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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國學網――中國經濟史論壇
紡織業是較早產生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行業之一。十七世紀，英國毛織業中就出現了放紗的包買商；十八世紀後期，日本棉織業中也有了商人放機收布。我國自明代起，棉布即逐步取代麻、絲，成為人民最重要的衣被；清中葉，已有每年約三億匹(按標準土布每匹3.633方碼計)商品布的市場，並出口國外。但是，它基本上停留在農民家庭手工業生產方式，二十世紀初，有了機制棉紗以後，才出現放紗收布和放機收布的包買商，1930年以後才推廣。
在封建社會，紡織業是關係國民經濟最重要的手工業。手工棉紡織的上述情況，是明清以來我國資本主義生產發展遲緩的一個關鍵性問題，它使得整個資本主義萌芽黯然失色。耕織結合或『男耕婦織』又是我國自然經濟的基礎。近年來學術界討論我國封建經濟的長期延續，都把封建生產結構、即小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的牢固結合作為基本因素之一。因此，手工棉紡織業長期停留在家庭手工業階段，也是近代中國經濟落後的一個原因。
我國手工棉紡織工業的這種情況，是多種社會條件造成的。本着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這一原則，本文打算從手工棉紡織本身，即其生產結構和生產效率上作若干探討。
一 以布(或紗)易棉
我國手工棉紡織中，早有以布(或紗)易棉事，茲舉六例。
（1）明中葉，華亭：『裏媼晨抱紗入市，易木棉以歸；明旦復抱紗以出，無頃刻閒。』(【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卷696松江風俗考)
（2）明後期，嘉善：『地產木棉花甚少，……商賈從旁郡販棉花列肆吾土，小民以紡織所成或紗或布，侵晨入市，易棉花以歸。仍治而紡織之，明旦復持以易。』(乾隆【浙江通志】卷102據明萬曆【嘉善縣誌】引【涌憧小品】，按今【涌憧小品】無此文)
（3）乾隆，平湖：『婦女燃脂夜作，成紗線及布，侵晨入市，易棉花以歸。』(乾隆【平湖縣誌】卷1)
（4）乾隆，無錫：『吾邑不種草棉，而棉布之利獨盛』，『布有三等：一以三丈為匹長頭，一以二丈為匹曰短頭，皆以換花。一以二丈四尺為匹曰放長，則以易米及錢。坐賈收之。』(黃印：【錫金識小錄】卷1)
（5）乾隆，無錫：『余族人名昆者，……以數百金開棉花莊換布……鄰居有女子，……常以布來換棉花』(錢永：【履園叢話】卷23)。
（6）嘉慶，烏程：『去南潯〔鎮〕之東百裏而遙，……宜木棉，……市(指南潯)之賈俟新棉出，以錢貿於東之人，委積肆中，高下若霜雪。即有抱布者踵門，較共中幅，以時估之，棉與布交易而退。』(施國祈：【吉貝居暇唱自序】載周慶雲【南潯志】卷32)
上六例皆在江、浙布產區，但嘉善『產木棉花甚少』，無錫『不種草棉』，平湖是用鄰省太倉州棉花，南潯是用『東百裏而遙』的棉花。這些地方紡織發達，而都是商人從外地運棉來，故流行布棉交換。唯有例(1)華亭，屬松江府，松江是產棉區。此則是明中葉記事，約出正德華亭志，後五府地方志都照錄，今人廣引以為清代史料。我們的見清代松江記載，皆屬『售佈於秋』，『其賤如泥』，以及牙行、商人殺莊，椏派低錢、使用小錢等貨幣交易。這時，江南而外，華北、湖北已有十來個商品布產區，大都在產棉區，尚未得以布易棉記載。若貴州安順府，商人『暗將黃色爛花熏成白色誆哄』，『婦女以紡紗易之，折耗最多』(咸豐【安順府志】卷45)；顯然亦是在非產棉地，此類情況不多。至於數量巨大的農家自用布，自是不能易出。所以，全國看來，易棉之事只佔極小比重。
『以棉易布 』即商人以原料換成品，是商人支配小生產者的一種形式。但上述各例並非『以棉易布』，而是通稱『以布易棉』，這是有區別的。紡織戶無論城鄉，都無力儲存原料，甚至要天天買棉和米。如例(4)說『換花』，又『易米及錢』，他處並稱『貿易錢米』(乾隆【嘉定縣誌】卷3)，」多織粗布 以易栗』(乾隆【寶坻縣誌】卷7)，易棉、易米、易粟都是說他們是為買而賣的小生產者，『易』是交易的意思，不是商人包買。例(6)說：『計日成匹，旋以易棉，……〔商人〕較其中幅，以時估之，棉與布交易而退。』故所謂易棉，仍是按當時行情作價，不過免去銀錢找換而已。
商人支配小生產者，不僅用原料換成品，還必須能壟斷原料供應，割斷生產者與市場的聯繫。上述各例並無此種跡象。如嘉善，花商『列肆』，非只一家。無錫，『市鎮間布莊連比，皆預貿易木棉為本，……亦有以冬春客i為易者，然必兼棉』，即兼用棉、米來換布。其產布最多的安鎮市，『市店多花莊、米鋪，……一晨或得布萬匹雲。』(乾隆【無錫縣誌】卷11)就是說，有眾多的布商、糧商開店收布，顯然與織布戶並無固定關係，而是織戶自由易棉或米。例(6)南潯鎮，產棉區在鎮東百裏，商人原是容易壟斷的。但鎮上的布店仍是『以錢貿於東之人』，即向鎮東的人買來棉花，又有『西之人齎錢來』向布店買布，所以他們向織戶收布時也必須『以時〔價〕估之』。
設若商人以原料向小生產者換成品，又能壟斷原料供應，他就是包買商嗎?還不一定。
二 什麼是包買商?
包買商，作為資本主義生產的一種形式，即馬克思在【關於商人資本的史的考察】中所說『從封建生產方式開始(向資本主義)的過渡有兩條途徑』中的第二條途徑，即『商人直接支配生產』。這和列寧在【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中所說的包買主略有不同。列寧說，由於小生產者的分散性和大宗整批銷售相矛盾，小生產者『由少數富裕者的代表獨攬銷售』，就出現了包買主。所以『包買主是商業資本的代表』。他以花邊業中的女商人為例，她們代表莫斯科的大批發商，獨攬了小生產者的銷售，並向小生產者代料、放款、收貨。『不管打聽過多少次，情況都是如此，所有的女商人從前都是編織花邊的』(【列寧全集】第3卷第321、324頁)。馬克思和恩格斯(【在資本論】第3卷的【增補】中)所說的包買商，則不是商業資本的代表，而是商業資本本身，他們也不是從小生產者中分化出來的，而自始就是個商人。馬、恩是用『Verleger』，原意為出版發行人，郭大力譯『發貨人』，今本譯『包買商』。列寧是用『ckynm Hka』，原意為收貨人，英文本譯『buyer-up』，本文本譯『包買主』。
我們在考察是國資本主義萌芽時，如在絲織業、佛山制釘業中所見，都是馬、恩所說這種類型的包買商。
這種包買商是『商業資本家購買了暫時還佔有生產工具但已經不再有原料的勞動力。……因此，包買商就成了超過他原來的商業利潤以上的剩餘價值的佔有者。當然，他為了達到這個目的，還必須使用追加資本，以便購買紗等物品並讓它們留在織工手裏，直到織成織物為止。』(【資本論】第3卷第1025頁)這就是包買商、特別是紡織品包買商的定義。
用這個定義來看，前述『以布易棉』諸例是不能成為包買商的。小生產者手裏的原料是他們用布換來的，是付了代價的，不是商人『留在織工手裏』的墊支資本。因而，商人所換來的，是織戶的產品，而不是他們的勞動力。商人在這一交易中所得到的仍然是商業利潤，不具有剩餘價值性質。
進一步說，即使是商人『放棉收布』，即把棉花貨放給織戶，有了墊支資本，他是否即成為包買商，還是不肯定的。因為這和通常商人預買制中的實物貸放(貨放種子、肥料以至口糧等)一樣，不包含割斷市場聯繫的必然性。這種貨放和『買青苗』一樣，商人多得屬於高利貸利息的性質。如果都視同包買商，那麼我國成億農民都進入資本主義勞動了。如前所說，商品布的產區大都在棉產區，農家自植棉，也互相進行棉糧調劑，商人不能壟斷。即使用商品棉的，如無錫，也是花莊林立。我以為，在紡織業中，包買商的出現一般要從『放紗收布』或『放機收布』開始。事實上，前述西歐和日本紡織業的包買商或包買主，也都是放紗和放機(放機大都兼放紗)。
三 紡和織的分離
放紗、放機的前提是紡和織的分離。這是一種社會分工，它『把產品製成真正消費品的各個操作都變成專門的工業部門』，『一個個同農業分離』，形成自己的商品市場。(【列寧全集】第3卷第17、46頁)我國絲織業的發展就是這樣。明代已有大量的獨立機戶，成為『專門的工業部門』，併集中蘇、杭、盛澤等城鎮，與農業分離，形成絲和絲織品平行的市場。在絲織中，又逐漸分離出車經戶、絡緯戶，以至專門的牽經接頭、結綜掐泛、上花等行業。清代綢緞商的『帳房』，就是用放絲的方式，將這些專業小生產者組織起來，成為規模頗大、並主要採取發工資形式的包買商。
棉紡織中，也有單從事紡紗、賣紗的記載，就我所見不下十例。
（1）明中葉，華亭：裏媼抱紗易棉，已見前。
（2）明中葉，金山衛：『婦善績麻為網，織棉布粗不及松人，無紡木棉為紗者，市錢不自織。』(正德【金山衛志】下卷二)
（3）明，顧竹枝詞：『平川多種木棉花，織布人家罷緝麻；昨日官租科正急，街頭多賣木棉紗。』(康熙【松江府志】卷五)
（4）明後期，嘉善：『究民無本，不能成布，日賣紗數兩以給食。』(乾隆【浙江通志】卷一○二引萬曆【嘉善縣誌】)
（5）乾隆，上海：『有止賣紗者，夜以繼日，得斤許即可餬口』(褚華：【木棉譜】)。
（6）乾隆，上海：『棉紗成，……卷之成餅，列肆賣之，名木經團。』(褚華：【木棉】)
（7）嘉定，嘉慶十年水災，『賑錢每戶得錢數百文，買棉紡紗，以紗易錢，一錢可得錢半之用。』(光緒【嘉定縣誌】卷五)
（8）道光，巨野：『貧民以賣線換布為生』(道光【巨野縣誌】卷二十三)
（9）同治，恩施：『鄉城皆善紡績，……惟不善織，村市皆有機坊，布皆機匠織之。』(同治【施南府志】卷十)
（10）咸豐，安順：婦女紡紗易棉，見前。
（11）清後期，上海：寡婦王張氏『每日紡紗十二兩，……能得五十文』(曾紀芬：【崇德老人自訂年譜】附錄)。
這是不是紡和織分離呢?
上十一例，大部分是由於貧窮無本，或寡婦、裏媼沒有協作的勞動力，就只能紡紗。織布需有一定的設備和周轉資金，而紡紗則一人一車，『數兩』『斤許』即可出賣，以救眉急。例(3)因官租催科，例(7)用賑錢紡紗，以及(10)貴州之例，也屬此類。例(9)湖北，因婦女『不善織』而將紗交機房。機房，以及下面例(2)河南之機戶，值得注意。看來已有紡和織分離的跡象，但此兩例代表性不大。老的商品布產區若蘇松，大約沒有『不善織』的；其例(2)金山衛雖在松江府，但系漁民，例外。此外，尚有例(6)上海列肆賣木經團，最足重視。木經團是用惻漿法制的經線，講求堅實光勻，用以織緊密之布。上海已出現這個小小的專業。但乾隆後末見記述，似無發展，是不能和絲織業中湖州農村中的搖經戶或城市中的車戶相比的。
專業化分工能提高生產力，但它又受各工序生產效率和和結構的制約。從生產者來說，專業化必須有較高的經濟效益，能比又紡又織獲得更多的收入，否則沒有人願干，即使被迫去干(如貧窮無本)，也不會推廣。
四 紡和織的經濟效益
這方面很少文獻，我僅見三事。
（1）道光，大荔：『貧家婦女貸棉二斤，紡之可得線三十兩，織之可成布三丈余。以所成之布易棉四斤，除還所貸之二斤外，是贏棉二斤矣。』(道光【大荔縣誌】卷六)
（2）乾隆，孟縣：『棉花貨用據常面論，每錢百文買到子花，必須二人晝夜疲瘃，乃可成線。除花價外，僅可得錢三四十文。及機戶成布貨市，除花線價外，每匹獲利不足百文，且一日之內尚不能成此一布。』(乾隆【孟縣誌】卷四上)
（3）康熙，青浦：『鄉俗棉三斤織布一匹。議富戶令出棉，計四斤棉，三以為布，一斤供織工。…布成售之，……以三之一償富戶布本，而以其贏之二償官。』(光緒【青浦縣誌】卷十四述康熙事)
例(1)述陝西事，二斤棉得布三丈余，大約指狹幅不布。售布所得為棉本的二倍，即總收益為百分之百，但不知紡與織的收益比率如何。
例(2)河北孟縣是個新興起的商品布產區，從所述看，每匹布價約230文，當是標布之屬，較前例有代表性。按此例，從棉到布，總收益率亦為百分之百。其中，紡紗需三個以上的工作日(二人晝夜疲瘃)，其收益(增加價值)為三四十文，合原棉成本(100文)的百分之三十到四十；而織布(一個多工作日)的收益約百文，合紗的成本(130-140文)的百分之七十一到七十七。每一工作日，紡紗收益10文，而織布可收益100文，相差太懸殊了。
例(3)青浦(今屬上海)在紡織中心，所述為標布或稀布 ，惟為康熙事，時間較早。我們可設棉花價格為每斤P文，布價每匹為X文，則依該列所示：
X=4P X=12P
即一匹布合12斤棉，收益率達百分之三百。這是因為康熙時布棉差價很大，據葉夢珠【閱世篇】所記康熙元年至二十三年上海棉價，平均每斤為0.0268兩，而布價每匹為0.2-0.3兩，即布一匹合約合棉10斤。比例尚給一啟示，即從棉到布，勞動者的工食所需亦為P，即一斤棉的價值。而此項勞動，依前例，是約四分之三用於紡紗，四分之一用織布 (按勞動時間計)。故總收益率愈大，紡紗與織布收益之間的懸殊也就愈大。
總之，農戶的收益主要來自織布，若單從事紡紗，只能補償工食。所以，農民不能放棄織布，紡和織也就不能分離。前述單紡紗賣紗之例，都另有原因。事實上，農家都是利用老弱勞動力來紡紗，附庸於織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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