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的精耕農業與市場經濟(4)

  來源: 中華文化信息網

市場交易網把農業社會中的個別成員結合於一個巨大的經濟網之中。這種觀點多少不同於一般習見的看法。後者總以為中國的農業社會由許多自給自足的村落合成，彼此之間各不相涉。[56]事實上，漢代已有不下二三十個具相當規模的城市，座落於聯絡各地區的大小幹道上。[57]漢代的生產力，足可產生繁榮的工商業。但是漢代的重農政策，尤其武帝時代殺雞取卵的措施，使甫萌活潑生機的工商業，剛發芽即告夭折，夭折於強大皇權的壓力之下。[58]武宣以降，漢代的官僚機構漸漸形成氣候，士大夫不容政治之外的工商力量構成對其政治獨佔挑戰。中國將發財與升官聯合為一個成語，即可見政治之外，甚至不再容許另一平行的致富途徑。[59]商業活動，是以在武帝以後不可能有全面發展的機會。於是生產食物的責任固已由農民擔任，連原可由工商專業擔任的其他貨品的生產工作，也不得不由農村擔任，轉而也吸引了農村中季節性的多餘勞力。


    商業活動的水平隨着政治安定度而升降。國家統一，內部交通無阻隔，則貨暢其流，不僅局部性的經濟整合，易於做到，甚至全國性的整合，也並非不可能。反之，若國家分裂，伏莽遍野，舉步荊棘，則商旅裹足。在這種情形下，農村經濟的觸鬚，逐步縮回。第一步當為區域性的經濟自足，也就是區域性的經濟割據。逐步縮小，到最後一步即可能構成關着寨門的塢堡自給自足。這種小地區的自給自足，不能與當地的自衛分開。地方領袖即由此脫穎而出，成為地方豪強。光武舅氏樊宏父子，即是此等人物。[60]大約全國即已分割為許多經濟上獨立的小單位，凡事不假外求。[61]西漢末如此，東漢末的塢堡，也正是這種關閉性的單位。[62]其中農民非農業性活動，遂不免由生產可赴市售賣的貨品，轉變為生產外來供應中斷後的代用品。然而，這種由互相隔離自給自足的獨立狀態，終究只是暫時的現象。到國家再度統一時，孤立的小單位會再度由交易而逐步整合，再度發展為一個全國性的經濟網絡。中國的集約農業，終究會使農民把非農業活動的資金與勞力，轉化為專業貨品的生產，讓農民在農業收入之外，享有可觀比例的農舍工業的收入。


    (原文為【漢代農業】一書的摘要，載【屈萬裏先生七秩榮慶論文集】，台北，聯經出版公司)


    作者：許倬雲


    注釋：


[1]【史記會注考證】，卷六，頁二五--二七。
[2]【韓非子】(四部備要本)，卷一七，頁一三--一四，又參看卷一八，頁一0--一一，卷一九，頁八，卷二0，頁四。
[3]【史記會注考證】，卷六八，頁八、一一。
[4]同上，卷六，頁三四--四六。
[5]【呂氏春秋】(四部備要本)，卷二六，頁四--一一。
[6]許倬雲，【西漢政權與社會勢力的交互作用】，【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三十五本上冊。
[7]【漢書】(四部備要本)，卷二四下，頁八--一三0;【鹽鐵論】(四部 備要本)自然是討論這個問題的重要史料，見近人著作：Ch」ü Túng―tsu，Han Social Structure(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72)，pp．196―20l；S.N．Eisenstadt, The Political System of Empires: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Historical Bureaucratic Societies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of Gleucoe，1963),p.121。
[8]吉田虎雄，【論漢代的租稅】，【兩漢租稅の研究】，東京，一九六六，頁二五以下．關於以農立國，參看賀昌群，【漢唐間封建土地所有形式】，上海，一九六四。
[9]【漢書補註】卷四，頁七。
[10]同上，卷四，頁一一。
[11]同上，卷四，頁一三。
[12]前述詔書明白地指出了戶口紀錄不見增多。
[13]【史記會注考證】，卷一八，頁三--四。
[14]【漢書】］，卷一六。李劍農，【先秦兩漢經濟史稿】，北平，一九六二， 頁二三六--二三七。漢代郡國人口密度，請參考勞干，【兩漢郡國面積之估計及口數增減之推測】，【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五本 第二分，頁二一五以下。
[15]【漢書】，卷一八、卷七六，頁一四。勞干，【兩漢戶籍與地理之關係】，同上，頁一七九--二一四。
[16]王仲犖，【關於中國奴隸社會的瓦解及封建關係的形成問題】，【中國古代史分期問題討論集】，北京，一九五七，頁四五0--四五二。
[17]勞干，『兩漢戶籍』前揭文，頁一九二--一九三、二O八--二一四。
[18]Herold J．wiens，China Marches Toward the Tropics(Hamden，1952)：Hans Bielenstein，『The Census of China during the Period A．D．2―742,』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guities，XIX(1947)，pp．125--163．
[19]天野元之助，【漢代豪族の大土地經營試論】，【瀧川博士還曆紀念論文集】，東京，一九五七，頁八。
[20]增淵龍夫，【中國古代の社會と國家】，東京，一九六0，頁二六五以下。
[21]【漢書】，卷二四下，頁一二；【後漢書集解】(藝文影印)，卷二九，頁一二上；卷一一，頁一四下；卷八0，頁一一上。
[22]若人口以每年百分之一的速度增殖，二十五年後，一百人可增殖為一百二十八人，而一百年後可增殖為二百七十人。E．A． Wrigley，Population and History(New York，1971)，p．206，fig．6--2。
[23]勞干，『兩漢郡國』前揭文，頁二一六以下。在若干地點，人口密度可以局部性的異常高，參看同氏『兩漢戶籍』前揭文，頁一九七--二0一。
[24]勞干，『兩漢郡國』前揭文，頁二一六以下。比較該文所列兩漢資料，可發現兩漢十三個人口最密郡國中的十個，仍列入東漢十七個最密郡國之中。
[25]【漢書】，卷二四上。頁七。
[26]同上，卷二四上，頁一二--一三。
[27]Wrigley，op．cit．，pp．46―50.參看，T．R.Malthus，First Easay on Pop―

ulation(London：Royal Economic Society，1798，reprint，1926．)
[28]Ester Boserup，The Conditions of Agricultural Growth(Chicago，1965)，
p．41．
[29]【漢書補註】，卷24上，頁一三。
[30]同上，卷二四上，頁一二。
[31]【呂氏春秋】有關農作的四篇，自然不是農夫所作。但即使文人學士是真正的著者，仍須當時有有關這一類的問題存在，這些知識分子方可下手討論，何況先秦有一批真正關心農業的農家學者，也親自操作，具有第一手農作經驗的，如【孟子】中的許行之徒。
[32]許倬雲，【兩周農作技術】，【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四十二本第四分，頁八0三--八一八；夏緯瑛，【等四篇校釋】，上海，一九五六；萬國鼎，【〖呂氏春秋〗的性質及其在農學史上的價值】，【農史研究集刊】，第二冊，一九六0,頁一八二--一八五。
[33]【漢書】，卷二四上，頁一三―一四。至於代田究竟宜於在大面積農田抑小面積農田，仍是聚訟之點，參看伊藤道雄，【代田法の一考察】，【史學雜誌】，六十九卷十一期，頁六一--七八；西味ㄉ【中國經濟史研究】，東京，一九六六，頁一六六以下。其實代田法對於大小農田都可使用。
[34]Chang Chun―Shu，『The Colonists and Their Settlements on the Chu―
Yen Frontier，』【清華學報】，新二號，頁一六一--二一五。
[35]【山西平陸棗園村壁畫漢墓】，【考古】，一九五九年第九期，頁四六三，圖版一0四。
[36]石聲漢，【〖鍤ぶ書〗今釋】，北平，一九五九；大島利一，【鍤ぶ書につぃこ】，【東京學報】，京都，十五卷三期，頁八六―--一六。
[37]中國的廄肥，以豬肥為最常見，也遠在漢代即可見之。漢代明器常見豬圈與廁所相連，漢代村落z址，也見此種安排，【遼陽三道壕西漢村落遺址】，【考古學報】，一九五七年第一期，頁一二四。
[38]石聲漢，前揭書，頁六四。清代頗有人想重新嘗試區種法，參看王毓瑚，【區種十種】，上海，一九五五。一九五八年在河北河南兩省也曾有實驗，參看萬國鼎，【中國農學史稿】，北平，一九五九，頁一七八。
[39]石聲漢，前引書，頁四八--四九。
[4O]婦幼在田間的工作，東漢代史料中頗常見，如丈夫耕田，妻子耘草，例見【後漢書集解】，卷八三，頁一五。
[41]Boserup，op．cit．，pp．51--53，但本文作者只藉此注說明勞力分佈不勻的現象，並非意謂二十世紀中國的情形可用來證明漢代情形。
[42]Stephen Hymer and Stephen Resnik，『A Model of An Agrarian Economy
with Non―agricultural Activiti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59(1969) p．492．
[43]【僮約】全文可在嚴可均輯【全漢文】中見之。日本學者宇都宮清吉對【僮約】熱縈邢晗傅姆治觥＜其【漢代社會經濟史研究】，東京，一九六七，頁二五六--三八0。
[44]Hymer and Resnik， op．cit．，pp．492--497。
[45]John C．H．Fei and Gustav Ranis，『Economic Development in Historical Pespective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59(1969)，pp．386--395。
[46]宇都宮清吉，前引書，頁三四九--三五三 。
[47]同注[43]。
[48]現存最佳版本為石聲漢【〖四民月令〗校注】，北京，一九六五。又參看楊聯升，【從〖四民月令〗所見到的漢代家族的生產】，【食貨】，一卷六期，頁八以下。
[49]守屋美都雄，【中國古歲時代の研究】，東京，一九六三。
[50]石聲漢，前引書，卷四，頁一0。
[51]Fei and Ranis， op．cit．，p．393。
[52]【史記】，卷一二九，頁一一。
[53]嚴可均輯【全後漢文】(世界書局影印本)，卷六二，頁五；【後漢書
集解】，卷五四，頁一引【續漢志】。
[54]陳直，【兩漢經濟史料論叢】，西安，一九五八。頁六八。
[55]【遼陽三道壕西漢村落z址】，頁一一九、一二五--一二六。
[56]例如，Etienne Balaz，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Bureaucracy(Translated by H．M．Wright，New Haven，1964)，pp．15―16．
[57]宇都宮清吉，前引書，頁一0九--一一九。
[58]許倬雲，前引文。
[59]同上，又，Balaz，pp．15--18，41--42．
[60]【後漢書集解】，卷三二，頁一。
[61]金髮根，【永嘉亂後北方的豪族】，台北，一九六四，頁一一--一二、
二八--三一。
[62]William Skinner在十八世紀的中國社會，也發現這種現象。參看其『Chinese Peasants and the Closed Community：An Open and Shut Case,』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XⅢ(1971)，p．270．但須注意者，漢代與十八世紀，政治制度各異，生產力也不能同日而語，率爾比較，仍須十分謹慎，並且不可忽視其中的差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