根结底，历史的幕后决定者就是这个超然的“绝对精神”。 后来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就是对黑格尔史观的改装。马克思认为，黑格尔将历史的最终决定者定位神秘的“绝对精神”是错误的，是一种“唯心主义”。“绝对精神”是不存在的，唯一存在的是人能够直接感知的“客观世界”。于是标榜是唯物主义的马克思，就用“客观世界”把“绝对精神”替换掉，把黑格尔的唯心史观，改装成唯物史观。 其实，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黑格尔的唯心史观，相同之处更多于不同之处。首先，两者都是进化史观，都认为历史都是螺旋式上升，前一个阶段不断地被后一个阶段否定，不断前进的。其次，两者都是决定史观，认为在历史之外存在一个超然的绝对决定者。唯一不同的是，黑格尔认为历史的决定者是唯心的“绝对精神”，而马克思则认为是唯物的“客观世界”。 进化史观和决定史观决定了，无论是黑格尔的唯心史观，还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在历史中，人都是缺场的，是无关紧要的。更准确地说，人都是一种工具，或者是绝对精神的工具，或者是客观世界的工具，因为人也是被决定的，或者被绝对精神决定，或者是被客观世界所决定。 而在中国的道义史观中，道义是真正的主角，道义就是公意，公意德基础是意，意的主体是人心，人心是人的本质。因此，道义史观的真正主角是人。 为什么说在黑格尔之前，西方的文明压根没有历史，原因在于，黑格尔呢之前，所有的西方文明都处于宗教时代。而在宗教时代，神处于绝对的支配地位，世界，包括人都是由神所创造和支持。历史也当然是由神所创造和支配的，历史是神的历史。对于神，人需要做的是崇拜。因此人的历史是不重要的，甚至没有意义的。 也正是因为如此，在全部人类文明史中，唯有中国文明对历史进行了系统记载。在中国文明之外，除去发展出“历史科学”的现代文明之外，任何文明都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历史记载，对历史记载都是零碎的，甚至于无。 很多人已经注意到中国文明在历史记录上的独特性，也总是希望通过这一点挖掘出中国文明的更深层的独特性，但至今未果。原因在他们不明白中国文明在本质上是道义文明，历史则是道义承载者，历史是道义的历史，重视历史、记录历史的背后是重视道义、记录道义。 道义是中国文明自开始就是有的，《周易》中“元亨利贞”之“贞”，其实就是道义。也正因为如此，中国传统有很强烈的思古、慕古情节。《尚书》一开篇就说：“曰若稽古”，郑玄注说：“稽古同天”。天是天理、理、道义。因此，在中国传统看来，“古”就是“道义”，“稽古”就是追寻道义。成语“人心不古”，是说人心偏离道义，道德败坏。 因此，中国的历史模式与西方决然不同，不是如黑格尔、马克思所说，是不断否定的螺旋式上升的过程，而是一个“有道-无道”的二元循环过程。就西方文明的历史而言，黑、马也的确是正确的，其错误之处在于，对中国历史的独特性缺乏了解，而坐井观天地认为中国历史也与西方等同，进而把西方历史之特征当成人类历史之特征。 进一步，西方历史什么呈现不断否定不断前进的特征，它不断前进的目标又在哪里？答案很简单，西方历史前进的方向恰恰是中国文明一开始就有的道义，而西方历史之所以不断地阶段性前进，因为尽管它不断地在朝向道义接近，但一直未达到，即便到现代文明阶段。 前面已经指出，就中国文明的历史来看，在“有道-无道”的二元式循环中，“无道”阶段只是病态、非常态，而“有道”阶段才是常态、正态。同时，以中国历史的标准来看，西方文明史整体，都相当于中国历史中的“无道”阶段，也是病态、非常态的。也正因为，西方历史一直是病态、非常态的，所以才要不停地否定，不停地前进。 不停地否定，不停地前进这个事实，恰恰说明，西方文明史内部是缺乏常态、正态的，它是把它一直在追求的，当尚未达到的那个目标，当成常态、正态的。所以，西方历史观念中有“历史的终结”一说。所谓的“历史的终结”就是指达到那个远方的常态、正态之后，西方历史就要结束不断否定和前进的历史。 而中国的历史则是一开始就处于“终结”的状态的，一开始就处于道义阶段的常态、正态的。后来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中国历史周期性出现“无道”的阶段，也是很快就会向“有道”回归，这个回归其实就是西方所说的“历史的终结”。 因此，不是西方的历史模式，而是中国的历史模式更能代表人类历史的一般模式，不是中国的历史进程会纳入西方文明的轨道，而是西方的历史进程将纳入中国文明的轨道。 然而，1840年以来，尤其是1894年甲午战争以来，中国迫于西方列前武力侵略的压力，开始迅速西化，几乎不加判断地无条件接受了西方的文化，包括其史观。以西方的史观为正统，并用西方的史观来硬套在中国历史上。这不仅对中国的历史和人类的历史才生了错误的认知，更重要的是，也对中国和全球当前的局势，以及未来走向产生迷茫和错误的判断。 不应该以西方的史观来衡量中国历史，以及整个人类历史，而应该以中国的史观来衡量西方的历史，以及整个人类的历史。唯有如此，才能对中国的历史，西方的历史，以及人类整体的历史产生正确判断，才能对当前全球的局势和未来走向产生正确的判断。 五
以中国的道义史观，以及“有道-无道”史观来看，中国1840年以来的历史，并非是一个对过去否定的，向现代文明前进的现代化史，而是“有道-无道”的新一轮的循环，在欧美文明的冲击下，进入了一个新的“无道”阶段。 在“无道”阶段，社会使命和社会纲领是在吸收和同化外来文化的基础上，重返“有道”阶段，即向道义回归。也就是说，在“无道”阶段，需要做两件事，第一件是对外来文化的学习和吸纳，第二件则是对外来文化的同化，同化即道义化、中国化。 从1840年，尤其是从1894（甲午）年开始至今，中国的社会纲领是以学习和吸纳西方文化为主。在这个过程中，甚至出现了全盘西化，这是中国在学习西方文化上能够虚心的表现，这很好。那么160年以来，中国学习的成绩如何？ 成绩不错！从经济总量上看，按汇率，中国已经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国，已经从昔日任由被列强宰割的小角色，晋身为全球顶级列强。同时，中国已经成制造业第一大国，外贸第一大国。也有专家和机构指出，按购买力评价，中国已经超越美国，经济实力世界第一。即便按汇率，也一致认为，中国最终超越美国，也用不了几年。 这里需要提一下，最近争议比较大的一件事。清华大学的一位胡教授，发了一个研究报告，说中国的综合国力已经全面超越美国，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其实，这样的结论能够引发大争议，也是合情合理的，因为这对中国而言，的确是自1840年以来的大变化，根本性的变化。而对习惯、甚至留恋于1840年以来中国状态的人，对于这样的变化自然是不适应，并将这种不适应发泄到胡教授身上。 胡教授的报告所涉及的更重要的问题，不是中美国力比较的技术细节问题，而是中国的社会纲领和国家方略需要根本性调整的问题。当中国的以经济实力为基础的国家硬实力达到世界顶级时，1840年以来的“落后就要挨打”的压力，甚至担心被开除球籍的压力便不复存在。从1840年以来，希望通过学习西方而实现“富强”的目标已经圆满实现。那么在“无道”的阶段，学习和吸纳西方文化的阶段应该结束，而应该转入对西方文化进行同化的阶段，从而最终结束从1840年开始的“无道”阶段，重返“有道”阶段。 因此，中国提出“新时代”的判断，无疑是极具远见卓识的。但是，目前对新时代的理解依然是基于西方史观、西方历史模式的，而非基于中国史观、中国历史模式，因此对新时代认知，尚存在诸多模糊和迷茫之处，这导致对新时代应该采取的策略的转变，远远不够准确和彻底。 中国需要社会纲领的变化，以及国家方略的变化。目前的社会纲领是1840年以来至今中国在列强重压之下所形成：对列强的反抗和赶超。160年之后，随着中国晋身为世界的顶级列强，昔日来自西方列强的压力已经解除。中国从此进入了一个新时代，而在列强压力已经解除的新时代，中国需制定新的社会纲领。 新时代的新纲领，就是回归道义时代，包括中国自身的回归，以及对西方文明的同化，促使西方文明再次自我否定，再次进步。 指的指出的是，目前中国的历史和西方历史共处在同一个历史阶段和历史周期，当中国自身实现对道义的回归，并且促成西方的道义化之后，不仅可以使中国自身重道义时代，而是可以使的西方文明出现再一次跃迁，而进入真正的道义时代，从而帮助西方文明完成“历史的终结”之使命。那样，全球经永恒地处于道义时代。 也就是说，在新时代，中国将不再致力学习、跟随和赶超西方文化，而是转变为对西方文明进行改变和同化，不是致力于让中国变成西方文明那样，而是致力于让西方变成中国传统的那样。 目前欧美所奉行的是权力、利益秩序，国内如此，国际亦如此。将秩序的基础建立在权力、利益的基础上，注定是沙中建塔，非常脆弱，无论国内秩序，还是国际秩序都将如此。因此，权力、利益的思维和秩序，将孕育争夺和不公，制造分裂。近一百多年的西方历史，尤其是最近十多年的历史，已经充分显示这一点。当前西方和全球都处于高度的不公、斗争和分裂之中。西方国家内部如此，由西方国家所主导的国际秩序亦然。 唯有将秩序的基础建立在道义之上，唯有西方文明实现道义化，真正和平永恒的秩序方能实现，包括国内的和国际的。 就中国本身而言，在目前已经高度全球化的世界，孤立地在本国之内回归道义时代是不可能的，一旦在境外有非道义国家存在，这非道义文明将继续都中国造成威胁，因此，将世界道义化，用道义来同化和改变西方文明，是中国自身回归道义时代的必然前提。即中国必须和世界一起进入道义时代。 这意味着，进入新时代，对中国而言，在国内，要搞道义政治，在国际要搞道义外交；在国内要学习传统文化，回归道义，在国际则要以道义教化世界，促进世界的道义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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