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塊不殺士大夫的誓碑傳說，首見於宋·葉夢得的【避暑漫抄】。
『藝祖受命之三年，密鐫一碑，立於太廟寢殿之夾室，謂之誓碑，用銷金黃幔蔽之，門鑰封閉甚嚴。因敕有司，自後時享(四時八節的祭祀)及新太子即位，謁廟禮畢，奏請恭讀誓詞。獨一小黃門不識字者從，余皆遠立。上至碑前，再拜跪瞻默誦訖，復再拜出。群臣近侍，皆不知所誓何事。自後列聖相承，皆踵故事。靖康之變，門皆洞開，人得縱觀。碑高七八尺，闊四尺余，誓詞三行，一云：「柴氏子孫，有罪不得加刑，縱犯謀逆，止於獄內賜盡，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連坐支屬。」一云：「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一云：「子孫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後建炎間，曹勛自金回，太上寄語，祖上誓碑在太廟，恐今天子不及知雲。』
實行文官制度，政治家治國
『槍桿子出政權』，此乃我們大家都熟知的真理，這句話只是半句，另外半句，應該是槍桿子固然可以出政權，但這個政權絕不能再被槍桿子左右。早在一千年前，趙匡胤就身體力行做到了。實行文官制度，由政治家治國，而不是軍事家治國，便是趙匡胤執政的奮鬥目標。
誓碑雖小，意義重大，因為它極其明確地刻出了『不殺』二字，也就給了實行這種文官制度的最起碼保障。
在此之前，中國的士人，包括文人、讀書人、知識分子，是被統治者視為呼之即來、揮之則去的『跟班』，是被權力擁有者視為用得着時用之，用不着時甩之的『抹布』。然而，在這塊深藏於密室的誓碑上，居然有一行字，寫着：士人不可殺。在此之前，沒有一位皇帝這樣說，在此之後，也沒有一位皇帝這樣說，所以，這個趙匡胤，了不起，你得給他豎大拇指。
雖然，趙宋王朝，並非沒有殺過士人的紀錄，雖然，趙宋王朝，並非沒有文字獄的惡政，但是，宋朝確實是殺士人較少的一朝、文字獄較少的一朝。因此，這誓碑意義非凡。
中國之文化精神，其輝煌燦爛，其博大精深，其傳統悠久，其生命力蓬勃，是有超越歷史而萬劫不滅的能量。視文化為民族生命，視文人為國家棟樑，乃有史記載的三千多年以來中國人的精神傳承。中國沒有西方世界奉為國教的宗教傳統，政教合一的統治架構，中國人從來持泛神論的實用主義，信仰不一，供奉不專。但不能因此得出結論，五千年來，中國人無信仰，無宗教。其實，中國人的信仰，就是文化，中國人的宗教，說到底也是文化。
中國，作為一個國家，敗弱過，窮困過，破碎過，被人侵略得亡國過，但之所以得以亡而不滅，滅而重生；得以篳路藍縷，走出絕境，全在於支撐着我們精神的這顛撲不破，歷久彌新的由方塊字組成的文化傳統。
在中國，也許一段相當時間內，文明，會被抑制得喘不過氣；文化，會被扼殺得了無生氣；文人，會被箝製得萬馬俱喑，文學和文藝，會被整肅到寸草不長，顆粒無收。但是，這種誓碑上的精神傳承，猶如橫亙在中原腹地的長江大河一樣，枯水期再長，也不會斷流。中國人經過千年以上的摸索，由昏沉蒙昧的黑夜，走向啟迪覺醒的黎明，趙匡胤順應了這樣的潮流。故而王夫之在【宋論】中曾經說到這塊誓碑，『太祖勒石，鎖置殿中，使嗣君即位，入內跪讀。其戒有三，一，保全柴氏子孫；二，不殺士大夫，三，不加農田之賦。嗚呼！若此三者，不謂之盛德也不能。』
一個受到壓迫的人，方知不受壓迫之可貴，反之，一個壓迫慣了的人，要他收手不壓迫人，也難。明末清初的王夫之，深知文人在壓迫下，難以為文，難以為人，所以，他對趙匡胤的這項措施，評價極高。他為什麼說『不謂之盛德也不能』？因為人的腦袋，只有一個，不等於韭菜。因此，趙匡胤這塊誓碑，基本能夠約束他的繼承者，給文人這點最起碼的安全保證。中國封建社會，一共有過三百多個皇帝，只有他發了不殺士人的誓，而且，大宋王朝三百年，勉勉強強也還是按照他的誓言去做，不殺，或者儘量不殺士大夫，所以，他真是很了不起。
趙匡胤的這塊誓碑，有論者以為，不僅達到中國封建王朝全部歷史上的『民主』高峯，更有論者談及，還說明了昏君、庸君也許不把這種精神傳承放在心上，不等於明主、英主不把這種精神傳承不當回事。秦始皇焚書，醫藥的書，農林的書，他是不扔到火堆裏去的。這說明，即使暴君在下手屠殺文人，滅絕文化時，他作為一個中國人，這種血脈傳承的精神淵源，也還在起着作用。除非他已經是畜生、是野獸，否則，總會存有一絲一縷的考慮。
兩宋王朝對文化人的優容
在中國歷史上，有宋一代，對於文人比較優容，也比較信任，其人事政策的始源，是與這塊在建隆三年(963)所立的誓碑分不開的。
關心文學史，對於唐宋文人稍有所知的讀者，一定會了解宋代對文人授官之高、任職之崇、地位之隆、聲名之熾，勝於前朝。以唐宋八大家為例，唐授韓愈、柳宗元的官位，也就是刺史、侍郎等職，相當於省市一級，甚至不過地市一級。而歐陽修、蘇軾的官位，大抵相當於省部級，而范仲淹、司馬光、王安石等人，更是進入中樞決策層面的要員。這就是王夫之對趙匡胤所讚美的『不謂之盛德也不能』了。
崇文抑武，在趙匡胤前，焚書坑儒的秦始皇做不到；以儒冠為尿壺的漢高祖做不到；動不動拿文人祭刀的魏武帝做不到；甚至連唐太宗也做不到；因為，李世民征討一生，武是第一位，文是第二位，這是他必然排序，也是歷代最高統治者的必然選擇。而趙匡胤能作出歷朝歷代都未有過的改變，應該是他總結了唐末至五代的二百年間頻仍戰亂的歷史經驗。
陳橋兵變當上皇帝以後，如何改變唐末至五代以來，各地藩鎮節度，相互割據，軍人統領行政，胡作非為的弊端，如何消除動輒刀槍相見，兵燹成災，中央操控不了，天下大亂的敗象，成了他念念不忘之事。他曾經對趙普感慨過，『五代方鎮殘虐，民受其禍。朕令選儒臣幹事者百餘，分治大藩，縱皆貪濁，亦未及武臣一人也。』在他眼中，一百個文臣的貪濁，其危害性也不如一個將領的作惡。所以他下決心要用文人治國理政，於是，就有這塊誓碑，雖然是最低程度的安全保證，但卻給文人從政為官、發揮才幹、敢於直言、恪盡厥職，創造出寬鬆的氛圍、良好的環境。
據說唐太宗李世民在一次科舉以後，站在午門城樓上看新科進士魚貫進入朝堂，對左右說，天下英雄盡入吾彀中矣。其實唐朝每次科舉的錄取率僅為宋朝的十分之一。唐二百多年，進士登科者三千多人，宋朝三百年間，進士登科者十萬多人。這充分說明趙匡胤是下決心要實行文官制度的，為此，他在選拔人才上、儲備人才上，採取兼收並蓄，多多益善的政策。而且直接取之民間，實施最公平的擇優錄取的方針。
兩宋王朝對於文化人的優容，這塊誓碑起到極大的作用。第一，因系太祖所立，具有國家法律的權威；第二，趙匡胤為趙氏家族的開國之君，他所立的誓碑，自然也就有箝束整個家族的契約力量；第三，圍繞誓碑的神秘設施，神聖儀式，以及讖語咀咒，對後世繼承人的阻嚇作用，是毫無疑義的。在中國，在世界，如果不是唯一，也是少有這樣器識的最高權力擁有者，敢於作出以碑刻這種不易磨滅的方式，作出誓言承諾，不得殺文人士大夫以及言事者。
宋代以文臣駕馭武將的基本國策，一以貫之的重用並優待文臣，輕易不殺臣下的大政方針，實際上是以祖宗家法，為歷代皇帝所遵奉，並認真執行的。從【續資治通鑑長編·仁宗·慶曆三年】的范、富爭論，范多次提及『祖宗以來』，大家嘴上不說，心裏明白這塊誓碑，有一條可以約束皇帝的戒律。范仲淹認為：『郡縣兵械，足以戰守，遇賊不御，而又賂之，此法所當誅也。今高郵無兵與械……事有可恕，戮之，恐非法意也。』仁宗『釋然從之，仲約由此免死。既而，弼慢甚，謂仲淹曰：「方今患法不舉，舉法而多方沮之，何以整眾？」仲淹密告之「祖宗以來，未嘗輕殺臣下，此盛德之事，奈何欲輕壞之。」』
從【退齋筆錄】所載元豐年間，神宗欲處置一名辦事不力的轉運使，蔡確和章惇也是以『祖宗以來』四字逼皇帝讓步。當時，對西夏用兵失利，神宗挺沒面子，要殺這個失職的轉運使，一以卸責，二以泄火，三以樹威。沒想到承旨辦案的宰相蔡確，拒絕執行。他的理由是：『祖宗以來，未嘗殺士人，臣等不欲自陛下始』。接下來，神宗說，不殺可以，『使刺配遠惡州郡』。時為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的章惇，堅稱不可，『如此，即不若殺之。』他認為，『士可殺，不可辱』，黥面對士人來說，勝於刑戮。事後神宗對二人喟然長嘆：『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章惇居然像吃了槍藥地回答道：『快意事，不做得也好。』這種臣下頂撞主子的回答，宋以前的秦、漢、唐聽不到，宋以後的元、明、清更聽不到。
文化歷千年之變，造極於趙宋之世
雖然，遼、金、元、党項、西夏的侵擾戰爭，對趙宋王朝起到毀滅、死亡、破壞、滅絕的作用；然而，在相對和平、相安無事、相互對峙而非兵戎相見的和平年代，由於趙匡胤的誓碑，文人得大自由、文化得大發展、文明得大進步、文學與文藝得大繁榮，讓我們看到這個輝煌燦爛的王朝，其建設、發展、騰起、富裕，成為基調的另一面。
兩宋王朝積三百年的努力，其高度發達的經濟，突飛猛進的科技，高產豐收的農業，富庶活躍的市場；其規模宏大的城市，大量增加的人口，生活安定的社會，詩書禮樂的環境，成為繁榮和創造的黃金時代。所以，陳寅恪說：『華夏民族文化歷千年之演變，造極於趙宋之世』，達到極致境界，與這塊誓碑所營造出來的大環境，有着莫大關係。
錢穆則說過更仔細些：『論中國古今社會之變，最要在宋代。宋之前，大體可稱為古代中國，宋以後，用為後代中國。秦前，乃封建貴族社會。東漢以下，士族門第興起，魏晉南北朝定於隋唐，皆屬門第社會，可稱為古代變相的貴族社會。宋以下，始是純粹的平民社會。除蒙古滿州異族入主，為特權階級外，其升入政治上層者，皆由白衣秀才平地拔起，更無古代封建貴族及門第傳統的遺存。故就宋代而言之，政治經濟、社會人生，較之前代莫不有變。』(【理學與藝術】)
僅就中國人的四大發明來說，除造紙外，其餘火藥、活字印刷術、指南針三項，這些宋朝人智慧的結晶，一直到今天，仍當代社會所需要。而我們時時刻刻須臾不離的書本、報紙、文件、宣傳品，乃至於網絡上所使用的印刷體方塊字而言，它之被稱為『宋體』，這個『宋』，就是宋朝的『宋』，所以，宋朝人的社會生活模式，為後世中國人所承襲。或者還可以說，我們當下的生活方式，與秦、與漢、與唐，都不甚搭界，從文化淵源上講，與宋，卻是最為接近的。嚴復有過這樣一種論點：『若論人心政俗之變，則趙宋一代歷史最宜究心。中國所以成為今日現象者，為惡為善，故不具論，而為宋人所造就，十八九可斷言也。』
趙匡胤不殺士人的誓碑，也許真的是子虛烏有，然而，有一點不可抹煞，兩宋王朝對於文人的優容，對於文化的扶掖，對於文明的提倡，對於文學和文藝的寬縱，也許是中國封建社會中最值得肯定的時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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