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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學] 我國手工棉紡織業爲何長期停留在家庭手工業階段?(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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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土伯呀 發表於 2010-10-18 10:35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來源: 國學網――中國經濟史論壇
    紡和織的收益爲何相差懸殊?這是由於兩者的勞動生產率懸殊。


    五 紡和織的勞動生產率

    先看紡紗。

    (1)乾隆,平湖:『紡者日可得紗四五兩』(乾隆【浙江通志】卷一○二)。

     (2)道光,常熟:『棉紡爲紗,……每人日可五六兩』(鄭光祖:【一斑錄•雜述】卷七)。

    (3)道光,上海:『優於紡紗者,日可得八兩』(張春華:【滬城歲事衢歌】)。

    (4)光緒,嘉定:『小姑〔紡紗〕日五兩』(光緒【嘉定縣誌】卷八,趙俞:【紡車曲】)

    (5)清後期,上海:寡婦王張氏『每日紡紗十二兩,……王母日夜兼工,……常人每日不過六七兩而已。』(曾紀芬:【崇德老人自訂年譜】附錄)

    以上都是用單錠手搖紡車,其差異主要由於勞動時間不同,有起早貪黑者,有的另有繁多家務。大約平均每個工作日(按10-12小時計)紡紗五兩,可視爲常例。而列(3)(5)可視爲特例。

    再看織布。

    (1)康熙,松江:『率日一成匹』(【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卷六九六,松江風俗考)。

    (2)乾隆,青浦:『率日成一端』(光緒【青浦縣誌】卷二引舊志)。

    (3)乾隆,上海:『甚有一日兩端通宵不寐者』(乾隆【上海縣誌】卷一)。

    (4)乾隆,南昌:『旬日可得布十匹』(光緒【南昌縣誌】卷五十六引舊志)。

    (5)嘉慶,桐鄉:『女養蠶十筐,日成布二匹,或紡紗八兩』(張履祥:【補農書】)。

    (6)道光,上海:『亦有極一日半夜之力得布兩匹者』(張春華:【滬城歲事衢歌】)。

    (7)光緒,川沙:『人日可成布一端,有兩端者』(光緒【川沙廳志】卷一)。

    織布效率差異較大,大約因規格不同。一匹布,幅寬多在0.90-1.15尺之間,而長度則16尺以至32尺不等。商品大布若標布、稀布,約長20尺左右。按此標準,大約一個工作日織布一匹,可視爲常例。例(3)(6)爲特例。惟例(5)農學愛張履祥所述浙江桐鄉,原非布產區,而紡與織的標準均高,不解何故。

    要比較紡與織的效率,還須將布折成重量,因紗是按生量計的。此甚少資料,僅見乾隆時人孫琳【紡織圖說】:『漿紗之布,與本地通行之湖塘布略寬一指,每匹長二丈四尺,重一斤一二兩不等。刷線布寬長與漿紗同,緊密而厚重』,即刷線布還要重些。依此,並參考近代土布,以每匹重18兩計,大致不差。紡紗效率是一個工作日5兩,因此,爲供應一個工作日織布,需要3.5個工作日來紡紗。

    (近代上海標準土布,寬1.2尺,長20尺,匹重20兩。近代土布稍寬。又布之重量包括約50%的上漿,但上漿、成經、接頭、織造中有廢紗損耗,均略不計。)

    這還可由下面三則記載說明之。

    (1)康熙,上海:『匹婦晨起經理吉貝之事,由花而,由〓(此處字爲上『台』下『廾』,然字典無此字,依上下文似乎應爲『』)而紗,由紗而始爲布,中間揀料、彈花以至紡織,每匹二丈,七日而始得告成焉。』(上海博物管編:【上海碑刻資料選輯】1980年版,第89頁)

    (2)清後期,嘉定:『往者匹夫匹婦,五口之家,日織一匹,贏錢百文。』(光緒【嘉定縣誌】卷八)

    (3)明萬曆,江陰:『東南皆紡織爲布,率三日一匹』(萬曆【江陰縣誌】卷四)

     例(1)是一個成年勞動力從事彈棉到成布的全過程,共需7個工作日。其分配大約是:紡紗3.5日,織布1日,其餘用於揀料、彈花、漿紗、接頭等(不是每匹布都要接頭,但若是新機,須穿筘,則需工更多)。例(2)是兩個成年勞動力加上三個老幼勞動力,也是從棉到布,日成一匹,即共5個工作日,比前例效率提高。這是因爲五個人有了分工協作,也可能有些準備工作在收棉時已做了。這大約是一般農家情況。例(3)未說有幾個勞動力,看來如夫婦二人加上個女兒,三日即可成匹,即共用6個工作日。

    總之,從棉到布,一匹布需5-7個工作日,家庭勞動力愈多,效率愈高,單幹最吃虧。但無論是一人單幹還是多人協作,織布都是一個工作日,而大量勞動是放在紡紗上了。換句話說,紡紗的效率太低,紡趕不上織,以至有『數月理棉紗,未得上機織』之嘆(孫燮:【木棉四泳】載【南潯志】卷三十二)。


    六 紡紗的效率爲什麼低?

    紡趕不上織,是因爲紡的工具落後。這大約是紡織業的共同現象,所以西方產業革命是從1765年的16-18錠的珍尼紡紗機和1769年的水力紡紗機開始的。鴉片戰爭後,我國近代工業也是先擴紗廠,張之洞不明此理,搞了個湖北織布局,結果失敗,後來租給商人改辦紗廠。當時農家所用投梭織布機的生產效率約爲華商廠所用動力機的十六分之一,而當時農家所用單錠手搖紡車的生產效率僅爲華商紗廠所用英式紡機的八十分之一。

    我國手工織布得力於絲織。在歷史悠久的絲織業中,我國的絲織機很早就發展到世界先進水平,其構造原理和工藝用於織棉布的投梭要綽綽有餘。並且,棉織比絲織容易。絲織用經在500根以上,以至17000根;棉布則最寬幅也不過1200根。所以,棉布興起後,在織的方面是沒有問題的。

    紡是師承麻紡(絲不需紡)。我國的麻紡機也發展到很高水平,王禎【農書】中有五錠腳踏紡車、三十二錠人畜力大紡車和水力大紡車。但這種先進設備卻不適於紡棉。麻是韌皮纖維,拉力強,所謂紡,主要是加捻。棉的纖維短,拉力小(當時所用木棉纖維又比今棉短,自然捻度小),紡的過程,不僅加捻,更重要的是牽伸(所以棉紡機也稱牽伸機)。事實上,我們所見單錠手搖紡車還是元元貞中共道婆從黎族引進的式樣。
  
    要提高紡的效率,必須改單錠紡車爲多錠;要多錠,又必須改手搖爲腳踏,以解放右手,幫左手理紗。其結果,就是三錠腳踏紡車(也有二錠的)。三錠腳車出現於何時?或謂南宋(李崇洲同志) ,或謂明後期(史宏達同志),而不少人認爲在元代,根據是王禎【農書】中的附圖。

    我在【論男耕女織】(【中國社會經濟史論叢】1981年第1輯)中懷疑王禎是把麻紡車的圖誤入論棉紡文中,看來信然。王禎說:『木棉紡車,其制比麻苧車頗小』,而所附圖卻頗大(和圖中紡工人身比),且錠在輪上,與他所繪麻紡車全同。二百年後,宋應星在【天工開物】中所附的圖,仍是單錠手搖紡車,錠在輪下,與我們所見同式。宋解釋說:『凡紡工能者,一手所三管,紡於錠上,捷則不堅。』一手即左手(右手搖車),握三管仍是紡於一錠,這是能手,但捷而不堅。可見,明代仍是單錠手搖紡車。

    三錠腳踏紡車在乾隆時始見記載。乾隆【上海縣誌】:『他邑止用兩指拈一紗,名手車;吾邑一手三紗,以足運輪,名腳車。』(卷1)乾隆時人張春華【滬城歲事衢歌】:『紡紗他處皆有,然以巨輪手運,只出一紗。足出三紗,惟吾鄉倡有之。』『吾鄉』也是上海。三錠腳車只上海有。別處都是單錠手車,頂多是『聞道吳松別生巧,運輪卻解引三紗』(方承觀:【棉花圖】),聽說過而已。道光間,常熟人鄭光祖『前至上海,泊舟閘上,見紡車有並駕三錠,……覓一車以回,多年莫能用。』(【一斑錄•雜述】卷七)他是見了,也買了,但不能用。

    在上海,也只是很少人家三錠腳車。前引上海紡紗生產率三例,都是單錠手車,而用三錠腳車者未見實例。上海最出名的金澤謝家車,有百年歷史,其車是『輪著於柄』,『持其柄搖』(光緒【青浦縣誌】卷二),即也是單錠手車;其車也是『到處同式』的車,不過『金澤爲工』而已。(道光【金澤小志】卷一)

    解放後,【江南土布史】的編寫同志訪問了江南幾縣和上海的紡織戶,她們祖母一代都未用過三錠腳車,有的曾的說過,而未見過。

    三錠腳車爲什麼沒有推廣?這種車能提高效率,但勞動強度大,『腳車,人勞而工敏』(光緒【川紗廳志】卷一);須用壯勞動力,『老幼多用手車,少壯多用腳車。』(民國【南匯縣續志】卷二十)而家家織戶大都是老幼紡紗,壯勞動力織布,所謂『女子七八歲以上即能紡絮,十二三歲即能織布』(尹會一:【敬陳農商四務疏】,【皇朝經世文編】卷三十六),乃至『生女五六歲即教以紡棉花,十歲學織布。』(道光【金澤小志】卷一)用單錠手車,把兒童勞力都用上了,全家協作。若用三錠腳車,兒童們只好吃閒飯,再說,若把壯勞動力用去紡紗,誰來織布呢?家庭手工業的勞動力結構,阻礙著先進工具的推廣。

    然而,歸根到底是三錠腳車所能提高的生產效率有限。『有紡車並駕三錠、抽三緒者,……每人日可十兩餘。』(鄭光祖:【一斑錄•雜述】7);『用腳車紡線兩條,一日夜可紡線一斤幾兩』,按日計還不足十兩。(【漢南續修郡志】卷二十七)按此系嚴如幀度胺鬧以興女紅示】 介紹江南情況,非陝西已用腳車)錠數增加二倍,產量並不能按比例增加,因爲是手工勞動。爲日紡十兩而破壞家庭勞動協作是划不來的。若能把效率把高十倍,那就可放棄織布,紡和織也就分離了。

    結 論

    『一個民族的生產力發展的水平,最明顯地表現在該民族分工的發展程度上。任何新的生產力,只要它不僅僅是現有生產力的量的擴大(例如開墾新的土地),都會引起分工的進一步發展。』①

    象紡織業這種加工過程比較複雜的手工業,它生產關係的變化總是從一些主要生產工序的專業化分工開始的;而這種生產關係的變化也就使它逐步從農業中分離出來。
我國手工棉紡織業之長期停留在農民家庭手工業階段,是由於紡織的生產效率、從而它的經濟效益過低,而這又是由於紡的工具落後。

    不過,我是從邏輯推論上一步一步得到這個結論的,這就包含一種危險,好象這就是唯一的原因。大凡一種經濟現象,都是複雜的社會條件的結果。我在【論男耕女織】一文中曾試圖比較東方和西方的差異。徐新吾同志曾作【中國和日本棉紡織業資本主義萌芽的比較研究】(【歷史研究】1981年第6期),並著重討論了小農經濟的作用。我希望有更多方面的研究,從而對上述結論作出批評和指正。


    注釋:

    ①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5頁。


    本文得到石奇同志大力協助,僅此致謝。

(吳承明)

出處:原載【文史哲】1983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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