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初選擇樞密院長官的標準：從武官向文臣的轉變(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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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樞密院而言，自唐末朱溫改以親吏擔任樞密使起，開始了該機構走出內廷的過程。從那以後又經歷了一百年左右，樞密院才成為比較嚴格意義上負責軍政的外廷機構。五代時『宰相之外復有宰相，三省之外復有一省』的狀況，正反映出當時樞密院長官不僅『參謀議於中』，而且『專行事於外』的現象。這並非主要出自皇權制約相權的需要，而首先是出於提高快速反應效率，以應付複雜局面的需要。樞密使不僅掌機要、備顧問，且直接施政，這一方面使其權勢急劇膨脹；另一方面卻也促使樞密院向外廷機構轉化，使形式上處於巔峰狀態的樞密使有可能自帝王身邊疏離。樞密與中書『對掌大政』的分工，即產生於這一轉化過程之中。既曰『轉化』，自然伴隨着諸多起伏波折。宋太宗前期，樞密院職能、長官任使方面隱現着『中朝化』的傾向，而當時的『密邇近侍』者，由於其特定的『藩邸舊僚』背景，往往存在着突出的能力缺陷；克服逆轉趨勢並進而完成樞密院『外朝化』的過程，是隨其統治的穩定而實現的。
    就樞密使制度而言，北宋初年呈現出多向錯綜的狀況：一方面，其親近內屬性質仍然在相當長的時期內起着作用，與帝王關係的密邇，使其事實上居於『備肘腋之變』的核心位置；而從其人選上我們也可以看到，相對於宰相任用之注重位望風采，掌樞密者仍以帝王私人親信為主。另一方面，宋初又繼承五代後期的趨勢，制止了樞密權力的持續擴張，有效地將其控制在與中書門下『對舉大政』的合理範圍之內；與此同時，逐漸完成了樞密院長官人選自皇帝私屬舊僚向外朝官員的過渡。五代時期樞密院氣勢凌厲的上升勢頭，經過北宋初期的職權調整之後便不復存在了。
    自五代至北宋前期，樞密使副與宣徽使副、三司使副乃至翰林學士，皆有『內職』之稱。這些職任皆非正式外廷宰屬，從這一意義上講，它們是對應於外廷的『內職』。但這些職任與皇帝的密邇程度以及其職能性質，實際上各不相同。北宋初年樞密院長官的任用狀況，明顯地體現出這一機構在當時所具有的機要近密之特殊性質 ，也反映出樞密自近侍助手轉而成為外廷首腦的曲折歷程。
    就樞密院長貳的任用而言，實際上存在兩個不同層面的問題：一是文資與武資關係問題，即研究者通常注意到的『以文制武』的發展趨勢問題。這一趨勢在周世宗、宋太祖時期已經開始明朗化；而『以文制武』格局事實上的形成，經歷了數十年的時間。這既與『守內虛外』『防範奸邪』方略的確立有關，也是士大夫階層成長的結果。與此相關的另一層面，是更多地任用親隨抑或更多考慮人選資質的問題。這兩個層面的轉變事實上錯落交織，而後一轉變過程發展得相對遲緩。太宗後期開始有意識地以文臣參與典樞密（儘管仍有反覆），這一趨勢在真宗中期以後得到充分的發展。而隨着新的官僚群體的成長，隨着自然淘汰的進程，重用舊部親隨的作法逐漸淡出。如果說文臣典樞密是趙宋王朝的『祖宗家法』，那麼，這一『家法』並非定型於太祖太宗之時，而顯然是在王朝的鞏固發展過程中逐漸塑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