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族精神

前言

我曾见过一座富丽堂皇的墅苑，命名为『贵豪领郡』，似乎只要搬进了这幢以『贵豪』为噱头的宅邸，你就可以成为贵族。我还见过一些人拼了命也要把孩子送进『贵族学校』，实在不行，至少要送拉丁舞班，也好沾染些『贵族』做派。他们毫不介意这种熟男辣女的舞蹈会扼杀儿童的天性和纯真。你看看那些拉丁舞教练们，个个穿成假洋鬼子样，满口蹩脚的英文口令，扭腰晃臀，还不忘时不时在镜中顾影自怜一下。摇兮，晃兮，恍兮，惚兮，不知不觉竟也有一种错觉，好像自己真的变成了欧罗巴贵族金毛！可怜天下父母心，他们殊不知，贵族气质其实是一个人在家庭、学校、社会受到的全方位的、长期的熏陶、教育、和自省下的厚积薄发，是内在品格通过肢体语言的外在散发。

贵族的本质是一种精神，而非外在的形式；贵族精神也并非贵族们的专利。刘姥姥只因得到过贾家的一点微不足道的资助，就在贾府被抄没之后倾家荡产营救巧姐，又有谁能说这『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执念，不是一种贵族精神呢？而受到更大恩惠的贾雨村，在恩主败落之后却选择恩将仇报。可见贵族精神植根于一个人的品性之中，不可强而致之。（文\李退山）

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贵族气质的养成有赖于求道之路上个人品格的修炼和培养。我在本文的姊妹篇——〖汉民族主义者如何看待名利？如何获得强大的心力？〗一文中说过：『人性闪烁着怜惜的光芒，更弥漫着嫉妒的阴霾；它因光芒而璀璨，因阴霾而晦暗。人性具有偏见、嫉妒、从众，主观，懒惰，自负、自卑、虚伪、喜听好言、傲慢等广泛弱点，就算是人性当中的那不多的一点点闪光点——自尊，当其过了头也会坠落到自负和傲慢的深渊中去，更何况人心还在幽冥深处暗藏着损人利己、幸灾乐祸和冷漠的恶性！因此，人在追求道的过程中不仅需克制其弱点，还要征服其恶性，而这又是何其之难的事！也正因此，人需要通过艰苦的个人品性的修炼来克服这些弱点和恶性，逐渐接近圣性和神性，进而无限接近于道。而唯有接近了天道，才能获得天启，使内心免于尘埃的侵淫。』

关于个人品性的修行，同道钓鱼岛上兜风兄弟尝诫曰：『不要跟着社会上的戾气跑，要向人性中的纯真跑。』其言近，而其指远，我引以为名通。窃以为，此间戾气，非谓暴戾之气，而是虚伪浮戾之气。世风虚伪，方显纯真的可贵；世风浮戾，方知执着的不易。那么，如何在名利炫惑，虚伪浮戾的尘世中保持那份纯真？那就很有必要寻找到自己身上的那份纯真执着的贵族气质，并以此为傲。

贵族气质能带给你一份精神上的优越，只有你在心理上先战胜自己，才能战胜别人。既然如此，那么什么是贵族气质？什么又是真正的贵族呢？

一、传统贵族之特质

传统意义上的贵族具备由外而内的两个特质：一、血统；二，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贵族精神。当然，贵族精神并不为世袭贵族所独有，一个正常的社会必然会淘汰没落贵族，提携新兴贵族。所谓没落贵族，就是那些丧失了贵族精神的贵族。新兴贵族以卓著的功勋获取封地和爵位，将封地爵位及贵族精神传之后嗣，形成新的血统贵族。

华夏贵族精神

^{【织田氏家纹】}

在中国，传统贵族及其两点，或者说三点特质：一，作为物质依托的封地和封国；二，作为荣誉依托的爵位或徽纹；三，作为核心内涵的贵族精神，早已在胡风肆虐中荡然无存。但在日本，这三点特质则一直保存于传统贵族——武士阶层之中，直至明治前夕。[注1]

有一件事足以说明：耶元1582年（日本天正十年）6月3日织田信长在本能寺遇刺，正在攻打高松城的丰臣秀吉阴差阳错最早得到密报。其时，秀吉水淹高松城，但却无心恋战，目的是要返回夺取信长的基业，于是暗中遣使入城，城主以不杀害城内百姓为条件，答应切腹。秀吉自然答应高松城主，只要其切腹自杀，即可放过全城百姓。次日下午，在丰臣秀吉派去的检官面前，城主搭船出城，在湖中进行切腹仪式。双方交换誓约后，秀吉退兵。

为什么高松城主能够超越切腹的恐惧？因为他对亵渎责任的恐惧大于对切腹的恐惧。为什么高松城主不珍惜自己的生命？因为他对贵族荣誉的珍惜胜过对生命的珍惜。为什么高松城主敢于先行履约？因为他深知武士之精神在于信义。

华夏贵族精神

^{【丰臣秀吉】}

二、传统贵族之精神

尚武、崇义是传统贵族精神的一对孪生兄弟，无论是中国先秦时期的士卿之道，日本的武士之道，还是西方中世纪的骑士精神莫不如是。尚武必然轻生，崇义必不惜死，然而，这三种贵族精神对死和义的理解各有不同。

日本武士对生持否定的态度，认为死才是真实的。他们认为当一个人舍弃名利，以『死身』来义勇奉公时，就可以看到这世间的真实。这种信念一方面受到中国禅宗『无常观[注2]』和『空无观[注3]』的影响；另一方面，其舍生取义的思想则直接植根于中国君子之道。〖孟子•告子上〗就说：『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所不同的是，日本武士之『义』指向忠，而中国君子之『义』指向仁。〖论语•卫灵公〗就此阐发道：『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那么，武士之道和君子之道的个中高下就不言自明了！

『君子』一词广泛见诸先秦典籍。〖诗经•周南•关雎〗的『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一句，恐怕是最为妇孺皆知的关于君子的先秦时期的记载了。君子一词最初的意思是『君』。 『君』为会意字，从尹，从口。『尹』为手执笔之形；『口』会发布命令之意。故『君』的本意是发号施令，申治理国家。后来君子一词逐渐被赋予德行的属性。在诸多德行中，『仁』是君子之德的总纲；其次，君子尚勇，但『勇』的前提是『仁』。〖论语•宪问〗说：『君子之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论语•里仁〗更说：『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日本贵族精神

【李退山〖燕客行〗诗：『燕客垂长鞘，斗深无相谋。江湖恨不平，杀气腾残秋。扶笠却囊橐，按柄刀半抽。返影照寒光，未拔已封喉。』】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在孔子之后的漫长岁月中，君子的德行也在不断增减中，总的趋势是对『中庸』的不断强调，对『仁义』的无原则阐发，和对『尚勇』的不断弱化。以至于到了现在，『君子』已经差不多成了『无能』的代名词。对此，光头猴先生在其著作〖君子论〗中对君子之道做了探幽发微，正本清源。

光头猴先生指出：『俗人都说，君子是斗不过小人的。好像君子是无能的代名词，小人是能力的化身。如此逻辑，又会有谁去当什么君子？不是人人选择当小人吗？对于这类现象，周星驰在〖九品芝麻官〗里有一句话说的非常好：「当贪官要奸，当清官要比当贪官更奸。」我把这句话演绎一下，放大到社会与民族上去谈，那就是文明人要比野蛮人更野蛮，才是文明人的必备素质。儒家为什么在明道的同时，还必须精熟诗书？儒家六艺里为什么会有射御？不就是增强自己的能力，野蛮其体魄吗？子路，子贡，樊迟，哪个不是文能安邦，武能定国呢？如果正义不比邪恶强大，如果公理没有圣剑的护卫，那么正义又在哪里？在那书里虚假的存在吗？如果书不能成就现实事业，书的价值又何在？所以真正的君子，必须有圣剑在手，去威慑群丑！真正的君子，也必然是伟丈夫，充满雄性的力量，而绝不是手无缚鸡之力的白面书生可比！就算你是文雅的书生，你也必须有心剑的存在。以术佐道，以剑卫道，才是真君子的风范。』他继续说：『（君子）必须懂恨，必要的时候必须有雷霆之怒。对于那些有违基本人道，那些禽兽之举，要有一种毫不妥协的精神。没有最起码的血勇精神，整天圣母情怀泛滥，又怎么会理解「威武不能屈」之真谛？心剑最好的体现，恰恰就是野蛮其体魄；不但要野蛮其体魄，更要对有违人道的人野蛮其内心。让邪恶知道正义的怒火，让小人清楚君子的威慑。』光头猴先生同时认为：『对原则坚守，对原则之外的事情尽量宽容。处其事而不非其人。同时，对于邪恶，其血气之勇是建立在娴熟的谋略之上的。君子有的时候，是比小人更『坏』的，所不同的是，君子守道，小人毁道。』

关于君子的生死观，光头猴先生提出自己的观点：『人都会死，死也有其价值大小。儒家发展至今，有一个很不好的传统，就是重死而轻生。这是殉道思想，绝非为人的思想。没有人格的苟活，固然是畜生，但是毫无理性的死，对自己生命都如此不尊重，我很难想象他有什么公义的情怀。晚明，自杀的大臣不少，有办法改变的大臣寥寥无几；大将自杀不少，打退敌军的很少。现在人说这是什么气节！自己投寰而死很简单，放着全城的百姓被屠杀，却不去考虑！自己抹脖子自杀容易，留下如花美眷被兽兵糟蹋！这种逃避的死其实是一种怯懦！』因此他说：『真正的气节不是怯懦的求死，而是充满霸气的寻找求活的机会！这样的求活，是为人的求活，而绝非是奴隶的苟活！我常常说，真正的君子之风是一种霸气，而绝非是我们时常强调的骨气。骨气，往往是失败者最后的自尊而已。中国人过去强调的什么气节，重死轻生的观念，难道不应该进行深刻的反省吗？哪怕是死，也要如乌江之战那样，夕阳下独杀百人，一声怒吼而力尽自刎！就算死，也要拉上好几个敌人一起陪葬！』

日本贵族精神

【李退山〖戕倭〗诗：『南京三十四万骨，积恨未雪目难瞑。来年挥戈征倭奴，定当奋戕屠东京！』】

阐述君子之道不能不提孔子。孔子在〖论语〗中对『君子』这个词做了大量说明，并将『君子』升华为一种理想化的人格。可惜后来，华夏先秦贵族精神在诸胡蹂躏下逐渐凋零，到现在竟达到『汉儿尽作胡儿语，却向城头骂汉人[注4]』的地步。毛就曾骂过宋襄公，称他在泓水之战（耶元前638年）中不出击渡河的楚军，执意要等其渡河完毕，堂堂正正与其决战的行为是『蠢猪式的仁义』。可见毛根本不能理解先秦贵族精神之于齐、楚、燕、韩、赵、魏、秦华夏文明共同体的意义（贵族精神的载体是礼，礼以条例的形式对人类行为进行规范，以达到守护文明的目的，其本质是以低成本的方式获取最大的社会效益。礼所造就的也并非是无原则的『滥好人』，它的适用是有边界的。具体说明见[注5]），不能领悟宋襄公战败的真正原因——其实是贵族精神的滥用。在战争面前，宋襄公混淆了国家行为和个人行为的界限，用体现个体精神的贵族之道取代体现国家意志的战争之道，自有其迂腐的一面，但也不能因此完全无视宋襄公在华夏文明共同体内崇仁守义的闪光之处。所以，在毛时代，告密、揭发、整人、批斗、游街、戴高帽、忠字舞，已然不以为耻。更为滑稽的是，那些今天的整人者，只因一条细细的辫子被人揪住，即刻沦为明天的被整者！人们茶余饭后津津乐道于整人的『快感』和拉人下马的『智谋』，已然不知老祖宗留下的『士可杀而不可辱』，『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的微言大义。

作为贵族精神的一种，西方的骑士精神是以个人身份的优越感为基础的道德与人格精神，它积淀着西欧民族远古的尚武精神和血性。对个人人格的爱护和尊重；为被压迫者牺牲全部力量乃至生命的慷慨勇敢精神；把女子作为爱与美在尘世的代表，及将和谐、和平与安慰作为光辉之神而崇拜等等——这些深深影响了现代欧洲民族性格之中的骑士精神，构成了西欧民族性中所谓『绅士精神』的内核；形成了现代欧洲人对于个人身份和荣誉的注重；对于风度、礼节和外表举止的讲究；对于崇尚精神理想和尊崇女性的浪漫气质的向往；以及恪守公开竞赛、公平竞争的精神品质。

简而言之，西方骑士精神的特质便是对诺言的信守，对他人的帮助，和为理想和荣誉而慷慨赴死的武士品格。欧洲骑士精神所特有的为理想和荣誉而赴死的品格，明显不同于中国杀身成仁的君子之道，和舍身尽忠的日本武士道。也因此，如果欧洲骑士在其尊崇女性的浪漫气质、及其『理想』驱使下，要去为一位他所爱慕的美丽女人赴死，也会被视为高尚的『义举』，不会遭到众人的耻笑。

欧洲贵族精神

^{【英国人威廉•亚当斯（三浦按针）】}

三、贵族精神的同一性和普遍性

从以上对东西方贵族精神的论述中明显可见，其实贵族精神是对天地精神的提炼，是顺应天道的纯粹意志，东西不殊，古今一也。何为而作此讲？我曾在〖我为什么拒绝使用『普世价值』这个词语？〗一文中做过『文明交集』的论述：『华夏文明体，基督教文明体，游牧文明体，甚至伊斯兰文明体，尽管他们的文明形态各式各样，他们的主张各式各样，但是他们总有一部分主张近似的地方。这个地方因文明体而异，或大或小，或多或少，或在这个地方重合，或在那个地方相交，我称之为是各文明体的「交集」。』贵族精神其实也是一种文明体的交集，在中国是为君子之道，在日本是为武士之道，在西方则为骑士精神。普天之下，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古代还是现代，贵族精神本质上是同一的。

华夏贵族精神

【华夏儒家的『仁爱』，基督教的『博爱』，佛教的『慈悲』，虽名称不同，但本质都是『仁』和『爱』，是文明的交集。】

实际上，就算是胡风肆虐之余的当代中国，虽然物质层面上的血统贵族早已不复存在，但精神层面的贵族依然存在。甚至贵族精神还零星存在于每一个汉人身上。我打几个比方：大家都有一种共识，那就是不会挑战和欺负弱小者，因为那是一种耻辱，损害到自己的名誉，这其实就是一种贵族意识；一个做错事的人，他敢于承认过错并改过自新，这也是『知耻者近乎勇』的贵族意识；而一个同袍，他因顾全大局而包容另一同袍的过失，他因捍卫团结而避开非原则性的争论，这还是贵族意识。而这些精神和意识，中外都是一样的，具有普遍意义，因此是面貌各异的不同文明体之间的交集。

四、兴汉运动与华夏贵族精神的回归

可惜，如今的我们，血统贵族早已不存，贵族精神业已凋零，仅剩下那些支离破碎的潜意识存在。尽管如此，我们也无需妄自菲薄，因为那些潜伏在汉人心底最深处的，下意识的贵族意识，正是华夏祖先遗留给我们每一个汉人的贵族因子，只要解除那些强加的羁绊，在合适的季节，就会萌生！那么，我们兴汉的目的就是要唤醒这些因子，将这些零散的贵族意识上升到系统的、精神的层面，并普及这种精神，建立贵族社会。

华夏贵族精神

五、西方高福利社会与贵族精神的沉沦

放眼寰宇，贵族精神的陨落并非只有中国，高福利的西方亦是如此。或曰：『高福利能够铸就贵族精神。』但我要特别提醒一下：贵族精神是一种自然的精神，不是一种观念的精神。什么意思呢？所谓自然精神，就是顺应自然规律和法则的意志；所谓观念精神，则是脱离自然规律和法则的意志。在高福利下，优渥的生活使人们逐渐淡忘了自然法则，最终产生一些观念中的，或者说书斋中的法则。而这些法则是脱离客观实际的空中楼阁，那么，就会产生观念精神和『圣母意识』。这就是当今西方的通病。

当今西方白左，他们高喊着堂皇的口号，践行着『圣母』的逻辑，是一群十分『精神』的人，只可惜，他们的『精神』不属于贵族精神。

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精神是观念中的精神，而贵族精神则是自然的精神。自然精神秉持天地之道。老子说过：『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为什么呢？因为贵族精神不仅有同情和保护弱者的一面，也有对强弱一视同仁和鞭笞弱者的一面。因为天地之道视万物为刍狗，不厚此，不薄彼，因此不会在物质上过分关照弱者，而是通过对弱者的鞭笞，让它们的精神振作起来，从而通过自身精神力量的焕发，成为强者。所以中国古人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又说：『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孟子〗）』

欧洲贵族精神

【对于著名白左领袖——德国总理默克尔大规模引入难民的决定，知名媒体〖纽约时报〗和〖金融时报〗欣喜若狂，纷纷将默克尔视为世界最杰出的领袖，〖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科恩甚至将她誉为『相等于、甚至超越』德国前总理阿登纳、施密特和科尔的史上『最杰出欧洲领导人』。】

后记

汉服复兴运动已经发展到第十六个年头了，而我荣幸参与到这场文化自觉运动中，也已十一年了。作为一名自觉的参与者，我亲眼目睹了汉运由最初自汉服而切入的集中火力对错误史观的正本清源，和对日益逼近的现实危机的披露，进而向纵深发展的历程。特别是后期随着汉服运动普及，同袍人数增加之后，很多汉服社群也出现一些对汉运终极目的认识不足的言论。同时，尽管在广大汉服同袍们的努力下，全社会对于汉服的态度也更为积极，但大环境对汉运和汉服的不理解仍将长期存在。那么，在汉服复兴队伍内部环境已经改变，而外部误解依然如故的局面下，作为固本之策，汉服复兴运动理应逐渐深入到对汉家士子，也即那些对汉民族文化及精神具有深刻领悟能力的、坚定的汉民族主义者的培养阶段。

那些对汉民族文化及精神具有深刻领悟能力的、坚定的汉民族主义者，需要逐步强化不忘初心的使命感，主动接过已故的汉服运动导师溪山琴况先生『始于衣冠，达于博远』的这根接力棒。不仅要接得住，还要握地稳，这就需要加强个人品性的修炼，使汉运理念在胸中上升到一种类似于宗教的执着之境。

鉴于此，我将近期以来的修行感受，及对汉服复兴运动终极目标的理解诉诸于文字，与诸君共勉！（李退山耶元2019年3月27日凌晨2：55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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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注1]中国历史上，所谓贵族，前者皆系公侯伯子男，以及诸侯。后者多为大家世族。贵族同其他阶级的最明显区别是拥有爵位。爵位可能是世袭的，也可能是非世袭的。象征贵族的是权势和力量。_{中国自商代施行诸侯封建制度，即类同于西方贵族制。〖礼记•王制〗曰：『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于天子，附于诸侯曰附庸。』天子为王，下辖诸侯。如春秋楚国，本为子爵，因不满其国大爵小，要求周王升其爵位未竟，于西元前704年称王。汉代实行郡县制之后，为安抚改朝换代之功臣，仍时有分封之举，然已不如商周之系统。日本的贵族封建制度亦久。如大名即地方之贵族，有权分封土地及享有资源。下属的武士，等同于西方贵族所自拥的武装军队。自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效法英制五等贵族系统，使原来贵族能在君主立宪下的上议会有一席之地。此一贵族制在1945年日本战败后取消。欧洲最初的贵族由封建社会的骑士或武士发展而来的。起初，武士或骑士宣誓效忠自己的领主并为其作战以换取土地（通常与农奴共同生活）。封建社会军事技术革命中，滑膛枪的发明逐渐解除了贵族对军队的私有控制。一个人的贵族身份可以源自继承，也可以源于战功。『贵族』这一称号最普遍和严格的涵义中，『杰出』的特质是具有继承性的。比如说，除非被明确剥夺了贵族特权，贵族的合法继承人 (在一些社会中被限定为男子) 依然是贵族。在这方面，『贵族』不同于『英国贵族』：后者只由家族的单一成员继承。aristocrat 和aristocracy是对位列贵族的人或家族的不太正式的称呼。它们缺乏可区分性，比如在世袭金字塔顶端的小圈子里游荡的英国贵族年轻的兄弟姐妹(甚至也许是儿童自封的VIP），也被认为是aristocrats，『蓝血』是贵族出身的英国式表达。它可能是指那个圈子里人的纤弱的、苍白的皮肤——蓝色的血管更容易透过皮肤看到，也可能是对上层社会普遍存在的银中毒的描述。银中毒会导致永久性的皮肤变蓝，由过量摄入银元素引起，银在当时曾经被广泛应用作餐具和药物元素。在现代贵族占主导地位的国家，资产阶级逐渐成长为权利阶级;富有的城市商人往往比乡村小贵族更具影响力。在法国，有影响力的高级资产阶级，特别是法律界的人士，从国王处获得贵族头衔。而行伍起家的旧贵族（『佩剑贵族』 ）对新贵族（『长袍贵族』 ）越来越不满。法国大革命前最后几年的复辟中，旧贵族试图捍卫他们的特权，他们推动特定部门的限令，在能证明自家具有足够贵族『quartiers』 （法语 'quartiers de noblesse）的人中间宣扬骑士精神。『quartiers de noblesse』是指一个贵族用徽章证明他们的每条血缘都来自拥有佩戴徽章资格的祖先，即他们来自那些行伍的旧贵族家庭，旧贵族家庭可以确定他们自己的父系徽章，另一方面就可以说明他们不是那些原本是资产阶级的新晋贵族。贵族会被要求提供展示'seize quartiers' (16 quarterings) 甚至 'trente-deux quartiers' (32 quarterings)以分别表明上数五代（到曾曾祖）或六代（曾曾曾祖）的所有血缘关系的族谱证明贵族身世。贵族控制着资源，比如食物、金钱、普通人和低等贵族劳动力，并且可以在他们中间履行宗教、政治权利。有趣的是，贵族有时候拥有土地封邑权，这可以表现在命名上。举个例子，名字中的Earl of Chesterfield彰显财富，Earl Cairns就为名字创立的。然而，所有这些都不是必须的，很多时候，贵族仅与社会荣誉和特定的社会特权相关。后者的一个例子就是Polish szlachta。在现代社会，拥有特殊权利的世袭观念在西方社会逐渐与现代生活方式格格不入美国的缔造者就反对任何可能助长贵族的事物；法国大革命取消了贵族并剥夺了他们的权利（尽管拿破仑一世和拿破仑三世回复了某些贵族头衔，它们更大意义上是荣誉性质的）。中世纪为一个典型的贵族统治时期，贵族是维持统治的阶级结构，无论是否长官都有统治权，且成分复杂，并随早、中、晚期不断变化。早期人们不注重谱系，因为是民族与罗马的混容时期，是重视现有势力和土地；中期，社会基本定型，人们开始注重谱系，强调封号，看重出身，贵族集团也于此时形成，成为一个封闭的团体；到晚期，因为商品经济发达和社会上成分的流动增加，也开始有下层人加入贵族行列，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有封号而无土地的破落贵族。欧洲贵族爵位：公爵(Duke)：在贵族中，公爵是第一等级，地位最高。这个爵名的由来有三：一是欧洲氏族社会解体时期，日耳曼部落的军事首长；二是古代罗马部落的军事首长；三是古罗马时代的边省将领，后指地方军政长官，其拉丁文原意为"统帅"。随着封建关系的发展，王权的日益强化，公爵成了统治阶级中的上层人物。在英国，公爵最初是由十四世纪的英王爱德华三世分封的，被封这公爵的全是王室成员。十五世纪后才打破这惯例，少数非王室人员也被封为公爵，他们有政治、经济、法律和权利，这些人行为往往决定很多人的命运，他们仅为名义上的归附。侯爵(Marquess)：侯爵是贵族的第二等级。查理大帝在位时它是指具有特别全权的边区长官，相当于藩侯，由国王任命，时间长久后也成为半独立状态。查理曼帝国分裂后，变成了独立的大封建领主。封建王权加强后，侯爵成为公爵与伯爵之间的爵衔，其地位与其他伯爵相等，十到十四世纪后，才确认侯爵的地位在伯爵之上。这些人大都出身于当地的大家族，为半独立力量，可任命当地官员。伯爵(Earl or Count)：在罗马帝国时，伯爵是皇帝的侍从，掌管军、民、财政大权，有时也出任地方官吏，封建制度强化后，伯爵可割据一方，成为世袭的大封建领主。后来，其地位渐次低落，介于侯爵与子爵之间，为贵族的第三等级。在英国，伯爵之衔历史最久，在一二三七年黑王子爱德华被封为公爵之前，它是英国最高的爵位。这一爵名，来源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丹麦。公爵的委任者也称伯爵，其权利甚大，尤其代表公爵时，常常由社会秩序的维护者成为统治者，如在英国建立安茹王朝的安茹伯爵，以及法国的香槟伯爵等。以上三种贵族为高等贵族，均拥有大量的领土，能实行独立或者半独立的统治。子爵(Viscount)：，子爵原系法兰克王国的国家官吏名，最早是由国王查理曼于八世纪时封的，后来传到欧洲其他大陆国家。起初，子爵是伯爵的副手，后来独立存在，也可世袭。子爵爵位到十五世纪才传入英国，博蒙德•约翰于一四四○年第一个被封为英国子爵，其地位在男爵之上。 他们可以代其处理事物和司法案件。高级贵族不在场时可独立行使其权利，到后来开始建造城堡，形成小统治中心。男爵(Baron or Lord)：是贵族爵位中最低的一级。在十一至十二世纪时，它是欧洲君主国国王或大封建主的直接附庸。在英语中，男爵(Baron）一词，是诺曼人在征服欧洲大陆时引进来的，本义为"只不过是普通的人"，后来演变为"强有力的人"。当时，英国的那些直接从国王那儿得到土地的大佃主，概可称为男爵，但这并非由国王分封。到了一三八七年理查二世封约翰•比彻姆为男爵后，男爵才成为英国贵族的正式爵位。他们大都与军队相连，以服军役为条件从国王那里领取土地奉养土地的骑士首领，一位男爵最少拥有40～50个骑士领(一个骑士领是指供养一个骑士所需的土地面积）。西方贵族的姓氏标志在名与姓之间：西方贵族的姓氏标志在名与姓之间。『德』(de)是法国贵族或旧家的标志，如法国著名寓言诗人让•德•拉封丹就是贵族家庭出身。『堂』(Don，一译唐）是西班牙贵族姓氏的标志，如拜伦〖唐•璜〗中的主人公唐•璜。『冯』(von)则是德国和奥地利封建贵族姓氏的标志，如歌德笔下的骑士葛兹•冯•伯利欣根。}

[注2]无常观是指世事无常，万物易逝，没有一样事物能保持原样。武士把自然界的无常与世事无常联系起来，用无常观解读世间事，从自然风物的荣枯，联想到了人的生死和生命的意义。武士道认为，虽然生命如晨露易消灭，但只要完成使命、成就道德，这样的生命就生机勃勃，令人向往和留恋。

[注3]禅宗认为生为梦幻，死为常住，生死如一。参禅悟道，首先就是顿悟『生死观』，认识到世上『本来无一物』、『生死皆妄念』。禅宗言传只有以物人两忘为蒿矢，最后才能达到『无』的大化。只有完全摆脱生死羁绊，才能『见性成佛』。禅宗的『空无观』迎合了武士『勇武』、『无畏生死』的心理。

[注4]唐•司空图〖河湟有感〗：『一自萧关起战尘，河湟隔断异乡春。汉儿尽作胡儿语，却向城头骂汉人。』

[注5]春秋战国之际，作为君子之道的内修外练，『仁、义、礼、智、信』和『温、良、恭、俭、让』亦以一种贵族风范见诸外事，这样的案例在先秦史籍中俯拾皆是：宋襄公泓水之战不鼓不成列；华豹与宋公子城循礼而发；晋国主将郤至鄢陵之战三礼楚王，等等等等，不一而足。_{那个时候的战争更像是一次大规模的绅士间的决斗，贵族们在战争中重承诺，守信义，比的是勇气和实力，不以阴谋诡计取胜。宋襄公所说的『不重伤（不让人二次受伤，即不攻击伤员。），不禽二毛（不俘虏老年人。），不鼓不成列（对方没有排好队列时，本方不能进攻。）』，和〖淮南子〗所说『古之伐国，不杀黄口，不获二毛』，正是那个时代普遍的战争规范。钱穆先生对此称誉道：『当时的国际间，虽则不断以兵戎相见，而大体上一般趋势，则均重和平，守信义。外交上的文雅风流，更足表现出当时一般贵族文化上之修养与了解。即在战争中，尤能不失他们重人道、讲礼貌、守信义之素养，而有时则成为一种当时独有的幽默。』不过尽管如此，我仍想补充一点：作为君子之道的内修外练，『仁、义、礼、智、信』和『温、良、恭、俭、让』是有适用范围的，君子之道所造就的不是无原则的『滥好人』。任何民族、任何文化都是有边界的，君子之道的适用自然也是有界限的。『仁、义、礼、智、信』和『温、良、恭、俭、让』仅适用于本民族或文明共同体内部的诸侯国之间（比如齐、楚、燕、韩、赵、魏、秦）；而不适用于本民族或文明共同体外部的国与国之间（比如华夏文明共同体、伊斯兰文明共同体、西方文明共同体）。我们更不能把人际交往准则和评价标准生套到民族与民族，或文明体与文明体之间的交往中去。政治无关人品。一个小小的政治失误，关系到的是本民族数以万计人的福祉，因此，两个不同民族的人，他们的私交可以很好，他们的个人行为一定要很君子，但在公共政治利益面前，他们则要完全放弃个人交往的原则。为了本民族亿万人的公共福祉，施于异族的任何政治谋略和背信弃义都将、且必须得到本民族人民的感激和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