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農】非『李悝及商君所說』

  來源: 中國孔子網

關於【神農】一書的作者，班固【漢書・藝文志】自注說：『六國時，諸子疾時怠於農業，道耕農事， 托之神農。』唐代顏師古引劉向【別錄】云：『疑李悝及商君所說。』後人認爲顏說比班說『具體』可信，自此言及【神農】一書的作者，奉顏說者居多。   

   
　　我們認爲，檢驗顏說正確與否，最直接的方法是將李悝、商鞅的農業觀與保留了【神農】基本觀點與內容的【呂氏春秋】的農業觀予以比較，相合則是，相異則否。考慮到李悝、商鞅農業觀的核心是『重農』，對農業生產的經驗與技術少有言及，故下文的比較以『重農』爲基點。   

   
　　(一)【神農】非李悝所作   
   

　　先秦各學派的農業觀，大都是一鱗半爪，散見各篇，很少有完整系統，且多爲闡述其政治思想而偶爾涉及，並非專論農業問題。李悝在農業方面的理論並不多見，一般都只稱他作『盡地力之教』。其實，這只是他農業觀的一個方面，他的農業觀的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方面是他最先提出的崇本抑末的主張。他認識到當時正在發展中的客觀經濟形勢，深知要確立和鞏固新興地主階級的統治，就必須把國家經濟的發展建立在地主經濟的基礎上。因此，他充分肯定財富產生的唯一根源是農業，故謂『農傷則國貧』【漢書・食貨志】。他說：『雕文刻鏤，害農之事也。錦鏽纂組，傷女工者也。農事害則飢之本也。女工傷則寒之原也……故上不禁技巧則國貧民侈。』【說苑・反質】。同是論重農，【呂氏春秋】則說：『古先聖王之所以導其民者，先務於農。民農，非徒爲地利也，貴其志也。民農則朴，朴則易用，易用則邊境安、主位尊。民農則重，重則少私義，少私義則公法立、力專一。民農則其產復，其產復則重徙，重徙則死處，而無二慮。』【呂氏春秋・上農】。依上所述，李悝重農思想突出表現在他對『民以食爲天』的強調和對手工業的輕視，這是戰國初年階級進一步分化的反映。【呂氏春秋】重農事之要，不從『食爲民天』、豐衣足食這一點發揮，而側重於農業對時風世俗的影響，強調重農『非徒爲地利也』，而是爲了使民情質樸，易於統治，安土重遷，危急可待。若不重農，則風俗詭詐，民不可依，故又說：『民舍本而事末則不令，不令則不可以守，不可以戰。民舍本而事末則其產約，其產約則輕遷徙，輕遷徙則國家有患，皆有遠志，無有居心。民舍本而事末則好智，好智則多詐，多詐則巧法令，以是爲非，以非爲是。』【呂氏春秋・上農】。   

  
　通過將李悝的重農思想與【神農】的重農思想的比較，不難看出二者不是微殊，而是迥異，這是有其階級和時代根源的。戰國以來，由於鐵製農具的廣泛使用，生產力有了較大的發展，農業生產在社會經濟中的相對重要性也隨之增加，生逢其時的地主階級思想家李悝，必然會意識到這一變化，把農業的重要性提到更高的層次。所以，他不僅把農業發展看作是人類生存、國家富饒的物質基礎，而且首次提出了『禁技巧』的主張，這與其挖掘土地潛力的『盡地力之教』的主張是吻合的。李悝的重農，既是對春秋以來重農思想的繼承和發展，又開歷代封建王朝抑末思想之先河。【神農】則是小農思想的折光反映，它希冀的社會是百姓安泰、民風淳樸。因此，它的重農著眼於農業生產對於意識形態的作用，把發展農業生產看成是社會安定的重要因素，當作將農民束縛在土地上的一種手段，強調發展生產的政治效果。問題至此已十分明確，如果【神農】爲李悝所作，那麼，爲什麼同樣是重農，內容和目的卻皆大相逕庭呢?【神農】非李悝所作是不言而喻的。   
   

      (二)【神農】非商鞅所作   

   
　　商鞅的經濟思想包括農業觀通過【商君書】得以保存。儘管【商君書】成書於戰國末期，其中不免真偽混雜，但其基本內容還是可靠的，故下文的研究仍以【商君書】爲依據。   

   
　　同李悝一樣，商鞅也是重農的。不過，商鞅的重農，不同於其他先秦諸子之處，就在於他的重農並不專以發展社會生產爲目的，而是要通過農業的發展加強他所追求的新興封建國家的軍事實力，並利用這一力量來掃除實現統一的地主階級政權的一切障礙，爲新興地主階級的統治服務。也正因爲如此，商鞅總是把『農』與『戰』結合在一起考慮，所謂『國之所以興者，農戰也』【商君書・農戰】 ，農戰(或稱耕戰)是商鞅經濟思想的內核。而【神農】則很少將『農』與『戰』並稱，即或偶爾將二者相提並論，在強調程度和側重點上也與商鞅有別，這是區分二者的重要界標之一。   

   
　　商鞅重農與【神農】重農的另一區別，就是後者以農業於時風世俗的影響爲重農之發軔，前者則以國安、主尊爲農戰之歸宿，即『國待農戰而安，主待農戰而尊』。商鞅還認爲，只有重農才能提供人民與士兵的糧食，才能保證士兵的來源，他說：『故治國者欲民之農也。國不農，則與諸侯爭權，不能自持也，則眾力不足也。』。這種觀點，反映了蓬勃向上的新興地主階級富國強兵的願望，更不能與【神農】作者的主觀動機同日而語。   

   
　　前面已說過，除重農外，【神農】的農業觀還有一個極爲重要的內容，就是提倡君民並耕，認爲君民並耕是導致民利的良方。如【呂氏春秋・愛類】稱神農氏：『故身親耕，妻親織，所以見致民利也。』商鞅則與之相反，他說：『故神農教耕而王天下，師其知(智)也；湯、武致強而征諸侯，服其力也。今世巧而民淫，方(仿)效湯、武之時，而行神農之事，以隨世禁，故千乘惑亂，此其所加務者過也。』【商君書・算地】『今世巧而民淫』，是商鞅對戰國早、中期民風的總的看法。在商鞅看來，當時的人民特別是農民，已不像過去那樣『愚』，而是有了『智』，『巧以偽』【商君書・開塞】。所以，用『智』統治人民，與民並耕的『神農之事』，已不能行於今天了。如行『神農之事』，勢必導致『千乘惑亂』的局面，從而主張以『力』代『知』，使人們『服其力』，即使用暴力、強力使人們服從統治。這說明商鞅的農業觀及其有關經濟改革的措施，具有很強的法制觀念和某種程度的進取精神。而【神農】主張君民並耕雖然是剝削制度存在條件下『產生一些與這一制度相反的理想』列寧：【民粹主義的經濟內容】，【列寧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393、394頁，具有反抗剝削與壓迫的一面，但它終歸是對原始共產主義歷史陳跡的迷戀，在社會發生劇烈變革的春秋戰國之際，只能是曇花一現。   

   
　　綜上所述，【商君書】與【神農】不僅重農的主旨和目的不盡一致，而且在君民並耕上，表現出尖銳的對立。這無非證明：作爲新興地主階級的傑出代表、上升時期的地主階級的經濟思想家，商鞅不可能也不願意承擔【神農】這部著作的殺青之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