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 鳳凰網 他的這些理論後來就成為制訂法律的依據。以漢律有關內容說，在謀反、大逆、廢令、矯制、上僭、逾制、大不敬、不道、專地盜土等罪名中，以上理論都或多或少地得到了採用，有的甚至是原文引用。如謀反，【鹽鐵論・晁錯】稱:
【春秋】之法，君親無將，將而必誅。故臣罪莫重於弒君，子罪莫重於弒父。日者，淮南、衡山修文學，招四方游士，山東儒墨咸聚於江淮之間，……然卒於背義不臣，使謀叛逆，誅及宗族。
又大逆，【漢書・宣帝紀】載宣帝詔曰:
乃者，東織室令史張赦使魏郡豪李竟報冠陽侯霍雲謀為大逆，朕以大將軍故，抑而不揚，冀其自新。今大司馬博陸侯霍禹與母宣成侯夫人顯及從昆弟冠陽侯雲、樂平侯山、諸姊妹婿度遼將軍范明友、長信少府鄧廣漢、中郎將任勝、騎都尉趙平、長安男子馮殷等謀為大逆。顯前又使女侍醫淳于衍進藥殺共哀後，謀毒太子，欲危宗廟。逆亂不道，咸伏其辜。
再如，【通典】卷一六六載【漢律】曰:『殺母以大逆論。』又逾制，【宋書・武三王傳】徵引漢律說:『車服以庸，【虞書】茂典，名器慎假，【春秋】明誡。是以尚方所制，漢有嚴律，諸侯竊服，雖親必罪。』又大不敬，【漢書・鮑宣傳】載:
丞相孔光四時行園陵，官屬以令行馳道中，宣出逢之，使吏拘止丞相掾史，沒入其車馬，摧辱宰相。事下御史，中丞侍御史至司隸官，欲捕從事，閉門不肯內。宣坐距閉使者，亡人臣禮，大不敬，不道，下廷尉獄。
又『專地盜土』，【漢書・匡衡傳】載，衡任丞相，封樂安侯，多佔郡地四百頃，被有司所劾奏，其文云：『【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專地，所以壹統尊法制也。衡為三公，輔國政，領計簿，知郡實，正國界，計簿已定而背法制，專地盜土以自益。』當然，以上罪名的制訂並不都是因為經學，但經學確曾對它們產生過強烈、深刻的影響，這卻是毫無疑問的。
（二）關於維護宗法倫理關係。在這一方面，其影響最深的就是漢代的婚姻家庭制度。例如婚姻制度，漢代既有關於結婚的『議婚』（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婚儀』（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和『婚年』等等規定，又有關於離婚的『七去』（不順父母、無子、淫、妒、有惡疾、多言、竊盜）、『三不去』（有所取無所歸、與更三年喪、前貧賤後富貴）等等規定，還有關於納妾和改嫁的等等規定。而這些規定，則可以說完全是經學倡導的模式（參看拙文【論『以經治國』對我國漢代社會生活的整合】，載【社會學研究】1992年第6期）。以改嫁和離婚為例，程樹德【九朝律考】卷四徵引董仲舒【春秋決獄】說:『夫死無男，有更嫁之道也。』又【漢書・孔光傳】載孔光廷議曰:『夫婦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離。』
再如家庭制度，所謂『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也充分體現到漢代家庭的各種規定之中。一個引人注目的現象，就是對於『不孝』罪的懲治越來越重。甚至竟強調說，『【甫刑】三千，莫大不孝』（【孝經・五刑章】引孔子曰）。如章帝時，齊王劉晃『及弟利侯剛與母姬更相誣告』，章帝便大加貶懲，其詔曰:『晃、剛衍乎至行，濁乎大倫，【甫刑】三千，莫大不孝。朕不忍置之於理，其貶晃爵蕪湖侯，削剛戶三千。』（【後漢書・宗室四王傳】）又【漢書・衡山王傳】，元朔五年秋，衡山王賜謀反，與少子劉孝『作兵車鍛矢』，因太子劉爽上言其父、弟謀逆，且孝與父御婢奸，武帝遣吏治，『孝坐與王御婢奸，及……太子爽坐告父不孝，皆棄市』。【漢書・王尊傳】，尊為美陽令，有婦女告養子不孝，經常姦淫和打罵她，尊『取不孝子懸磔著樹，使騎吏五人張弓射殺之』。【漢書・陳湯傳】，初元二年，元帝詔列侯舉茂才，富平侯張勃舉湯。『湯待遷，父死不奔喪，司隸奏湯無循行，……湯下獄論。』【漢書・金日傳】，王莽時，金欽為光祿大夫，封都成侯，因不祀祖被劾奏『誣祖不孝，罪莫大焉。尤非大臣所宜』，『謁者召欽詣詔獄，欽自殺』。【後漢書・杜燮傳】，甄邵為鄴令，先曾出賣同學，後當遷郡守，『會母亡，邵且埋屍於馬室，先受封，然後發喪』。在返任途中恰遇河南尹杜燮，燮乃使卒投車於溝中，笞捶亂下，大署帛於其背曰:『諂貴賣友，貪官埋母。』並上書『具表其狀。邵遂廢錮終身』。
另一方面，關於懲治破壞綱常倫理關係的法令也越來越多。從具體案例來看，除了『不孝』罪，當時還有所謂『亂人倫』、『禽獸行』、『鳥獸之行』（【後漢書・仲長統傳】載仲長統【昌言】曰:『今令，非殺人、逆亂、鳥獸之行，皆勿坐。』李賢注曰:『鳥獸之行，謂A、報也。』關於A、報，【左傳】桓公十六年載:『衛宣公A於夷姜。』杜預注曰:『夷姜，宣公之庶母也。上淫曰A。』又杜預【左傳】宣公三年注引【漢律】說:『淫季父之妻曰報。』）、『悖逆人倫』、『淫亂』、『奸亂』、『無道』、『亂男女之別』、『奸母』和『殺子』等等罪名。例如『亂人倫』等，【漢書・荊燕吳傳】，燕王『定國與父康王姬奸，生子男一人。奪弟妻為姬。與子女三人奸』。武帝時事發，公卿皆議曰:『定國禽獸行，亂人倫。逆天道，當誅。』定國遂自殺。【漢書・景十三王傳】，江都王劉建，父死未葬，召父愛美人淖姬等十人與奸，復與其妹征臣奸，又『欲令人與禽獸交而生子，強令宮人裸而四據，與羝羊及狗交』，並圖謀反叛。事發覺，朝廷乃議曰，『所行無道，雖桀紂惡不至於此。天誅所不赦』，建自殺。【漢書・高五王傳】，濟北王終古『使所愛奴與八子（女官名，秩比六百石）及諸御婢奸，終古或參與被席，或白晝使裸伏，犬馬交接』。事下丞相御史，奏終古『禽獸行，亂君臣夫婦之別，悖逆人倫，請逮捕。有詔削四縣』。【初學記】卷一二引謝承【後漢書】，宣帝時，燕、趙間有三男共娶一妻，生四子，後各求離別，爭財分子。郡縣不能決，上報廷尉，於是廷尉范延壽決之，『以為悖逆人倫，比之禽獸，生子屬其母。以子並付母，屍三男於市，奏免郡太守、令、長等，無帥化之道』。再如『亂男女之別』，【漢書・遊俠傳・陳遵】，遵任河南太守，其弟陳級為荊州牧，二人同赴故淮陽王外家左氏家宴飲，為司直陳崇所奏免，而理由即所謂『禮不入寡婦之門，而湛酒溷肴，亂男女之別，輕辱爵位，羞污印h，惡不可忍聞』。又如『奸母』，由於這種犯罪行為的危害性極大，漢王朝更是從快、從嚴、從重予以打擊。【漢書・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載，宣帝時，乘丘侯劉外人『坐為子時與後母亂，免』，就是一例。前引王尊對『不孝子』的嚴懲，更是一個顯例。以後還形成慣例，成為一條懲治『奸母』的專門法令。如何休【公羊傳】桓公六年注引【漢律】曰:『立子奸母，見乃得殺之。』關於『殺子』，【白虎通・誅伐】稱:『父煞其子當誅何？以為「天地之性人為貴」。人皆天所生也，托父母氣而生耳。王者以養長而教之，故父不得專也。』具體事例則可以賈彪為代表。【後漢書・黨錮傳・賈彪】:
（彪）補新息長。小民困貧，多不養子，彪嚴為其制，與殺人同罪。城南有盜劫害人者，北有婦人殺子者，彪出案發，而掾吏欲引南。彪怒曰:『賊寇害人，此則常理，母子相殘，逆天違道。』遂驅車北行，案驗其罪。
又前引【後漢書・酷吏傳・王吉】，吉為沛相，『若有生子不養，即斬其父母，合土棘埋之』。儘管這似乎只是某些官吏的個人行為，但由此亦可以看出經學的影響之深。
（三）關於推行『仁政』和減免刑罰。為了標榜仁政，以緩和矛盾，漢代自從武帝『獨尊儒術』，在刪減律令和廢除酷刑方面也表現得相當突出。如宣帝以郡國地震，詔『律令有可蠲除以安百姓，條奏』（【漢書・宣帝紀】）；元帝因關東災害，『省刑罰七十餘事』（【漢書・元帝紀】）。又成帝因『律令煩多』，也援引【甫刑】，下詔要求『議減死刑及可蠲除約省者』（【漢書・刑法志】）；章帝拜郭躬為廷尉，其『決獄斷刑，多依矜恕，乃條諸重文可從輕者四十一事奏之，事皆施行，著於令』（【後漢書・郭躬傳】）。再如和帝時，陳寵以孔子說『寬以濟猛』，提出應『蕩滌煩苛之法』，並『數議疑獄，常親自為奏，每附經典，務從寬恕，帝輒從之，濟活者甚眾』（【後漢書・陳寵傳】）；安帝時，魯恭根據【易】『君子以議獄緩死』，建議『可令疑罪使詳其法，大辟之科，盡冬月乃斷』（【後漢書・魯恭傳】）；等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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