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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中华网 从上引统计数字中，我们看到，太宗时期正处于文资臣僚典枢密比例上升的关键阶段。而如果我们用是否曾系太宗“亲随”“旧部”这一区分标准来重新为当时的枢密院长贰归类，那么，呈现出来的，是另一种比例关系，而我们从中得到的感受也将颇有不同：在当时的19名长贰之中，与太宗有藩邸渊源关系的，有石熙载、王显、柴禹锡、杨守一、张逊、赵F6人，似仅居1/3 弱。不过，若从曾经独自担任枢密院首长的官员来看，曾独任枢密使、知枢密院事的石熙载、王显、柴禹锡、张逊、赵F5人皆系太宗藩邸旧僚；而他们“独任”的时间段，自太平兴国八年（983）直贯至道三年（997）太宗去世之日，占太宗在位期间的2/3左右。
这种状况，使我们感到，尽管枢密院早已不在“内臣”掌握之中，但直至此时，它的长官选任原则与后唐、后周时颇有类似之处，仍然“皆天子腹心之臣”，尚具有浓厚的皇帝私人僚属色彩。
值得注意的是，太平兴国八年（983）王显独任枢密使之后，太宗旋即以太平兴国初期被拔擢的进士张齐贤、王沔担任资秩较浅的签署枢密院事。这一看似悄无声息的变动，事实上冲击着晚唐五代以来以勋臣亲随掌枢密的格局，枢密院长官的选任从此不再拘于勋旧圈内，从而肇启了真正意义上外朝文臣知军政的开端。雍熙三年（986）北伐失败后，在枢密院首脑的行列中，出现了更多的文资长官，反映出该时期国家政策方略的调整趋向。
雍熙三、四年间，王沔、张宏、赵昌言相继成为枢密副使。这些已经具备了一定治事经验的“天子门生”进入这一序列，开始了勋臣故吏逐渐淡出的过程。但这并不意味着枢密院长官任用原则自此即发生了根本的转变。端拱元年（988）张宏再任枢密副使，同日以杨守一签署枢密院事。次年，另一名太平兴国进士张齐贤任枢密副使，而与此同时，又以张逊签署枢密院事。而无论杨守一还是张逊，既都是武资官，又都是太宗晋邸旧臣。淳化二年四月，张逊、温仲舒、寇准同日为枢密副使。这种“兼容并包”的任用方式，既显示出太宗对于势力制衡的考虑，又体现出他对于“宥密之司”治事效率的关心。作为精明的统治者，他早已注意到“藩邸亲随”之资质与制度发展、事任要求之不相适应。对于他一手提拔且曾经寄予厚望的王显、张逊等人的失望，促使他兼用文武新旧。
表面上看，北宋初期枢密使选用中所贯彻的，是“文武兼用”的原则；而考虑到宋初政治力量的分布格局以及君主强烈的危机意识，我们会看到“武”与“文”后面掩映的“亲”或“疏”甚至“能”或“庸”交错作用的背景。在汲取五代“乱世”教训、发展稳定政治局面的总框架之下，这层关系制约着宋初政治制度更革的走势及措置的缓急。我们同时注意到的是，赵宋的开国帝王们，不仅对于以往与他们“比肩同气”的武将充满警惕；对于他们原本不熟悉的文臣，事实上也并不全然倚信，而且，这种不信任感，应该说同样是根深蒂固的。
幸运的是，北宋初期的最高统治者毕竟谨慎小心地以五代为鉴，较为理智地权衡处理着他们所面临的棘手问题。从而显示出长期乱离之中磨练出来的承上启下的领袖人物们政治上的不断成熟，也赋予赵宋不同于五代王朝的开国气象。对于这一根本性转变的实现，赵宋帝王及士大夫们都怀着很高的历史成就感。
五
《宋史》卷一六二《职官志二》说：
宋初，循唐、五代之制，置枢密院，与中书对持文武二柄，号为“二府”。
北宋初期枢密院的设置，自晚唐五代发展而来；而“与中书对持文武二柄”的格局，是在反复曲折之中确立下来的。枢密院自中官掌机要到皇帝的亲信僚属掌决策，再到外臣掌军政，不仅是职责的变化，也是机构本身性质的变化。
正如梁太济先生曾经指出的，宋代“枢密院与中书对持文武二柄”之权力格局的确立，从制度设施来看，是分割宰相军政权的结果；而从枢密院的渊源及其演变来看，实际上又是限制枢密使完全侵夺宰相事权的结果。
苏基朗先生《五代的枢密院》一文中亦指出，史家每以宋代的枢密院制度为相权遭分割的例证，实际上，从五代枢密院演变的角度加以考察，“所谓相权之分割更应是削枢密之权，以实中书之任。换言之，这毋宁是重建中书宰相制度的开始，而非其分割与削弱的肇端。”
认识特定的官僚政治制度、特定的官僚机构之性质，离不开对其渊源背景以及所处社会情势的理解，离不开对其职事规章的研究，也离不开对其“执掌人选”与 “机构”“制度”问题的结合分析。本文希望通过对于晚唐五代以来枢密院演变过程的勾勒，通过对于北宋初期枢密院长官委任原则的讨论，对枢密院自“内廷”、“中朝”机构向严格意义上的正式国家政府机构过渡演变问题，提供另外一个思考角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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