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殺：許多答案都在美國

  來源: 東方早報

3000萬字，剛剛完成出版的55卷【南京大屠殺史料集】用文字所承載的70年前那段血腥歷史。目前已經完成的該史料集是全世界資料最完整、最權威的南京大屠殺史料集。據南大南京大屠殺史研究所所長、該史料集主編張憲文教授介紹，史料集的材料收集、整理、編輯和出版開始於2000年，主要由南大歷史系老師完成，2005年世界反法西斯勝利60周年，江蘇人民出版社先出版了28卷1500萬字的【南京大屠殺史料集】，引起了國內外學術界和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這也是全世界範疇內首次系統地對南京大屠殺史做資料收集整理工作。而在今年南京大屠殺70周年之際，第29卷至55卷的【南京大屠殺史料集】也於日前出版，『因此目前的【南京大屠殺史料集】共55卷，計3000萬字。』『按照我們的計劃，最後完成的【南京大屠殺史料集】可能共有80卷，近4000萬字。目前沒有出版但已經完成整理的還有10卷。』張憲文教授說，『這肯定是個艱難漫長的過程，而材料整理工作將爲我們進一步作南京大屠殺史研究做材料準備。』
張憲文：一個名字，也可能蘊含著史料價值
因爲第二批【南京大屠殺史料集】的出版受到國內外的廣泛關注，領銜南京大學南京大屠殺史研究所的張憲文教授這幾天的日程被各個媒體的採訪占據，『但我還是希望能多關注史料集本身。』
張憲文毫不掩飾對【南京大屠殺史料集】將成爲今後國內研究歷史基礎材料的自豪和雄心，『我計劃明年進一步收集材料，我們知道外面應該還有相關的材料。我們預計，經過三批整理與出版，最終能將現存的南京大屠殺資料收集整理到80%，真正全部收集完整是不可能的，任何材料的收集都不可能達到百分百。將來發現新材料，那就進一步補充。』
『目前出版的資料主要來自三方，加害方日本，被害方中國，以及旁觀者，都是當事人的第一手原始材料，比如日本官兵、日方軍事文件、中國受害者中國民政府的調查材料。』張憲文教授向早報記者介紹。55卷長長一排的【南京大屠殺史料集】在每個人面前都是一道奇觀，也可以想像其中的心血。據張憲文教授介紹，自2000年整個工程開始，7年來，南京大學大屠殺史研究室的幾十位老師常常放棄暑假在全國各地和國外收集整理資料，在浩如煙海的檔案中尋找所有與南京大屠殺有關的資料，『做了之後，才發現，原來悲劇發生幾十年，直到現在才開始系統地收集南京大屠殺史資料。』
從南京檔案館、中國第二檔案館、台灣的『國史館』，到上海、東北，再到美國、德國等國家地區的檔案資料館，或東京大審判的庭審記錄，或【紐約時報】的片言報導，或西門子公司員工資料，更有可能只是一個叫『小二』的受難者名字，所有這些都成爲參與收集整理工作老師們的目標，『一個名字，也可能蘊含著豐富的史料價值。』張憲文教授說，『第三批【南京大屠殺史料集】材料收集工作可能擴大到俄羅斯、義大利等國家地區。』
而所有這一切工作，也正讓【南京大屠殺史料集】成爲全世界史學界一個備受矚目的工程，『我們只是要讓事實真正地呈現在全世界面前，特別是極力否認大屠殺的日本右翼人士面前。』談到日本國內右翼經常挑起的所謂『南京大屠殺否認說』，張憲文教授說，『作爲歷史研究者，對於中日之間的這種處境，我始終講是日本挑起的。日本方面否認南京大屠殺的情況越來越嚴重，這是所有中日戰爭爭議中最嚴重的一個問題。』但與此同時，國內之前對於相關材料的收集整理工作明顯滯後，而【南京大屠殺史料集】的出版已經成爲一個轉機，『他們有些人不承認，說「沒有」，但我說「有」。怎麼辦？找證據。我們這些資料就是其中最有力的文字證據，都是第一手材料，老兵日記、老兵回憶、審判材料、媒體報導等等。』
而讓張憲文教授感到遺憾的是，目前國內對70年前這場悲劇的研究還剛剛起步，更多的還處於情感性階段，『我曾說過，我們的研究要從情感性上升到理性化。』
與南京大屠殺相對應的是歐洲的納粹屠殺猶太人史，而後者無論是在史學還是其他領域的研究和反思都已經達到非常的高度，滲透到各個領域，『但我們的研究和納粹屠殺猶太人的研究不同。德國徹底解決了歷史問題，然後進一步地認識反思。我們這裡還在和日本糾纏在有無、程度上。特別是如何理性地看待大屠殺。以前我們也出過一些關於大屠殺的書和文章，但多半就事件本身作研究，往往寫成中國人民的苦難史、迫害史、控訴史。但解決中日關係不能只控訴「你錯了」。當然確實他錯了，但如何理性地對待這個事件。從我們受害者一方看，在認識上要進一步。』
而談到預想中的大屠殺史研究，張憲文教授說，這肯定是個跨學科的研究，『國際法、國際政治學、社會心理學、文化社會學等學科都將參與進來，這些研究目前都還是比較弱，甚至空白。』作爲國內研究那段歷史的權威，張憲文教授對記者反覆強調，『我們爲的還是中日記住那段歷史，形成共識後共同面對未來雙贏。從學者來說，釐清事實，加以分析研究，做出判斷看法，這是學者的職責。政治問題不是學者的事。』
張生：大屠殺許多答案都在美國
約見南京大學歷史系張生教授的時候，他剛剛從蕪湖田野調查回來，作爲【南京大屠殺史料集】的主要編輯人員，張生教授作了大量南京大屠殺倖存者的口述調查，另外還遠赴美國收集史料，『我去蕪湖主要調查大屠殺倖存者湯英，他當年是拉貝家保護的600多位南京市民中的一員，是現在找到的第三位受拉貝庇護的難民倖存者。』
在此次出版的第二批【南京大屠殺史料集】中，收入了602名難民當年寫給拉貝的感謝信以及每個人的簽名畫押，這批史料來源於西門子公司的檔案，當年拉貝在南京期間曾供職於該公司。『湯英並沒有出現在602人中，但可以肯定的是他當年屬於受拉貝庇護的中國難民之一。』張生教授說，『他回憶的許多細節都與拉貝日記的記錄基本吻合，他當年是拉貝的鄰居。』更讓張生教授興奮的是，這位倖存者當年的師傅是一位鞋匠，『拉貝日記中曾提到了一位鞋匠的事情，很可能就是他的師傅。一切都對上了。』而2005年尋找到的首例拉貝庇護難民倖存者穆喜福夫婦，他們的名字赫然出現在【南京大屠殺史料集】收集到的對拉貝感謝信名單中。『目前的南京大屠殺倖存者根據我們的調查大概還有千餘人，其中不泛90、100歲的老人，身體好得很。』聊起這些曾經接觸過的大屠殺倖存者，張生教授說，『有時候真的很佩服中國人的頑強生命力，但是對女性受害者的創傷可能更大。』【南京大屠殺史料集】中，張生教授負責了一部分散落在美國的大屠殺資料的收集整理工作，『材料最集中的地方是美國國家檔案館，特別是東京審判時關於大屠殺的資料。東京審判的材料有5萬多頁，而南京大屠殺材料也有幾千頁。』
事實上，這幾千頁關於南京大屠殺的檢、辯雙方材料是了解南京大屠殺最豐富的史料之一，但幾十年來因爲各種原因，鮮有學者前來翻閱研究，在張生教授看來，國內對大屠殺和東京審判的某些研究和結論錯誤百出。【南京大屠殺史料集】則將比較完整地將這些材料收入、介紹過來。』談到目前史學界對南京大屠殺的研究現狀，張生教授略有遺憾地表示，研究大部分都還處於皮毛階段，『有些問題，如到底有沒有下達屠殺令，現在研究表明有的。有問題說，松井石根有沒有下達命令，但如果看看東京審判資料的話，研究這個問題是徒勞的，因爲東京審判的結果表明，松井石根是知道屠殺事實，卻沒有制止，是瀆職。所以，對於南京大屠殺的研究必須回到東京審判。』在張生教授看來，所有大屠殺研究缺陷的一個最重要問題還是材料的缺失和不完備，而【南京大屠殺史料集】在這方面將起的重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第二批出版的【南京大屠殺史料集】中，張生教授最爲看重的是第48卷至55卷的『遇難同胞名錄』，『1萬3千多個受難者同胞，有他們的名字、受難地點等信息，活生生的存在著，對他們也可以做出許多重要課題，比如根據這1萬3千名有信息的受難者樣本，可以對南京大屠殺受難者的年齡結構、籍貫結構、性別結構做出研究。通過這些樣本，甚至還能研究戰前南京的城市結構、移民結構，對那個年代的南京社會風貌史都有貢獻。』雖然對南京大屠殺的研究從來沒有中斷，【南京大屠殺史料集】也已經出版了3000萬字，但對這段歷史的研究在張生教授看來『基本上還沒有超越張純如的【南京大屠殺】。即使到現在，我們的研究還剛剛起步，沒法和納粹屠猶史深入研究相比。南京大屠殺研究將來會成爲一門學科。』
附錄1
【作戰日誌】證明屠殺是蓄意暴行
第32卷【日本軍方文件與官兵日記】是此次出版的第二批27卷【南京大屠殺史料集】，相對最引起各方重視的一部史料集，它主要收入了南京大屠殺前後日軍官兵的日記、作戰命令、報告。
『特別是上海派遣軍司令部參謀西原一策大佐在南京大屠殺期間手書的軍方【作戰日誌】證明了大屠殺絕對不是日軍個別士兵的行爲，而是來自高層的蓄意暴行。』張憲文教授向早報記者介紹。
12月4日『第十一師團輜重隊將十二三歲的少女強行帶走，並在行軍途中加以凌辱。根據憲兵的報告，其他類似事件還有很多，這使我感到有必要設立慰安所。』（第32卷【日本軍方文件與官兵日記】，第108頁）
12月14日『南京沿岸的屍體多得驚人，太平門外也是如此，正在一個勁地燃燒著.……挹江門道路上的屍體發出陣陣惡臭，令人掩鼻……』（第32卷【日本軍方文件與官兵日記】，第110頁）
12月18日『山田率團處置了15000名俘虜……』（第32卷【日本軍方文件與官兵日記】，第111頁）
在南京採訪期間，早報記者正好偶遇來南京大學作演講報告的二戰老兵坂倉清，87歲的坂倉清在講座前一晚不小心摔破了頭縫了針，第二天裹著繃帶堅持要爲學生演講。『我是對中國人民犯下重罪的人。現在回想起來，當初怎麼會做那麼殘忍的事情。我們不斷地重複做那樣的事情（殺人），逐漸麻木。我們當初深信，所有這些都是爲天皇而做。』
戰敗後，坂倉作爲戰俘先後被關押在西伯利亞和撫順。談到目前日本國內右翼勢力對侵略史實的歪曲和否認，坂倉清說：『這是因爲他們根本不知道什麼叫戰爭。我們這些親歷者必須站出來。』此次陪同坂倉清前來中國的『撫順奇蹟繼承會』主席熊谷伸一郎則認爲，出現這種情況主要有三方面原因：日本的教育出了問題，其次是日本的媒體都屬國有，很多信息都被屏蔽無法讓公眾知道真相，最後最重要的是日本自民黨長期執政，而這個政黨傳統上否認戰爭事實。
附錄2
600多名受庇護者寫就感謝信
此次出版的【南京大屠殺史料集】發現並收入了600多名受拉貝庇護的大屠殺倖存者的感謝信。『避居於南京西門子電機廠代表住宅院內之六百餘難民謹以至誠向西門子爵士致謝並祝福壽無量。』這是1938年1月6日，避難者們寫給拉貝的感謝信。此外還附上了602人的簽名名單，302名男性，300名女性，其中包括126名10歲以下的兒童。拉貝的工作人員據此整理的名單表格，上面分列了每個人的姓名、年齡、籍貫、職業等信息。如今還生活在南京的受庇護者穆喜福的名字下面就註明了『14歲，南京人，男……』等信息，而在其父穆桂生的名字下面，則註明了『49歲，南京人，男，賣菜，家長』等信息。
第29卷【國際檢察局文書・美國報刊報導】還收入了東京審判期間檢方曾計劃讓拉貝出庭作證的電報記錄，但最後沒有出庭的原因還有待研究。有關尋找證人拉貝、馬吉、威爾遜的電報致：副檢察官希金斯先生；來自：D.N.薩頓；主題：電傳要求……在德國找到、面試並得到約翰・拉貝的陳述，他在1937年是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的主席，當時他在西門子公司工作；據報導在柏林被占領之前他在那裡。他能夠作爲證人出庭作證嗎？
穆喜福和李世珍夫婦是首例被發現的受庇護難民。目前夫婦倆仍然生活在南京。採訪中，老人對70年前的事情還歷歷在目。根據穆喜福回憶，1937年12月13日上午，14歲的他躲進了南京小粉橋1號的拉貝住所，同樣倖存下來的600多難民中有10歲遠房表妹李世珍，他們在拉貝住所度過了70多個日子。10年後，他們成婚相伴至今。穆喜福說，當時有許多親戚都躲在他們家，『拉貝就住在我家對面。』12月13日，穆家53口人都躲進了拉貝家，也是拉貝家庇護的第一批人。『第二天出門才看到，外面全是死人。』當天難民也陸續湧入拉貝家，『當晚有300多人，最多600多人，擠在拉貝的院子裡。』穆喜福說，大人小孩都登記了名字，拉貝整理後，讓大家按了手印，以發放食品等用品。大家也都睡在院子裡，用蘆葦稻草鋪在那裡，在穆喜福回憶中，每家每天分到一碗生米和雜糧，雖然挨過餓，但沒有斷過。讓穆喜福印象最深刻的是，過年時，拉貝給每家人都增發了大米，給小孩子還送了壓歲錢和糖果、餅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