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农》非“李悝及商君所说”

  来源: 中国孔子网

关于《神农》一书的作者，班固《汉书・艺文志》自注说：“六国时，诸子疾时怠于农业，道耕农事， 托之神农。”唐代颜师古引刘向《别录》云：“疑李悝及商君所说。”后人认为颜说比班说“具体”可信，自此言及《神农》一书的作者，奉颜说者居多。   

   
　　我们认为，检验颜说正确与否，最直接的方法是将李悝、商鞅的农业观与保留了《神农》基本观点与内容的《吕氏春秋》的农业观予以比较，相合则是，相异则否。考虑到李悝、商鞅农业观的核心是“重农”，对农业生产的经验与技术少有言及，故下文的比较以“重农”为基点。   

   
　　(一)《神农》非李悝所作   
   

　　先秦各学派的农业观，大都是一鳞半爪，散见各篇，很少有完整系统，且多为阐述其政治思想而偶尔涉及，并非专论农业问题。李悝在农业方面的理论并不多见，一般都只称他作“尽地力之教”。其实，这只是他农业观的一个方面，他的农业观的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方面是他最先提出的崇本抑末的主张。他认识到当时正在发展中的客观经济形势，深知要确立和巩固新兴地主阶级的统治，就必须把国家经济的发展建立在地主经济的基础上。因此，他充分肯定财富产生的唯一根源是农业，故谓“农伤则国贫”《汉书・食货志》。他说：“雕文刻镂，害农之事也。锦锈纂组，伤女工者也。农事害则饥之本也。女工伤则寒之原也……故上不禁技巧则国贫民侈。”《说苑・反质》。同是论重农，《吕氏春秋》则说：“古先圣王之所以导其民者，先务于农。民农，非徒为地利也，贵其志也。民农则朴，朴则易用，易用则边境安、主位尊。民农则重，重则少私义，少私义则公法立、力专一。民农则其产复，其产复则重徙，重徙则死处，而无二虑。”《吕氏春秋・上农》。依上所述，李悝重农思想突出表现在他对“民以食为天”的强调和对手工业的轻视，这是战国初年阶级进一步分化的反映。《吕氏春秋》重农事之要，不从“食为民天”、丰衣足食这一点发挥，而侧重于农业对时风世俗的影响，强调重农“非徒为地利也”，而是为了使民情质朴，易于统治，安土重迁，危急可待。若不重农，则风俗诡诈，民不可依，故又说：“民舍本而事末则不令，不令则不可以守，不可以战。民舍本而事末则其产约，其产约则轻迁徙，轻迁徙则国家有患，皆有远志，无有居心。民舍本而事末则好智，好智则多诈，多诈则巧法令，以是为非，以非为是。”《吕氏春秋・上农》。   

  
　通过将李悝的重农思想与《神农》的重农思想的比较，不难看出二者不是微殊，而是迥异，这是有其阶级和时代根源的。战国以来，由于铁制农具的广泛使用，生产力有了较大的发展，农业生产在社会经济中的相对重要性也随之增加，生逢其时的地主阶级思想家李悝，必然会意识到这一变化，把农业的重要性提到更高的层次。所以，他不仅把农业发展看作是人类生存、国家富饶的物质基础，而且首次提出了“禁技巧”的主张，这与其挖掘土地潜力的“尽地力之教”的主张是吻合的。李悝的重农，既是对春秋以来重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又开历代封建王朝抑末思想之先河。《神农》则是小农思想的折光反映，它希冀的社会是百姓安泰、民风淳朴。因此，它的重农着眼于农业生产对于意识形态的作用，把发展农业生产看成是社会安定的重要因素，当作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上的一种手段，强调发展生产的政治效果。问题至此已十分明确，如果《神农》为李悝所作，那么，为什么同样是重农，内容和目的却皆大相径庭呢?《神农》非李悝所作是不言而喻的。   
   

      (二)《神农》非商鞅所作   

   
　　商鞅的经济思想包括农业观通过《商君书》得以保存。尽管《商君书》成书于战国末期，其中不免真伪混杂，但其基本内容还是可靠的，故下文的研究仍以《商君书》为依据。   

   
　　同李悝一样，商鞅也是重农的。不过，商鞅的重农，不同于其他先秦诸子之处，就在于他的重农并不专以发展社会生产为目的，而是要通过农业的发展加强他所追求的新兴封建国家的军事实力，并利用这一力量来扫除实现统一的地主阶级政权的一切障碍，为新兴地主阶级的统治服务。也正因为如此，商鞅总是把“农”与“战”结合在一起考虑，所谓“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商君书・农战》 ，农战(或称耕战)是商鞅经济思想的内核。而《神农》则很少将“农”与“战”并称，即或偶尔将二者相提并论，在强调程度和侧重点上也与商鞅有别，这是区分二者的重要界标之一。   

   
　　商鞅重农与《神农》重农的另一区别，就是后者以农业于时风世俗的影响为重农之发轫，前者则以国安、主尊为农战之归宿，即“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商鞅还认为，只有重农才能提供人民与士兵的粮食，才能保证士兵的来源，他说：“故治国者欲民之农也。国不农，则与诸侯争权，不能自持也，则众力不足也。”。这种观点，反映了蓬勃向上的新兴地主阶级富国强兵的愿望，更不能与《神农》作者的主观动机同日而语。   

   
　　前面已说过，除重农外，《神农》的农业观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内容，就是提倡君民并耕，认为君民并耕是导致民利的良方。如《吕氏春秋・爱类》称神农氏：“故身亲耕，妻亲织，所以见致民利也。”商鞅则与之相反，他说：“故神农教耕而王天下，师其知(智)也；汤、武致强而征诸侯，服其力也。今世巧而民淫，方(仿)效汤、武之时，而行神农之事，以随世禁，故千乘惑乱，此其所加务者过也。”《商君书・算地》“今世巧而民淫”，是商鞅对战国早、中期民风的总的看法。在商鞅看来，当时的人民特别是农民，已不像过去那样“愚”，而是有了“智”，“巧以伪”《商君书・开塞》。所以，用“智”统治人民，与民并耕的“神农之事”，已不能行于今天了。如行“神农之事”，势必导致“千乘惑乱”的局面，从而主张以“力”代“知”，使人们“服其力”，即使用暴力、强力使人们服从统治。这说明商鞅的农业观及其有关经济改革的措施，具有很强的法制观念和某种程度的进取精神。而《神农》主张君民并耕虽然是剥削制度存在条件下“产生一些与这一制度相反的理想”列宁：《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393、394页，具有反抗剥削与压迫的一面，但它终归是对原始共产主义历史陈迹的迷恋，在社会发生剧烈变革的春秋战国之际，只能是昙花一现。   

   
　　综上所述，《商君书》与《神农》不仅重农的主旨和目的不尽一致，而且在君民并耕上，表现出尖锐的对立。这无非证明：作为新兴地主阶级的杰出代表、上升时期的地主阶级的经济思想家，商鞅不可能也不愿意承担《神农》这部著作的杀青之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