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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南开学报 三、“二重证据法”在中国史学史上的作用
评析“二重证据法”在中国近现代史学史上的影响，应当与“古史辨”派置于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进行考察，认识才能深入。王国维虽然没有激烈地批评顾颉刚，甚至批评中未曾点名，出语也似乎宽和，但他的“二重证据法”依托于殷商史考证的杰出成就，对于疑古思辨史学的发展势头，牵掣最为有力，抵御作用也最为长远。
1923年，顾颉刚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命题，指出中国旧的上古史体系的不可信从，揭示出许多大的疑点，立即引起很大的反响。随后，关于中国商代以前古史的辩论在学界展开。1926年，顾颉刚主编《古史辨》第一册出版，使辩论更为升级，且随着《古史辨》第二至七册的陆续印行，一波继一波地愈演愈烈。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学者，提出许多具体的辨伪事例，许多争论往往在具体事例上纠缠，但是顾颉刚申明了他的学术宗旨有四点：（一）打破中国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二）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三）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即将神话中古神“人化”，多了一层伪史；（四）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这些史学理念，现在看来仍然是正确的。从此四条可以看出这场“疑古”波潮，实为20世纪中国史学的革命运动。早在1926年《古史辨》第一册出版之后，胡适就评论说：这是中国史学界的一部革命的书，又是一部讨论史学方法的书。此书可以解放人的思想，可以指示做学问的途径，可以提倡那“深澈猛烈的真实”的精神。[11]蒋俊《中国史学近代化进程》认为：“对于‘古史辨派’的评论，只能有一个标准，即史学革命。中国近代的史学革命，是经过几代进步史学家的努力才初步完成的，其中也包含着‘古史辨派’的努力。”[12]同样称“古史辨”为史学的“革命”，但其含义并不一致，胡适所言近之但尚未充分。
中国的传统史学自从产生，是在记史求真与社会功用的矛盾中摇摆前进，留下了丰富的史籍，历史的叙述真中有伪，在古代不可能得到全面的清理。1902年，梁启超标举“新史学”的旗帜，唱出“史界革命”的时代强音，为中国史学发展之一大转机。然而梁启超对旧史学的批判是“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指责《二十四史》为“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13]。这些论断激烈而欠准确，其新史学的观念，只涉及史书中应当记述哪些事实、采用什么形式、贯穿什么思想以及撰史人的立场等问题，乃是社会改革观念的折射，并非史学革命的根本方向。但这种“新史学”的宣传，推进了历史教育的革新，特别是新式教科书的编写。清朝灭亡之后，新式大学以及研究机构的设置和发展，给史学一定的学科地位，有利于史学的核心即学术层面的凸现，“古史辨”派的疑古辨伪，就是这种史学之学术革命的时代标志。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辨伪活动，实质是贯彻史学求真的理念，表现出不惧任何阻力和非难的彻底性。顾颉刚不仅要坚定地打破疑点重重的旧古史体系，同时也乐于修订、改正自己具体见解出现的偏差，《古史辨》不仅收载疑古辨伪之文，也载入反对者的文章，体现了纯正的学术情操。
对“古史辨”派批评和反对者的议论，重要者大致有以下三类：
1、仍以旧有的经、史著述为根据，甚至认为疑古有害于世道人心。这是信古守旧派的理念，是根本出发点的错误，不足深论。
2、指摘具体的疑古见解证据不足，或证据难以成立。其中有人将顾颉刚作为疑点引证的资料，以重新曲解的方法予以弥缝者，也有人质问：战国之人有何必要伪造尧、舜史事、他们为何具备这样高的伪造能力？诸如此类，文繁不录。最值得注意的是张荫麟指摘顾颉刚过度使用“默证”方法，例如《诗经》、《尚书》、《论语》都没有关于禹与夏朝关系的记述，顾颉刚据此质疑后人伪造了禹为夏朝的开国之祖。张荫麟则认为这种“默证”法不对，认为《诗经》、《尚书》、《论语》都没有一定要记述此类内容的必须性。[14]这项辩论实际是表明了研讨上古史无论“信古”、“疑古”，都面临证据不足的问题，但却颠倒了举证的责任方。“疑古”者只要根据现存资料发现疑点，即有理由质疑，“信古”者则应当举证解疑，而不应仅仅挑剔疑古者的证据不足。这类批评对辩论的深入有所推动，但并不触动疑古辨伪的根本宗旨。
3、挑剔顾颉刚等只是破坏古史体系，而缺乏建设性成绩。认为顾颉刚的学术不充实，特别是没有考古学造诣，难以研讨上古史。此类议论，是欲从整体上否定疑古辨伪活动，王国维即在其中。在1924年12月，李玄伯发表文章，认为“要想解决古史，唯一的方法就是考古学”，[15]这个见解很正确，但李氏却据此主张没有必要根据文献资料作古史的辨伪讨论。
顾颉刚回应李玄伯等这类以考古学为旗号的文章，是同意上古史的问题应由考古学最后解决，但指出文献记载的辨伪十分重要，不能放弃文献的辨伪考订。他认为学术应有分工，“古史的破坏和建设，事情何等多，哪里可由我一手包办？”他还指出：“有许多古史是考古学无法证明的，例如三皇五帝，我敢预言到将来考古学十分发达的时候也寻不出这种人的痕迹来。……难道可以永远‘存而不论’吗？但是在书本上我们若加意一考，则其来踪去迹甚为明白，固不烦考古学的反证而已足推翻了。”顾颉刚谈到自己辨伪工作宗旨时说：“希望替考古学家做扫除的工作，使得他们的新系统不致受旧系统的纠缠。”[16]1924年，傅斯年在给顾颉刚的支持信件中也说：“你这古史论无待于后来的掘地，而后来的掘地却有待于你这古史论。现存的文书如不清白，后来的工作如何把他取用？”[17]顾、傅二人说出的道理是成立的，然而他们对史学、考古学后来的发展却始料未及。
最早具有考古学家才干而又反对疑古的学者，似为徐旭生，他在1943年就曾出版《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其中批评顾颉刚等“把传说得东西一笔抹杀，把文化的黎明时期完全不谈，我国的历史因此就被砍去一截！”他认为：“古书因为受造谣的嫌疑而被抛弃，对于地下的工作，将来由何物启示或解释？王国维能开始解释甲骨文上的文字，因为他相信殷代现存的文献。如果殷代文献被猜疑而蔑视、而散逸，那虽有王氏湛深治学的精神，亦无从寻得下手处矣。”于是他主张“抛却过正的一切抹杀办法，用信古的正确方向，小心谨慎地、辛勤地寻求古代略近的真实，则今日学者之任也。”[18]
徐氏的言论十分强悍无理，攻击顾颉刚把历史“砍去一截”，已近于诬蔑，把文献佚失的原因归结为疑古，类似于栽赃。这些姑且不论，单就其治学理念，则将考古（所谓“地下的工作”）依赖于古书，认为没有古书就得不到“启示或解释”，是极端错误的，因为世界多数地区（如埃及、印度）的考古学，不用古书的“启示或解释”而成就十分辉煌。徐氏特别举出王国维的事例，公开主张信古，可见他就是以王国维为榜样，力图将“二重证据法”扩大到考古学领域的早期学者。至1950年代，徐氏首先发现和认定二里头先商遗址为夏文化，开拓了考古遗存与文献结合的“二重证据法”实例。[19]倘若作为一家之言，这种尝试亦未尝不可，但在信古、守旧的前提下，将“二重证据法”扩充、发挥而定为一尊，使古书与考古捆绑一起，则是埋伏了很大的弊端和无穷的乱象。
中国古代史学具有深厚的文化积淀和优良的传统，从春秋时期具备“君举必书”、“书法不隐”等记史求真的理念以来，正规的史籍记载，其可信度很大。但是从西周初年形成“殷鉴”的历史观念，到西周季年和春秋时期官方形成记史体制，经历了很长的发展时期，追述西周之前的历史不可能不掺入较多的传说、想象的成分。西周之后的历史记载也在记史求真与政治功用的矛盾中摆动、偏移。因此，中国旧史学就其优良传统而言，完全具备与新时代新史学相衔接的基础。而从史学产生、发展的历程来看，越是上古较早史事的记述，就越多神话、传说、模糊、想象、失实和伪造的成分。顾颉刚等选择商周之前古史作为辨伪的重点，进行打破旧古史体系的扫除活动，是一场适当的、新史学发展时代所需要的史学革命。
“古史辨”运动取得了不可磨灭的成就，其纯正求真、勇敢辨伪的精神，将永远成为新史学健康成长的源泉，但从史学革命的层次观察，整体上已经失败。失败的原因除了政治与社会各种因素的影响之外，学术的原因是上述中国旧传统史学所具备的优点，而这个优势正好由王国维考证殷商史的特例和“二重证据法”的提出而闪亮登场。于是不仅信古者的信心大增，而且具有新观念的不少史家，也唤起了对“地下之新材料”来证实古书的无穷期待与遐想。徐旭生的学术理念和考古学实践，标志着中国考古学与上古史文献的结合，开始远离顾颉刚、傅斯年等人原来的预想，走上膨胀、扩大的“二重证据法”之路，保留与发扬了王国维“二重证据法”原有的信古、守旧因素与近乎武断的“推想”。从史学史角度考察，王国维“二重证据法”对史学发展的作用，是将旧的上古史体系与新史学的建设过早地衔接起来，在旧史学的糟粕未能充分清扫的条件下，这种传统史学过早而且以不适当方式衔接于新史学，携带了大量庞杂成分、落后理念、虚假记述，降低了新史学发展的健康环境。这虽然不应由王国维承担责任，但追溯渊源，“二重证据法”及其滥用则起到了杠杆作用。这个杠杆一方面拨动起上古史研究的嘈杂与兴旺，一方面搅得沉渣泛起，其影响值得深入反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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