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來源: 中國社會科學院院報 1920年，日本學者石濱純太郎在【支那學】雜誌上發表了一篇短文，率先使用了『西夏學』這個術語，從而宣告了一個新學科的誕生。作為國際東方學的分支，西夏學的目的不僅在於重現近千年前西夏人的思想和生活方式，而且還在於為古代絲綢之路沿線諸民族文化的互動發展收集實證，而後者明顯可以為我們解析當今少數民族地區的文化發展模式提供範例。西夏學的開展首先必須立足於西夏文獻的研讀。如果不能正確地詮釋西夏文文獻，一切相關的研究都將無從談起。
其實在『西夏學』正式問世之前半個世紀，英國人就做出了解讀西夏文字的首次嘗試。當時可以見到的幾乎全部西夏文字資料都被英法兩國學者不止一次地研究過，不過，西夏文畢竟早在明代中葉就已消亡，而且沒有足夠的解讀線索保存下來，所以那時的人們只是試圖通過文獻本身的比勘來考證個別的字音和字義，其理想也僅僅是『多認出些字』而已，至於全文解讀一部西夏文獻，學者還不敢奢望。
1909年，俄國的科茲洛夫考察隊在我國黑水城遺址的一座古塔內挖掘出了大量的西夏書籍，這批總數不亞於敦煌藏經洞文獻的寶藏構成了後來西夏學產生和發展的基礎。在全部文獻運抵聖彼得堡的次年，俄國學者在其中意外地發現了一部由西夏人編寫的西夏文、漢文對照辭典，這部題為【番漢合時掌中珠】的小書成了人們揭開西夏文字之謎的第一把鑰匙，在它的幫助下，人們很快就能夠明白每一種西夏文古書的大致內容。西夏字共有6000個左右，從【番漢合時掌中珠】裏可以找到1000多個字的讀音和意義，再加上後來釋讀其他文獻的收穫，學界確切知道其意義和用法的西夏字約有2000個。這雖然還不足總數的一半，但大都是在文獻中出現頻率較高的常用字，有了這些知識已經足以開展西夏文獻的解讀。
20世紀出土的西夏文獻絕大多數都是從漢文或藏文轉譯的佛經，此外就是一些譯自漢文的中原典籍，真正由西夏人撰寫的原創作品為數極少。這樣，人們解讀西夏文獻的注意力很自然就集中在了佛經或中原典籍的西夏譯本上面，事實上，有了【番漢合時掌中珠】的幫助，人們就可以初步譯出一部分西夏作品的題目，並在浩如煙海的漢文典籍中把西夏人據以翻譯的原著找出來。對照漢文原著來透視西夏人當年的翻譯思路，這並不是一件難以做到的事情，1932年出刊的【北平圖書館館刊西夏文專號】堪稱這方面的代表性成就。
在經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沉寂之後，西夏學在20世紀50年代末期開始復興。新時期的西夏學很快就把研究領域擴展到了西夏歷史的各個層面，可是卻在某種程度上忽視了對西夏文獻解讀原則的理性思考，而由此帶來的嚴重後果在作為西夏文起源地的中國越來越凸顯出來。
截至上世紀末，存世最著名的西夏文獻大都已有漢譯本問世，相關學科的學者也開始大量利用這些漢譯本，來從事西夏歷史諸領域的研究。然而，單純從漢譯本而非西夏原著出發的拓展型研究可以說至今鮮有成功之作，這裏面的原因也許主要不在於歷史學家一方，而在於西夏語文學家沒能為歷史學界提供適用於科學研究的、精審而明晰的基礎素材。
我們需要重新明確解讀者的解讀理想，同時需要明確怎樣才能做出對西夏文獻的理想解讀。毫無疑問，西夏字和漢字的簡單置換是首先應該排除在理想之外的，在一個世紀前人們出於迫不得已而採用的這種辦法如今已經不能稱作真正的解讀。當代對西夏文獻的解讀理想應該包括兩個方面：第一，對於翻譯作品，我們必須揭示這個譯本的來源並準確地描述其翻譯過程，包括那些沒有保留下標題的殘片；第二，對於西夏原創作品，我們必須給出通順流暢的漢譯文，並參照相關文獻對其中涉及的歷史文化因素予以正確的反映。具體說來，構成理想解讀的因素可以借用『五個W』來概括，即解讀者應該準確地指出文獻的產生時間（when）、產生地點（where）、編著者和譯者（who）、著作內容（what）和著譯緣起（why）。當然，古籍研究不同於現代的田野調查，我們需要的信息有些是在文獻中永遠也了解不到的，例如西夏譯者大多不習慣在自己的翻譯作品上署名，這在相關的考證中自然可以付諸闕如，但是最大限度地、科學地展示有關這五個W的情況，畢竟應該成為西夏文獻研究者不懈追求的目標。
在這『五個W』中間，著作內容是文獻鑑定的核心―――不管出土的文本如何殘缺，人們在解讀時都不能缺少對著作內容的考證。應該看到，在西夏文獻的鑑定方面，中國目前的研究與世界先進水平相比還有明顯的差距，這主要是因為文獻的理想解讀標準在中國當代研究者的頭腦中還不夠清晰。長期以來，人們誤以為只要作了文字置換，全部解讀工作就算完成，而當不得不對著作內容做出鑑定時，就總是輕易地以『西夏佛經』、『西夏醫書』之類空泛的字眼來取代深入的探索。上世紀末出版的【俄藏黑水城文獻】有九成以上都是採用了俄國學者已有的整理，我們自己的鑑定寥寥無幾，而兩年前出版的【英藏黑水城文獻】則純粹是不列顛圖書館所藏文獻的原始照片，相關的鑑定整理工作可以說基本沒做。由此我們不得不承認一個事實，即在西夏文獻的解讀方面，中國仍然停留在初級的『識字』階段，大多數人沒有能力，甚至還沒有願望從事真正意義的學術研究。
毫無疑問，機械的文字置換不但不等同於解讀，而且不等同於理想的翻譯。理想的翻譯首先要以儘量搞清上述『五個W』為前提，然後要特別注意西夏語和漢語表達法之間的對應關係。表達法的對應不同於詞語的對應，在這方面，現有的字典有時幫不了我們太大的忙―――對表達法的理解程度取決於翻譯人員對西夏語的感知能力和古漢語的表達能力，而這只能通過大量的閱讀和寫作實踐才能獲得。毋庸諱言，當今全世界的西夏學家還沒有人能用『仿古文體』進行寫作，這對於外國人來說問題還不算突出，因為他們的工作主要是把西夏語譯成俄語或英語，而對於中國的西夏學家來說就成了一個難以掩飾的缺陷―――語言風格的古今雜糅和遣詞造句的捉襟見肘難免會使讀者對漢譯文整體的可靠性失去信心。
應該強調的是，在某些特定的情況下，要寫出符合古漢語表達習慣的譯文也並非高不可攀。其實只要通過初步的解讀預先知道面前的西夏文樣本是從哪部漢文經書譯來的，從而參照那部漢文經書來調整自己的譯文，就沒有問題了，這正是國際東方學界普遍採用的方法。最近兩年，國內已經有幾位博士研究生在有意識地朝着這個理想的解讀規範努力。一篇正式發表的論文解讀了德國收藏的一張西夏文佛經殘片，作者正確地指出這張半個多世紀未得到鑑定的殘紙是曹魏康僧鎧所譯【郁伽長者問經】的西夏轉譯本，並在此基礎上給出了最合乎漢語佛經行文習慣的譯文。另外還有幾項解讀法國藏品、英國藏品、敦煌研究院藏品、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藏品的成果即將發表，後者更是利用藏文佛經解讀西夏文的首次實踐。這些論文儘管大多篇幅短小，但畢竟表明了我國年輕一代西夏學家邁向國際水平的見識和勇氣，在他們身上我們可以欣慰地看到我國西夏學的未來。
作者：聶鴻音 |
|
桂公網安備 45010302003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