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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中華網 太平興國六年（981）任命石熙載為樞密使的制書中，開篇即稱『文昌之設，益重於六官；溫室之任，聿參於萬務』；並且說『職茲宥密，以奉論思。』所謂『文昌』、『溫室』，實際上都是指漢代以來相對於『外朝』而言的『中朝』。將樞密比作『文昌』、『溫室』，其中的寓意是十分清楚的。這種借喻，在當時並非偶見，因而不能理解為行詞學士誤用典故。
【宋宰輔編年錄】卷二，太平興國八年六月己亥『王顯樞密使』條載其除拜制書曰：
漢以尚書平章奏議，魏以中書參掌機密。邦國之務，率繫於樞衡；軍旅之謀，多出於帷幄。授受之際，厥惟艱哉！具官王顯，器量恢宏，襟靈秀拔。嘗事藩邸，備極公忠；累踐榮班，遂膺顯用。……
將樞密使的職責與漢之尚書、魏之中書相提並論，正反映出在時人心目中，這一職任特殊的『中朝』『密邇』性質。正因為如此，宋初安排在這一職任之上的官員，不論文武，或系帝王『故舊』，或系『純誠謹厚』之人。所謂『蕭曹故人』，『嘗事藩邸，備極公忠』者，成為選任範圍中的主要對象。
太宗雍熙北伐失敗後，樞密院的長官選用乃至其機構性質逐漸發生變化。淳化元年（990）十二月，採納左正言謝泌建議，『自今凡政事送中書，機事送樞密院，財貨送三司，覆奏而後行。』從此成為定製。這一決定，使得中書、樞密、三司的職能分工（或曰分割）明確化。這一方面使樞密院的執掌確定了範圍因而有所限制；另一方面，其表述方式也使我們注意到，樞密院所負責的事務，仍然被稱之為『機事』。事實上，樞密院既以處理『機事』為主，其近邇私密程度儘管隨官僚機制的健全而逐漸有所淡化，將其視為『密勿之地』的認識，卻一直延續到後世。大中祥符五年（1012）九月，王欽若、陳堯叟並拜樞密使，制書中既稱『任總樞機，事兼軍國』，又說『密勿之地，事機頗煩』。直至南宋淳熙十一年（1184）周必大除樞密使制中，也還沿襲用典，說『雅積經綸之望，進毗密勿之謨』。
三
與樞密院自『中朝』向『外朝』轉化過程相應的，是樞密院長官選用原則的調整。宋太祖、太宗朝，與後人通常的理解不同，並沒有最終確立以文臣任樞密的制度；或許可以說，以文臣任樞密的趨勢，是自太宗後期開始明顯的。而宋初對於樞密使的任用原則，其實仍然是文資武資兼用，而以親隨為主。當時戰事相對頻仍，這自然是樞密院長官中武資官員較多的原因之一；但僅僅指出這一點，尚未能夠點透問題的關鍵。
太祖時期的五位樞密使中，魏仁浦、吳廷祚系原後周樞密使。其中魏仁浦為刀筆吏出身；吳廷祚 『少頗讀書，事周祖，為親校』， 出自武資。
太祖親擢的三位樞密使，即趙普、李崇矩、曹彬。其中，趙普自太祖『潛龍』之時即與其結成的密切關係自不必說，建隆三年（962）任命他作樞密使的制書中即稱：『俾膺重任，用獎元勛』；制書指出了趙普的識見與才能，更突出了對於『蕭曹故人』『佐命元勛』的『疇庸』。李崇矩後周時亦『與太祖同府厚善』。只有曹彬，當後周時，『太祖典禁旅，彬中立不倚，非公事未嘗造門』。
太祖時期的幾位樞密副使中，李處耘，原系『太祖帳下都押牙』；王仁贍，當後周時『太祖素知其名，請於世宗，以隸帳下』；沈義倫，『太祖辟在幕府』；楚昭輔，『事太祖，隸麾下，以才幹稱』。可以說個個是太祖稱帝之前的親隨。而在這些樞密使、副使之中，真正稱得上屬於文資的，其實只有趙普和沈義倫。
太宗時期的樞密院長官，名稱屢有變易，既有使、副使，又有知院事、同知院事，還有簽署、同簽署。樞密使和知樞密院事、樞密副使和同知樞密院事開始交錯設置。這種狀況的出現，與擔任樞密使者位望較前朝有所降低相關。儘管官稱與其『資格』有關，但究其選任傾向，仍然不在於『資』而重在於『親』。
在當時的樞密院長官中，很少真正歷經戰陣、懂得兵事者。不僅文資官如此，武資官也很少出自軍旅；不僅承平時如此，即使在邊事緊張之際，也很少以曾經帶兵作戰、衝鋒陷陣的武將去掌握樞機。得到重用者，多系親隨--這實質上是對於五代遺風的繼承。箇中原因非常明顯，即：『樞機重地，密勿近司；倚注所先，無加於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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