貴族精神

前言

我曾見過一座富麗堂皇的墅苑，命名為『貴豪領郡』，似乎只要搬進了這幢以『貴豪』為噱頭的宅邸，你就可以成為貴族。我還見過一些人拼了命也要把孩子送進『貴族學校』，實在不行，至少要送拉丁舞班，也好沾染些『貴族』做派。他們毫不介意這種熟男辣女的舞蹈會扼殺兒童的天性和純真。你看看那些拉丁舞教練們，個個穿成假洋鬼子樣，滿口蹩腳的英文口令，扭腰晃臀，還不忘時不時在鏡中顧影自憐一下。搖兮，晃兮，恍兮，惚兮，不知不覺竟也有一種錯覺，好像自己真的變成了歐羅巴貴族金毛！可憐天下父母心，他們殊不知，貴族氣質其實是一個人在家庭、學校、社會受到的全方位的、長期的薰陶、教育、和自省下的厚積薄發，是內在品格通過肢體語言的外在散發。

貴族的本質是一種精神，而非外在的形式；貴族精神也並非貴族們的專利。劉姥姥只因得到過賈家的一點微不足道的資助，就在賈府被抄沒之後傾家蕩產營救巧姐，又有誰能說這『受人滴水之恩當湧泉相報』的執念，不是一種貴族精神呢？而受到更大恩惠的賈雨村，在恩主敗落之後卻選擇恩將仇報。可見貴族精神植根於一個人的品性之中，不可強而致之。（文\李退山）

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貴族氣質的養成有賴於求道之路上個人品格的修煉和培養。我在本文的姊妹篇——【漢民族主義者如何看待名利？如何獲得強大的心力？】一文中說過：『人性閃爍着憐惜的光芒，更瀰漫着嫉妒的陰霾；它因光芒而璀璨，因陰霾而晦暗。人性具有偏見、嫉妒、從眾，主觀，懶惰，自負、自卑、虛偽、喜聽好言、傲慢等廣泛弱點，就算是人性當中的那不多的一點點閃光點——自尊，當其過了頭也會墜落到自負和傲慢的深淵中去，更何況人心還在幽冥深處暗藏着損人利己、幸災樂禍和冷漠的惡性！因此，人在追求道的過程中不僅需克制其弱點，還要征服其惡性，而這又是何其之難的事！也正因此，人需要通過艱苦的個人品性的修煉來克服這些弱點和惡性，逐漸接近聖性和神性，進而無限接近於道。而唯有接近了天道，才能獲得天啟，使內心免於塵埃的侵淫。』

關於個人品性的修行，同道釣魚島上兜風兄弟嘗誡曰：『不要跟着社會上的戾氣跑，要向人性中的純真跑。』其言近，而其指遠，我引以為名通。竊以為，此間戾氣，非謂暴戾之氣，而是虛偽浮戾之氣。世風虛偽，方顯純真的可貴；世風浮戾，方知執着的不易。那麼，如何在名利炫惑，虛偽浮戾的塵世中保持那份純真？那就很有必要尋找到自己身上的那份純真執着的貴族氣質，並以此為傲。

貴族氣質能帶給你一份精神上的優越，只有你在心理上先戰勝自己，才能戰勝別人。既然如此，那麼什麼是貴族氣質？什麼又是真正的貴族呢？

一、傳統貴族之特質

傳統意義上的貴族具備由外而內的兩個特質：一、血統；二，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貴族精神。當然，貴族精神並不為世襲貴族所獨有，一個正常的社會必然會淘汰沒落貴族，提攜新興貴族。所謂沒落貴族，就是那些喪失了貴族精神的貴族。新興貴族以卓著的功勳獲取封地和爵位，將封地爵位及貴族精神傳之後嗣，形成新的血統貴族。

華夏貴族精神

^{【織田氏家紋】}

在中國，傳統貴族及其兩點，或者說三點特質：一，作為物質依託的封地和封國；二，作為榮譽依託的爵位或徽紋；三，作為核心內涵的貴族精神，早已在胡風肆虐中蕩然無存。但在日本，這三點特質則一直保存於傳統貴族——武士階層之中，直至明治前夕。[注1]

有一件事足以說明：耶元1582年（日本天正十年）6月3日織田信長在本能寺遇刺，正在攻打高松城的豐臣秀吉陰差陽錯最早得到密報。其時，秀吉水淹高松城，但卻無心戀戰，目的是要返回奪取信長的基業，於是暗中遣使入城，城主以不殺害城內百姓為條件，答應切腹。秀吉自然答應高松城主，只要其切腹自殺，即可放過全城百姓。次日下午，在豐臣秀吉派去的檢官面前，城主搭船出城，在湖中進行切腹儀式。雙方交換誓約後，秀吉退兵。

為什麼高松城主能夠超越切腹的恐懼？因為他對褻瀆責任的恐懼大於對切腹的恐懼。為什麼高松城主不珍惜自己的生命？因為他對貴族榮譽的珍惜勝過對生命的珍惜。為什麼高松城主敢於先行履約？因為他深知武士之精神在於信義。

華夏貴族精神

^{【豐臣秀吉】}

二、傳統貴族之精神

尚武、崇義是傳統貴族精神的一對孿生兄弟，無論是中國先秦時期的士卿之道，日本的武士之道，還是西方中世紀的騎士精神莫不如是。尚武必然輕生，崇義必不惜死，然而，這三種貴族精神對死和義的理解各有不同。

日本武士對生持否定的態度，認為死才是真實的。他們認為當一個人捨棄名利，以『死身』來義勇奉公時，就可以看到這世間的真實。這種信念一方面受到中國禪宗『無常觀[注2]』和『空無觀[注3]』的影響；另一方面，其捨生取義的思想則直接植根於中國君子之道。【孟子•告子上】就說：『生，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捨生而取義者也。』所不同的是，日本武士之『義』指向忠，而中國君子之『義』指向仁。【論語•衛靈公】就此闡發道：『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那麼，武士之道和君子之道的箇中高下就不言自明了！

『君子』一詞廣泛見諸先秦典籍。【詩經•周南•關雎】的『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一句，恐怕是最為婦孺皆知的關於君子的先秦時期的記載了。君子一詞最初的意思是『君』。 『君』為會意字，從尹，從口。『尹』為手執筆之形；『口』會發佈命令之意。故『君』的本意是發號施令，申治理國家。後來君子一詞逐漸被賦予德行的屬性。在諸多德行中，『仁』是君子之德的總綱；其次，君子尚勇，但『勇』的前提是『仁』。【論語•憲問】說：『君子之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論語•裏仁】更說：『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日本貴族精神

【李退山【燕客行】詩：『燕客垂長鞘，斗深無相謀。江湖恨不平，殺氣騰殘秋。扶笠卻囊橐，按柄刀半抽。返影照寒光，未拔已封喉。』】

值得特別指出的是，在孔子之後的漫長歲月中，君子的德行也在不斷增減中，總的趨勢是對『中庸』的不斷強調，對『仁義』的無原則闡發，和對『尚勇』的不斷弱化。以至於到了現在，『君子』已經差不多成了『無能』的代名詞。對此，光頭猴先生在其著作【君子論】中對君子之道做了探幽發微，正本清源。

光頭猴先生指出：『俗人都說，君子是鬥不過小人的。好像君子是無能的代名詞，小人是能力的化身。如此邏輯，又會有誰去當什麼君子？不是人人選擇當小人嗎？對於這類現象，周星馳在【九品芝麻官】裏有一句話說的非常好：「當貪官要奸，當清官要比當貪官更奸。」我把這句話演繹一下，放大到社會與民族上去談，那就是文明人要比野蠻人更野蠻，才是文明人的必備素質。儒家為什麼在明道的同時，還必須精熟詩書？儒家六藝裏為什麼會有射御？不就是增強自己的能力，野蠻其體魄嗎？子路，子貢，樊遲，哪個不是文能安邦，武能定國呢？如果正義不比邪惡強大，如果公理沒有聖劍的護衛，那么正義又在哪裏？在那書裏虛假的存在嗎？如果書不能成就現實事業，書的價值又何在？所以真正的君子，必須有聖劍在手，去威懾群醜！真正的君子，也必然是偉丈夫，充滿雄性的力量，而絕不是手無縛雞之力的白面書生可比！就算你是文雅的書生，你也必須有心劍的存在。以術佐道，以劍衛道，才是真君子的風範。』他繼續說：『（君子）必須懂恨，必要的時候必須有雷霆之怒。對於那些有違基本人道，那些禽獸之舉，要有一種毫不妥協的精神。沒有最起碼的血勇精神，整天聖母情懷泛濫，又怎麼會理解「威武不能屈」之真諦？心劍最好的體現，恰恰就是野蠻其體魄；不但要野蠻其體魄，更要對有違人道的人野蠻其內心。讓邪惡知道正義的怒火，讓小人清楚君子的威懾。』光頭猴先生同時認為：『對原則堅守，對原則之外的事情儘量寬容。處其事而不非其人。同時，對於邪惡，其血氣之勇是建立在嫻熟的謀略之上的。君子有的時候，是比小人更『壞』的，所不同的是，君子守道，小人毀道。』

關於君子的生死觀，光頭猴先生提出自己的觀點：『人都會死，死也有其價值大小。儒家發展至今，有一個很不好的傳統，就是重死而輕生。這是殉道思想，絕非為人的思想。沒有人格的苟活，固然是畜生，但是毫無理性的死，對自己生命都如此不尊重，我很難想像他有什麼公義的情懷。晚明，自殺的大臣不少，有辦法改變的大臣寥寥無幾；大將自殺不少，打退敵軍的很少。現在人說這是什麼氣節！自己投寰而死很簡單，放着全城的百姓被屠殺，卻不去考慮！自己抹脖子自殺容易，留下如花美眷被獸兵糟蹋！這種逃避的死其實是一種怯懦！』因此他說：『真正的氣節不是怯懦的求死，而是充滿霸氣的尋找求活的機會！這樣的求活，是為人的求活，而絕非是奴隸的苟活！我常常說，真正的君子之風是一種霸氣，而絕非是我們時常強調的骨氣。骨氣，往往是失敗者最後的自尊而已。中國人過去強調的什麼氣節，重死輕生的觀念，難道不應該進行深刻的反省嗎？哪怕是死，也要如烏江之戰那樣，夕陽下獨殺百人，一聲怒吼而力儘自刎！就算死，也要拉上好幾個敵人一起陪葬！』

日本貴族精神

【李退山【戕倭】詩：『南京三十四萬骨，積恨未雪目難瞑。來年揮戈征倭奴，定當奮戕屠東京！』】

闡述君子之道不能不提孔子。孔子在【論語】中對『君子』這個詞做了大量說明，並將『君子』升華為一種理想化的人格。可惜後來，華夏先秦貴族精神在諸胡蹂躪下逐漸凋零，到現在竟達到『漢兒盡作胡兒語，卻向城頭罵漢人[注4]』的地步。毛就曾罵過宋襄公，稱他在泓水之戰（耶元前638年）中不出擊渡河的楚軍，執意要等其渡河完畢，堂堂正正與其決戰的行為是『蠢豬式的仁義』。可見毛根本不能理解先秦貴族精神之於齊、楚、燕、韓、趙、魏、秦華夏文明共同體的意義（貴族精神的載體是禮，禮以條例的形式對人類行為進行規範，以達到守護文明的目的，其本質是以低成本的方式獲取最大的社會效益。禮所造就的也並非是無原則的『濫好人』，它的適用是有邊界的。具體說明見[注5]），不能領悟宋襄公戰敗的真正原因——其實是貴族精神的濫用。在戰爭面前，宋襄公混淆了國家行為和個人行為的界限，用體現個體精神的貴族之道取代體現國家意志的戰爭之道，自有其迂腐的一面，但也不能因此完全無視宋襄公在華夏文明共同體內崇仁守義的閃光之處。所以，在毛時代，告密、揭發、整人、批鬥、遊街、戴高帽、忠字舞，已然不以為恥。更為滑稽的是，那些今天的整人者，只因一條細細的辮子被人揪住，即刻淪為明天的被整者！人們茶餘飯後津津樂道於整人的『快感』和拉人下馬的『智謀』，已然不知老祖宗留下的『士可殺而不可辱』，『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的微言大義。

作為貴族精神的一種，西方的騎士精神是以個人身份的優越感為基礎的道德與人格精神，它積澱着西歐民族遠古的尚武精神和血性。對個人人格的愛護和尊重；為被壓迫者犧牲全部力量乃至生命的慷慨勇敢精神；把女子作為愛與美在塵世的代表，及將和諧、和平與安慰作為光輝之神而崇拜等等——這些深深影響了現代歐洲民族性格之中的騎士精神，構成了西歐民族性中所謂『紳士精神』的內核；形成了現代歐洲人對於個人身份和榮譽的注重；對於風度、禮節和外表舉止的講究；對於崇尚精神理想和尊崇女性的浪漫氣質的嚮往；以及恪守公開競賽、公平競爭的精神品質。

簡而言之，西方騎士精神的特質便是對諾言的信守，對他人的幫助，和為理想和榮譽而慷慨赴死的武士品格。歐洲騎士精神所特有的為理想和榮譽而赴死的品格，明顯不同於中國殺身成仁的君子之道，和捨身盡忠的日本武士道。也因此，如果歐洲騎士在其尊崇女性的浪漫氣質、及其『理想』驅使下，要去為一位他所愛慕的美麗女人赴死，也會被視為高尚的『義舉』，不會遭到眾人的恥笑。

歐洲貴族精神

^{【英國人威廉•亞當斯（三浦按針）】}

三、貴族精神的同一性和普遍性

從以上對東西方貴族精神的論述中明顯可見，其實貴族精神是對天地精神的提煉，是順應天道的純粹意志，東西不殊，古今一也。何為而作此講？我曾在【我為什麼拒絕使用『普世價值』這個詞語？】一文中做過『文明交集』的論述：『華夏文明體，基督教文明體，游牧文明體，甚至伊斯蘭文明體，儘管他們的文明形態各式各樣，他們的主張各式各樣，但是他們總有一部分主張近似的地方。這個地方因文明體而異，或大或小，或多或少，或在這個地方重合，或在那個地方相交，我稱之為是各文明體的「交集」。』貴族精神其實也是一種文明體的交集，在中國是為君子之道，在日本是為武士之道，在西方則為騎士精神。普天之下，不管是東方還是西方，古代還是現代，貴族精神本質上是同一的。

華夏貴族精神

【華夏儒家的『仁愛』，基督教的『博愛』，佛教的『慈悲』，雖名稱不同，但本質都是『仁』和『愛』，是文明的交集。】

實際上，就算是胡風肆虐之餘的當代中國，雖然物質層面上的血統貴族早已不復存在，但精神層面的貴族依然存在。甚至貴族精神還零星存在於每一個漢人身上。我打幾個比方：大家都有一種共識，那就是不會挑戰和欺負弱小者，因為那是一種恥辱，損害到自己的名譽，這其實就是一種貴族意識；一個做錯事的人，他敢於承認過錯並改過自新，這也是『知恥者近乎勇』的貴族意識；而一個同袍，他因顧全大局而包容另一同袍的過失，他因捍衛團結而避開非原則性的爭論，這還是貴族意識。而這些精神和意識，中外都是一樣的，具有普遍意義，因此是面貌各異的不同文明體之間的交集。

四、興漢運動與華夏貴族精神的回歸

可惜，如今的我們，血統貴族早已不存，貴族精神業已凋零，僅剩下那些支離破碎的潛意識存在。儘管如此，我們也無需妄自菲薄，因為那些潛伏在漢人心底最深處的，下意識的貴族意識，正是華夏祖先遺留給我們每一個漢人的貴族因子，只要解除那些強加的羈絆，在合適的季節，就會萌生！那麼，我們興漢的目的就是要喚醒這些因子，將這些零散的貴族意識上升到系統的、精神的層面，並普及這種精神，建立貴族社會。

華夏貴族精神

五、西方高福利社會與貴族精神的沉淪

放眼寰宇，貴族精神的隕落並非只有中國，高福利的西方亦是如此。或曰：『高福利能夠鑄就貴族精神。』但我要特別提醒一下：貴族精神是一種自然的精神，不是一種觀念的精神。什麼意思呢？所謂自然精神，就是順應自然規律和法則的意志；所謂觀念精神，則是脫離自然規律和法則的意志。在高福利下，優渥的生活使人們逐漸淡忘了自然法則，最終產生一些觀念中的，或者說書齋中的法則。而這些法則是脫離客觀實際的空中樓閣，那麼，就會產生觀念精神和『聖母意識』。這就是當今西方的通病。

當今西方白左，他們高喊着堂皇的口號，踐行着『聖母』的邏輯，是一群十分『精神』的人，只可惜，他們的『精神』不屬於貴族精神。

為什麼呢？因為他們的精神是觀念中的精神，而貴族精神則是自然的精神。自然精神秉持天地之道。老子說過：『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為什麼呢？因為貴族精神不僅有同情和保護弱者的一面，也有對強弱一視同仁和鞭笞弱者的一面。因為天地之道視萬物為芻狗，不厚此，不薄彼，因此不會在物質上過分關照弱者，而是通過對弱者的鞭笞，讓它們的精神振作起來，從而通過自身精神力量的煥發，成為強者。所以中國古人說：『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周易】）』又說：『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孟子】）』

歐洲貴族精神

【對於著名白左領袖——德國總理默克爾大規模引入難民的決定，知名媒體【紐約時報】和【金融時報】欣喜若狂，紛紛將默克爾視為世界最傑出的領袖，【紐約時報】專欄作家科恩甚至將她譽為『相等於、甚至超越』德國前總理阿登納、施密特和科爾的史上『最傑出歐洲領導人』。】

後記

漢服復興運動已經發展到第十六個年頭了，而我榮幸參與到這場文化自覺運動中，也已十一年了。作為一名自覺的參與者，我親眼目睹了漢運由最初自漢服而切入的集中火力對錯誤史觀的正本清源，和對日益逼近的現實危機的披露，進而向縱深發展的歷程。特別是後期隨着漢服運動普及，同袍人數增加之後，很多漢服社群也出現一些對漢運終極目的認識不足的言論。同時，儘管在廣大漢服同袍們的努力下，全社會對於漢服的態度也更為積極，但大環境對漢運和漢服的不理解仍將長期存在。那麼，在漢服復興隊伍內部環境已經改變，而外部誤解依然如故的局面下，作為固本之策，漢服復興運動理應逐漸深入到對漢家士子，也即那些對漢民族文化及精神具有深刻領悟能力的、堅定的漢民族主義者的培養階段。

那些對漢民族文化及精神具有深刻領悟能力的、堅定的漢民族主義者，需要逐步強化不忘初心的使命感，主動接過已故的漢服運動導師溪山琴況先生『始於衣冠，達於博遠』的這根接力棒。不僅要接得住，還要握地穩，這就需要加強個人品性的修煉，使漢運理念在胸中上升到一種類似於宗教的執着之境。

鑑於此，我將近期以來的修行感受，及對漢服復興運動終極目標的理解訴諸於文字，與諸君共勉！（李退山耶元2019年3月27日凌晨2：55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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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注1]中國歷史上，所謂貴族，前者皆系公侯伯子男，以及諸侯。後者多為大家世族。貴族同其他階級的最明顯區別是擁有爵位。爵位可能是世襲的，也可能是非世襲的。象徵貴族的是權勢和力量。_{中國自商代施行諸侯封建制度，即類同於西方貴族制。【禮記•王制】曰：『王者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天子之田方千裏，公侯田方百裏，伯七十裏，子男五十裏。不能五十裏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天子為王，下轄諸侯。如春秋楚國，本為子爵，因不滿其國大爵小，要求周王升其爵位未竟，於公元前704年稱王。漢代實行郡縣制之後，為安撫改朝換代之功臣，仍時有分封之舉，然已不如商周之系統。日本的貴族封建制度亦久。如大名即地方之貴族，有權分封土地及享有資源。下屬的武士，等同於西方貴族所自擁的武裝軍隊。自1868年明治維新之後，日本效法英制五等貴族系統，使原來貴族能在君主立憲下的上議會有一席之地。此一貴族制在1945年日本戰敗後取消。歐洲最初的貴族由封建社會的騎士或武士發展而來的。起初，武士或騎士宣誓效忠自己的領主並為其作戰以換取土地（通常與農奴共同生活）。封建社會軍事技術革命中，滑膛槍的發明逐漸解除了貴族對軍隊的私有控制。一個人的貴族身份可以源自繼承，也可以源於戰功。『貴族』這一稱號最普遍和嚴格的涵義中，『傑出』的特質是具有繼承性的。比如說，除非被明確剝奪了貴族特權，貴族的合法繼承人 (在一些社會中被限定為男子) 依然是貴族。在這方面，『貴族』不同於『英國貴族』：後者只由家族的單一成員繼承。aristocrat 和aristocracy是對位列貴族的人或家族的不太正式的稱呼。它們缺乏可區分性，比如在世襲金字塔頂端的小圈子裏遊蕩的英國貴族年輕的兄弟姐妹(甚至也許是兒童自封的VIP），也被認為是aristocrats，『藍血』是貴族出身的英國式表達。它可能是指那個圈子裏人的纖弱的、蒼白的皮膚——藍色的血管更容易透過皮膚看到，也可能是對上層社會普遍存在的銀中毒的描述。銀中毒會導致永久性的皮膚變藍，由過量攝入銀元素引起，銀在當時曾經被廣泛應用作餐具和藥物元素。在現代貴族佔主導地位的國家，資產階級逐漸成長為權利階級;富有的城市商人往往比鄉村小貴族更具影響力。在法國，有影響力的高級資產階級，特別是法律界的人士，從國王處獲得貴族頭銜。而行伍起家的舊貴族（『佩劍貴族』 ）對新貴族（『長袍貴族』 ）越來越不滿。法國大革命前最後幾年的復辟中，舊貴族試圖捍衛他們的特權，他們推動特定部門的限令，在能證明自家具有足夠貴族『quartiers』 （法語 'quartiers de noblesse）的人中間宣揚騎士精神。『quartiers de noblesse』是指一個貴族用徽章證明他們的每條血緣都來自擁有佩戴徽章資格的祖先，即他們來自那些行伍的舊貴族家庭，舊貴族家庭可以確定他們自己的父系徽章，另一方面就可以說明他們不是那些原本是資產階級的新晉貴族。貴族會被要求提供展示'seize quartiers' (16 quarterings) 甚至 'trente-deux quartiers' (32 quarterings)以分別表明上數五代（到曾曾祖）或六代（曾曾曾祖）的所有血緣關係的族譜證明貴族身世。貴族控制着資源，比如食物、金錢、普通人和低等貴族勞動力，並且可以在他們中間履行宗教、政治權利。有趣的是，貴族有時候擁有土地封邑權，這可以表現在命名上。舉個例子，名字中的Earl of Chesterfield彰顯財富，Earl Cairns就為名字創立的。然而，所有這些都不是必須的，很多時候，貴族僅與社會榮譽和特定的社會特權相關。後者的一個例子就是Polish szlachta。在現代社會，擁有特殊權利的世襲觀念在西方社會逐漸與現代生活方式格格不入美國的締造者就反對任何可能助長貴族的事物；法國大革命取消了貴族並剝奪了他們的權利（儘管拿破崙一世和拿破崙三世回覆了某些貴族頭銜，它們更大意義上是榮譽性質的）。中世紀為一個典型的貴族統治時期，貴族是維持統治的階級結構，無論是否長官都有統治權，且成分複雜，並隨早、中、晚期不斷變化。早期人們不注重譜系，因為是民族與羅馬的混容時期，是重視現有勢力和土地；中期，社會基本定型，人們開始注重譜系，強調封號，看重出身，貴族集團也於此時形成，成為一個封閉的團體；到晚期，因為商品經濟發達和社會上成分的流動增加，也開始有下層人加入貴族行列，同時也出現了一些有封號而無土地的破落貴族。歐洲貴族爵位：公爵(Duke)：在貴族中，公爵是第一等級，地位最高。這個爵名的由來有三：一是歐洲氏族社會解體時期，日耳曼部落的軍事首長；二是古代羅馬部落的軍事首長；三是古羅馬時代的邊省將領，後指地方軍政長官，其拉丁文原意為"統帥"。隨着封建關係的發展，王權的日益強化，公爵成了統治階級中的上層人物。在英國，公爵最初是由十四世紀的英王愛德華三世分封的，被封這公爵的全是王室成員。十五世紀後才打破這慣例，少數非王室人員也被封為公爵，他們有政治、經濟、法律和權利，這些人行為往往決定很多人的命運，他們僅為名義上的歸附。侯爵(Marquess)：侯爵是貴族的第二等級。查理大帝在位時它是指具有特別全權的邊區長官，相當於藩侯，由國王任命，時間長久後也成為半獨立狀態。查理曼帝國分裂後，變成了獨立的大封建領主。封建王權加強後，侯爵成為公爵與伯爵之間的爵銜，其地位與其他伯爵相等，十到十四世紀後，才確認侯爵的地位在伯爵之上。這些人大都出身於當地的大家族，為半獨立力量，可任命當地官員。伯爵(Earl or Count)：在羅馬帝國時，伯爵是皇帝的侍從，掌管軍、民、財政大權，有時也出任地方官吏，封建制度強化後，伯爵可割據一方，成為世襲的大封建領主。後來，其地位漸次低落，介於侯爵與子爵之間，為貴族的第三等級。在英國，伯爵之銜歷史最久，在一二三七年黑王子愛德華被封為公爵之前，它是英國最高的爵位。這一爵名，來源於斯堪的納維亞半島的丹麥。公爵的委任者也稱伯爵，其權利甚大，尤其代表公爵時，常常由社會秩序的維護者成為統治者，如在英國建立安茹王朝的安茹伯爵，以及法國的香檳伯爵等。以上三種貴族為高等貴族，均擁有大量的領土，能實行獨立或者半獨立的統治。子爵(Viscount)：，子爵原系法蘭克王國的國家官吏名，最早是由國王查理曼於八世紀時封的，後來傳到歐洲其他大陸國家。起初，子爵是伯爵的副手，後來獨立存在，也可世襲。子爵爵位到十五世紀才傳入英國，博蒙德•約翰於一四四○年第一個被封為英國子爵，其地位在男爵之上。 他們可以代其處理事物和司法案件。高級貴族不在場時可獨立行使其權利，到後來開始建造城堡，形成小統治中心。男爵(Baron or Lord)：是貴族爵位中最低的一級。在十一至十二世紀時，它是歐洲君主國國王或大封建主的直接附庸。在英語中，男爵(Baron）一詞，是諾曼人在征服歐洲大陸時引進來的，本義為"只不過是普通的人"，後來演變為"強有力的人"。當時，英國的那些直接從國王那兒得到土地的大佃主，概可稱為男爵，但這並非由國王分封。到了一三八七年理查二世封約翰•比徹姆為男爵後，男爵才成為英國貴族的正式爵位。他們大都與軍隊相連，以服軍役為條件從國王那裏領取土地奉養土地的騎士首領，一位男爵最少擁有40～50個騎士領(一個騎士領是指供養一個騎士所需的土地面積）。西方貴族的姓氏標誌在名與姓之間：西方貴族的姓氏標誌在名與姓之間。『德』(de)是法國貴族或舊家的標誌，如法國著名寓言詩人讓•德•拉封丹就是貴族家庭出身。『堂』(Don，一譯唐）是西班牙貴族姓氏的標誌，如拜倫【唐•璜】中的主人公唐•璜。『馮』(von)則是德國和奧地利封建貴族姓氏的標誌，如歌德筆下的騎士葛茲•馮•伯利欣根。}

[注2]無常觀是指世事無常，萬物易逝，沒有一樣事物能保持原樣。武士把自然界的無常與世事無常聯繫起來，用無常觀解讀世間事，從自然風物的榮枯，聯想到了人的生死和生命的意義。武士道認為，雖然生命如晨露易消滅，但只要完成使命、成就道德，這樣的生命就生機勃勃，令人嚮往和留戀。

[注3]禪宗認為生為夢幻，死為常住，生死如一。參禪悟道，首先就是頓悟『生死觀』，認識到世上『本來無一物』、『生死皆妄念』。禪宗言傳只有以物人兩忘為蒿矢，最後才能達到『無』的大化。只有完全擺脫生死羈絆，才能『見性成佛』。禪宗的『空無觀』迎合了武士『勇武』、『無畏生死』的心理。

[注4]唐•司空圖【河湟有感】：『一自蕭關起戰塵，河湟隔斷異鄉春。漢兒盡作胡兒語，卻向城頭罵漢人。』

[注5]春秋戰國之際，作為君子之道的內修外練，『仁、義、禮、智、信』和『溫、良、恭、儉、讓』亦以一種貴族風範見諸外事，這樣的案例在先秦史籍中俯拾皆是：宋襄公泓水之戰不鼓不成列；華豹與宋公子城循禮而發；晉國主將郤至鄢陵之戰三禮楚王，等等等等，不一而足。_{那個時候的戰爭更像是一次大規模的紳士間的決鬥，貴族們在戰爭中重承諾，守信義，比的是勇氣和實力，不以陰謀詭計取勝。宋襄公所說的『不重傷（不讓人二次受傷，即不攻擊傷員。），不禽二毛（不俘虜老年人。），不鼓不成列（對方沒有排好隊列時，本方不能進攻。）』，和【淮南子】所說『古之伐國，不殺黃口，不獲二毛』，正是那個時代普遍的戰爭規範。錢穆先生對此稱譽道：『當時的國際間，雖則不斷以兵戎相見，而大體上一般趨勢，則均重和平，守信義。外交上的文雅風流，更足表現出當時一般貴族文化上之修養與了解。即在戰爭中，尤能不失他們重人道、講禮貌、守信義之素養，而有時則成為一種當時獨有的幽默。』不過儘管如此，我仍想補充一點：作為君子之道的內修外練，『仁、義、禮、智、信』和『溫、良、恭、儉、讓』是有適用範圍的，君子之道所造就的不是無原則的『濫好人』。任何民族、任何文化都是有邊界的，君子之道的適用自然也是有界限的。『仁、義、禮、智、信』和『溫、良、恭、儉、讓』僅適用於本民族或文明共同體內部的諸侯國之間（比如齊、楚、燕、韓、趙、魏、秦）；而不適用於本民族或文明共同體外部的國與國之間（比如華夏文明共同體、伊斯蘭文明共同體、西方文明共同體）。我們更不能把人際交往準則和評價標準生套到民族與民族，或文明體與文明體之間的交往中去。政治無關人品。一個小小的政治失誤，關係到的是本民族數以萬計人的福祉，因此，兩個不同民族的人，他們的私交可以很好，他們的個人行為一定要很君子，但在公共政治利益面前，他們則要完全放棄個人交往的原則。為了本民族億萬人的公共福祉，施於異族的任何政治謀略和背信棄義都將、且必須得到本民族人民的感激和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