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串票』(1)

  來源: 象牙塔――國史探微

關於『串票』，一般是在講到清代的錢糧徵收時才被提到。這是因為這種單票技術，在清代的錢糧徵收中成為一種普遍的技術，且由朝廷來頒布推行，寫入了國家的典章。【大清會典】記載：『截票之法，開列地丁錢糧數目，分為限期，用印鈐蓋，就印字中截票為兩，一給納戶為憑，一留庫櫃存驗。』[1]這是清代順治十年（1653）題準的二聯截票之法。三十多年之後，即康熙二十八年（1689），清朝又頒行『三聯印票之法，一存州縣，一付差役應比，一付花戶執照，照數填寫。』[2]自此以後，雖然『串票』之法，在雍正年間有過變化[3]，但地方政府徵收錢糧的單票格式，主要採用『三聯串票』。雍正八年（1730），清朝頒定的『三聯串票』，【大清會典】記載如下：『（雍正）八年覆准，嗣後州縣徵收糧米之時，豫將各里各甲花戶額數的名填定，聯三版串，一給納戶執照，一發經承銷冊，一存州縣核對。按戶徵收，對冊完納，即行截給歸農。未經截給者，即系欠戶，該印官檢摘追比。若遇有糧無票，有票無糧等情，即系胥吏侵蝕，立即監禁嚴追。各直省督撫轉飭所屬有漕州縣，一例遵行。』[4]從此以後，清代地方政府在錢糧徵收中，一直使用『三聯串票』。這似乎給我們一個印象，以為『串票』是清代才產生的，且從『二聯串票』發展成『三聯串票』也是在清代完成的。
　　其實，『串票』不是清代才出現的，而是明代的發明。
　　明代，『串票』又叫『連票』。據筆者檢閱所及，明代最早記載『連票』的文獻，是朱廷立的【鹽政志】。【鹽政志】卷十載『李士翱禁約』，其中第七條云：  
　　七曰謹出納。賑濟既復舊規，其出納事宜，相應定擬，總司即置內號簿三扇，並通、泰、淮三分司外號簿三扇，空立前件，刻印空票。每分司若干張，上截於內號簿前件上編都字一號起至若干號止，下截於外號簿前件上編通字、泰字、淮字一號起至若干號止，俱用印鈐。內號簿票，本司收貯。外號簿，發三分司收候。如遇商人赴司領引，即於內號簿附寫商名引鹽賑米數目，就行填票，付商齎赴該管分司處，比對外號相同，如前附寫，照數收完。一面行場支鹽，一面出給實收，給商連票，齎繳運司銷號。
這份『禁約』是由兩淮御史李士翱所頒行，時間在嘉靖九年(1530)[5]。它表明，在嘉靖初年，兩淮鹽運司系統已應用『二連票』：一票存於官府，一票給付鹽商。這是鹽政系統所採用的單票技術，還不是地方政府在錢糧徵收中使用連票的證據，但可以說明『二連票』的單票技術，在嘉靖初年已經產生。
　　地方政府在錢糧徵收中使用『連票』或『串票』，相關的文獻資料，主要集中在萬曆年間。有意思的是，時人一提到『串票』，就指的是『三連票』。萬曆【嘉定縣誌】記載：
　　朱廷益，字汝虞。先是，邑中吏治操切，又積困漕糧，富家皆破於徭役，民多轉徙，而田為墟莽矣。至則以廉儉自持，寬仁為政，數巡行阡陌，問民疾苦，悉見施行，百姓若解倒懸焉。尤獎借善類，不設城府，知瘠土之民，類苦歲額，則量其緩急，而次第賦之，不過為誅求。又以猾胥作弊，錢糧征比，多所影射，乃創為鐵板冊、三連票。民間納戶，始知所程，至今便之。[6]
朱廷益，浙江嘉善人。萬曆五年進士。先為福建漳浦縣知縣，『以賑荒忤上官』，於萬曆十一年，『謫貶連州判官』，『未行，復移嘉定』。【嘉定縣誌】記載，朱廷益任知縣『後三年歸』，其後任接於萬曆十四年。[7]因此，可以確定，朱廷益在南直隸蘇州府嘉定縣『創為鐵板冊、三連票』，發生在萬曆十一年至十四年間（1583－1586）。
　　僅僅根據方志所言『創為鐵板冊、三連票』，而推斷『三連票』系創自朱廷益之手，是不夠的。因為像方志這樣的文獻，往往囿於一時一地的眼光看事情，在當地為『創』，不一定在其他地方就不存在或尚未出現過。不過，在蘇州府這樣的地方，人言其『創』，其『創始』之義，當可憑信。時人嘉定婁堅，曾撰【乞祀朱、熊、王三公於名宦呈詞】，其文如下：
　　照得前知嘉定縣事，歷官南京禮部吏部郎、江西按察司提學僉事、南京大理寺丞、通政司參議，嘉興朱公諱廷益，其自閩移吳之日，當政猛民殘之餘，吏以急斂干和，民以屢侵多疫，公仁且潔，又簡而寬，絕不自潤以脂膏，惟有人沐以滲漉。邑之歲困漕糧，以土瘠不宜稻也，則為請於主者，仍得改輸以銀。邑之額設官布，以賦緩可紓民也，則為言於監司，因得漸弛其課。至於征斂有法，則創為板冊、連票，雖愚民不至於倍輸。[8]
這份乞增朱廷益入名宦祠的『呈詞』，也以其『創為板冊、連票』為功，就有很高的可信度。婁堅，嘉定人，萬曆間貢生。『其師友皆出(歸)有光門』，『學有師承，經明行修，鄉里推為大師。貢於國學，不仕而歸。』與同鄉唐時升、程嘉燧因文學之名，而時有『練川三老』之目。[9]這樣的人，生活在蘇州府這樣的地方，眼光不至於太狹，且『呈詞』是為入朱氏於名宦祠，言其功績，從地方到朝廷，皆要推敲評議，不能過為虛誇。所以，至少在尚未獲得其他證據之前，我們不妨相信，明代的『三連票』創始於萬曆十一年至十四年間，創始人為知縣朱廷益，地點在蘇州府嘉定縣。
　　在萬曆年間，還有兩則史料記載『三連串票』的建立。萬曆【南安府志】卷一七【宦跡傳二】記載：
　　洪有助，字懋孫，福建南安縣人。進士。萬曆二十一年任推官，高潔明敏，鄰郡之訟皆歸焉。嘗攝大庾、南康，清洗宿弊，立徵收串票之法（每號給一票納戶，一登櫃口，一登都圖，三款比串相同），無重追虛納增減之害，兩邑益愛戴。[10]
此段記載，大約是現在可以看到的關於『三連串票』格式的最早記載。『三款比串相同』：一票給納戶，一票登櫃口，一票則給都圖。與後來清朝頒行的『聯三版串』在格式上完全相同。可以肯定，清代康熙二十八年所頒行的『三聯串票』，採用的就是萬曆年間已經成熟的單票技術。
　　這是洪有助在江西南安府任推官，署任大庾、南康二縣知縣時，所立的『徵收串票之法』。洪氏在南安府署任知縣的情況不詳，因而不能確定他建立串票之法的確切年份，但應該在萬曆二十一年稍後的年份內。
　　另一則資料是萬曆【武進縣誌】的記載。萬曆二十九年(1601)，知縣晏文輝『立收放稽查錢庫法』，有十三項，其中第四項為立『銀頭收銀流水簿』，內容如下：
　　往年流水簿，因無刷刻式樣，串票又不鈐印，悉據銀頭填注，多有侵弊。今設立刊刻號簿，並三連串票，責令銀頭編號，同三串票鈐印。如遇限下收銀，隨即登簿發票。一票給人戶存照，一票給總催，一票存縣查考。所收之銀，開數付角總登入比簿，遇晚將本日所收銀數，開單付糧房填入日收堂報簿內，次日將前銀拆封。或三五日吊比簿，查對完數，庶銀頭亦無侵欺之弊。[11]
晏文輝在南直隸常州府武進縣設立『三連串票』，時間在萬曆二十九年。在格式上，『三連串票』：一票給人戶存照，一票給總催，一票存縣查考。這與洪有助在江西大庾、南康二縣所立的串票之法完全相同。『一票給總催』就是洪氏的『一票登都圖』，地方政府的錢糧徵收由都圖的糧長、里長等『里甲正役』（在一條鞭法之後則稱經催、催頭、總催等）負責具體的催征，三連串票的其中一張『連票』，給付催征人役，以便於其催收錢糧。『一票存縣查考』就是所謂『一票登櫃口』，『櫃』是徵收錢糧的『銀櫃』，也就是如所周知的『自封投櫃』的『櫃』，收銀的『櫃口』留存三連串票的一頁『連票』，用來與『流水日收簿』等帳簿『核對』，這就是今天我們還在『發票』上沿用的所謂『存根』。至於還有一連給付納戶收執的單票，不用贅言，就是現在發票中的『收據』。今天通常所使用的『發票』，也用『三聯』的格式，一聯為存根，一聯為記帳憑證，一聯為收執。這種三聯票的技術，在四百多年前的明代萬曆年間已經形成。
　　不過，明代所產生的『三連串票』，其中『一票登都圖』或『一票給總催』的連票，與今天的『發票』中『記帳聯』，還有不同。明代串票中的這一聯，雖然也有『記帳』的作用，但主要的作用不是記帳，而在於『催征』和『比較』錢糧。這一聯由都圖的催征人役收掌，目的在於讓『總催』這樣的催征人役知道所經管的納戶所交錢糧的完欠情況，以便其向納戶催征未完的錢糧。『三連串票』的這種技術，是與地方行政的具體運作一致的。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清代雍正年間。雍正八年所頒行的『聯三版串』：一給納戶執照，一發經承銷冊，一存州縣核對。其中『發經承銷冊』的一聯，就與今天發票中的『記帳聯』完全一樣了。從明代萬曆年間至清代雍正年間，地方政府在錢糧徵收的具體運作發生了一些變化，這個變化導致了三聯串票在技術上的變化。從今天所使用的『發票』的角度看，三聯串票的技術，產生於明代萬曆年間，成熟於清代雍正年間。這種單票技術的成熟，距今也已有二百八十年。
　　晏文輝在武進縣設立『三連串票』，離鄰府的嘉定縣創立三連票，已晚了十五年。不過，從上引文可以看出，武進縣在立『三連串票』之前，已用『串票』，只是管理還不嚴格，『不鈐印，悉由銀頭填注』。在嘉定縣創立『三連票』之前，蘇州府於嘉靖十六年（1537）已規定納戶交納稅銀之時，官府需要『給票付照』。萬曆【武進縣誌】記載，嘉靖十六年，蘇州府知府應『行並征均則法』，其中『立櫃頭』一條云：
　　先年收頭，將銀兩徑收私家，任意侵費。今令各縣置櫃，竅其上方，納戶於包封上自填姓名銀數，當官秤收，給票付照。不到者，不許隸卒下鄉催擾，止令里排各催其甲，凡勾攝公事，專屬見年裡長。[12]
從這條資料看，蘇州府所屬州縣在衙門裡設置收銀之『櫃』，令納戶『自封投櫃』，始於嘉靖十六年。此後，官府徵收錢糧，需要對納戶『給票付照』。蘇州府出現『三連票』是五十年之後的萬曆年間。這五十年間蘇州府所屬州縣所給付為照的『票』，應該已經出現了『二連票』，因為『三連票』是從『二連票』發展而來的。
　　『二連票』在明代後期一直存在，並沒有被『三連票』所取代。清初順治十年所頒定的『串票』格式就是『二連票』。據【歙紀】記載，崇禎年間，在南直隸徽州府歙縣，錢糧徵收還使用『二連票』。因為『二連票』缺少其中『登都圖』或『給總催』的一票，不能『逐里查對，弊蠹自生』，所以知縣傅岩就推行『增連票』的辦法。【歙紀】記載：
　　一增連票以便查對。納糧收附，舊止兩連，一給花戶收執，散漫無稽，一存戶房算登比簿，臨期迫促，不能逐里查對，弊蠹自生。今立三連票，凡納戶投銀，糧里將連票一樣填注，裂第三幅付納戶，第二幅存戶房查算，第一幅每日晚堂繳進，候臨比日查對比單，知差錯拘究。[13]
歙縣增加的『連票』，是『每日晚堂繳進，候臨比日查對比單』的『第一幅』。這說明原來所使用的『二連票』，是一幅付納戶，一幅存戶房查算。也就是一幅是收執，一幅是存根。這應該是嘉靖年間在蘇州府等地方所應用的『二連票』格式。
　　蘇州府於嘉靖十六年推行民戶交納錢糧，用『自封投櫃』的方式，『當官秤收，給票付照』。雖然沒有資料直接證明，這時官府給付納戶用作『執照』的『票』，就是收執與存根相對應的『二連票』，但可以肯定，『二連票』是在出現官府在衙門內設置『櫃收』，令民戶『自封投櫃』之後產生的。而且，這種『二連票』的產生，是與賦役折銀徵收，也就是與『折色銀』的產生直接相關聯的。
　　大體地說，明代賦役征派有一個由『本色』徵收到『折色』徵收的轉化。這個轉化的劃時代事件，是『一條鞭法』。如所周知，『一條鞭法』是在萬曆九年（1581）在張居正執政時推行於全國。這個年份，與本文前引的關於『三連串票』的記載聯繫起來，可以看到『三連票』是在一條鞭法普遍推行之後才產生的。然而，一條鞭法並不是萬曆年間才出現的。【明史・食貨志】說：『嘉靖間，數行數止，至萬曆九年乃盡行之。』固然點明了一條鞭法在嘉靖年間業已出現，但『數行數止』一語，會給人以誤解，以為嘉靖年間推行一條鞭法是斷斷續續的。一條鞭法自嘉靖九年（1530）由桂萼提出之後，很快就在江西等地推行。關於江西的一條鞭法，文獻的記載確實給我們一個『數行數止』的印象。一些地方所推行一條鞭法，確實出現過反覆的情況。但從嘉靖以後，徭役折銀徵收，且將徵收對象從『人丁』轉向『地畝』，這已是一個不可逆轉的趨勢。嘉靖年間役法改革的核心就在於此。這樣的改革，雖然有巡撫、巡按這樣的『欽差』，在地方上着力推行，但具體實施是由州縣官來作出的。州縣官推行這樣的改革，當然必須結合本州本縣的實際，需要因地制宜來進行。因此，各州縣實際推行的情況很不一樣，也存在『人在政在，人亡政息』的情況。但總的來說，徭役折銀徵收是官府與民間上下都認同的辦法。在嘉靖後期，江西、浙江和南直隸等省份，實際上已普遍地實行了將『徭役』折銀，以銀代役的做法，且『折色銀』的折征範圍，已經擴大到除漕、白二糧之外的田賦。梁方仲先生早就指出：『從歷史看來，一條鞭法的產生，它的最初和最主要的目的是為改革役法，田賦方面的改革是由於役法的改革而來的。』[14]而役法的改革，在明代中期可以說既是一場政治運動，又是一場社會運動。改革的核心是『以銀代役』，所以『銀差』的出現，是明代役法改革的一個轉折點。這也是『一條鞭法』的起點。
　　徭役的對象本來是『丁』，但這個『丁』並不是孤立存在，他們存在於不同的『戶』中，而各戶的『田產』情況是千差萬別的。另一方面，官府的徭役，主要是到官府充役的庫子、斗級、門子、聽差等等，各種名目的徭役輕重負擔也很不相同。因此，按照原來『黃冊』編審確定的『十年一周』的輪役方法，難於落實，而且具體的分派，也容易出現弊端。正統年間，江西出現了『均徭法』，『以民間稅糧多寡，官為定其徭役』[15]。這是將徭役的征派的對象從『人丁』轉向『地畝』的做法，目的是避免『有丁無田』的民戶難以承擔徭役的情況。官府不能沒有應差的徭役，民間有丁無田的民戶承擔不起繁重的徭役，因此只有一個辦法，就是將徭役的征派對象轉向『地畝』。有田就有糧，就有實力來承擔官府的徭役。可是有田的民戶，尤其是民間田地較多的民戶，往往是鄉宦人家或者紳衿之家。這些勢豪人家享有一定的優免特權。正統之後，又恰好進入了這個階層迅速發展的時期，生員各額的增加，優免特權的擴大，愈演愈烈。這樣就構成一個矛盾，就是一方面官府要將徭役的征派轉向地畝，田地多的人家承擔更多的徭役，另一方面田地較多的民戶往往是勢豪人家，他們享有優免的特權。這個矛盾，對於地方政府來說，是一個十分棘手的問題。但地方政府也別無選擇，『惟正之供』當然是要不折不扣地完成，各個衙門的『在官人役』也必須向民間征派。因此，必須強制推行各種名目的辦法，如『均徭冊』、『虎頭鼠尾冊』等等，徭役的編審也打破了原來『黃冊』十年一輪的辦法，除『里甲』仍然為十年一編審之外，其他『均徭』和『雜泛』之役，則按照徭役的輕重，分別採取五年、三年、一年一編審的辦法。然而，僅僅通過這樣的辦法，還是不能解決上述矛盾。一個州縣的均徭之役，總不能讓勢豪人家來承擔大部分。到官府里去，除了做官，別的行當，在明代是低人一等的。明朝還規定，到衙門裡的『吏員』和『貼役』，有功名的人是不能充當的。『在官人役』中，『吏員』是僅次於官員、比較高級的『公門人』，連這個行當都不能讓有功名或者說有身份的人去充當，等而下之的官府雜役，又怎麼能讓官家子弟去應當呢？所以，那些有田有地的勢豪人家，在面對官府將徭役的征派，更多地轉向自己的時候，就出現了讓家內的僕人去應役，或者出錢讓別人代役。『以銀代役』，就是所謂『銀差』。這並不是『均徭法』之後才有的事。它古已有之。以明代而論，洪武年間，就存在以銀代役。宣德年間確立的『柴薪皂隸』，也是以銀代役。
　　在明代中葉普遍地出現『銀差』的時候，徵收的辦法仍然沿用原來由糧長、里甲來負責徵收。如所周知，『一條鞭法』的一項重要內容是所謂『官收官解』。這是相對於原來的『民收民解』而言的。在原來用『本色』徵收賦役之時，田賦部分，分『起運』和『存留』兩大部分，其中『起運』部分，除白糧一直沿用『民解』，漕糧則於成化年間改為『軍運』，已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原來『民解』的做法。『存留』部分，包括解運到州縣、府、兩司和衛所的兵餉，仍然由『民解』到指定的糧倉。徭役原來極大部分是『力役』，是需要『丁』親身當役的。此時不存在『收解』的問題。出現了『銀差』之後，一部分『丁』以銀代役，這部分代役的『銀』，就出現了『收』與『解』的問題。明代在嘉靖以前，『銀差』收解，仍然由糧長和里甲負責。這一點，我們在前文所引嘉靖十六年蘇州府的『立櫃頭』之法中可以看到。『先年收頭，將銀兩徑收私家』，這是原來糧長制度下的做法。糧長負責一個糧區的稅糧徵收，將所在民戶的稅糧收繳起來，本來就存貯在民間的倉房之內。其中的漕、白糧則按照規定的期限，負責起運，後來則與運軍交兌。存留部分，則根據各級官府需要，臨時解運。而當普遍地出現『銀差』之後，收解的辦法，也仍然沿用原來的老辦法。但新的問題出現了，『銀差』之銀，是官府要用於『雇役』的。應當的徭役，如系代人充役，就需要給以『工食』。按照官府里的做法，『工食』與『俸薪』一樣，是一季發放一次。於是，糧長、里甲所負責的『銀差』徵收，就需要更為及時，不得有絲毫拖欠。而嚴重的問題是，糧長對於『銀差』出現了侵蝕、挪用的舞弊。原來糧長負責徵收本色糧食，侵蝕的情況也存在，但因為是糧食，總不可能將全部糧食消耗殆盡，但對於『銀子』，情況就大不同。一旦發生即使數量只有幾兩銀子的侵蝕，也成為一個大問題。官府不能及時收到『銀差』，無以應付各種名目的差徭，在糧長、里甲與納戶之間，也產生了嚴重的麻煩。解決的辦法，其實也很簡單，就是將銀差徵收的權力上收，收到州縣衙門。
　　嘉靖十六年，蘇州府『立櫃頭』，『令各縣置櫃，竅其上方，納戶於包封上自填姓名銀數，當官秤收』，這就是將徵收銀差及其他雜役的折役銀徵收，上收到州縣衙門的做法。由此而產生設櫃收納和『自封投櫃』的辦法。這種辦法，不一定是蘇州府最早創立，但大體上可以確定，它產生於嘉靖年間。這是與全國普遍地出現『銀差』相一致的。
　　原來由糧長（收頭）負責徵收『銀差』之時，也一定有給付納戶收執的單票。但目前尚未看到資料，可以證明這就是『連票』。糧長收糧或者收銀，一定會登記簿冊，但給付納戶的『收執』，大約不是『連票』，而只是『登簿發票』或者『出票注簿』。這個『票』，並不是與『存根』相對應的單票，而是與『簿冊』相關聯的單票。
　　最簡單的單票技術，就是一票一簿相對應、相配合的。所謂『登簿發票』，就是這種技術的最明確表達。當然，即使是出『三連串票』，也可以此語表達。因此，僅僅根據『登簿發票』或『出票注簿』，尚不能判斷當時所使用的單票是或者不是『連票』。但有一點可以推斷，最早格式的單票，就是與冊簿相對應配合的單票。後文將要說明的宋代『戶鈔』，當是與冊簿相配合的簿票技術。在明代，這樣的技術一直存在。吳遵【初仕錄】記載：常平倉收貯『贖谷』，置簿兩扇，一存縣，一給斗級。『犯人贖谷，先書縣簿，給小票掛號，發犯人赴倉交納。斗給亦書簿，給與犯人收票，赴縣銷繳。』[16]這裡的『收票』就是與冊簿相配合的『收執』。在票簿相對應的簿票技術中，『冊簿』是主體，單票是一種輔助性手段。而在『連票』出現之後，雖然『冊簿』的地位沒有改變，但『單票』在功能上獨立了。質言之，『存根聯』的產生，使單票在功能上自我滿足。『連票』一票作收執，一票為存根，因為『存根聯』的出現，在技術上複雜化了。這是在一票一簿基礎上的演進。而『三連票』又是在『二連票』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順便說明，單票技術的發展確實存在着一個從簡單到複雜的演化過程，在特定領域也確實存在複雜技術取代簡單技術的現象，但這並不意味着在複雜技術出現之後，簡單技術就退出歷史舞台。即以最簡單的一票一簿相對應的技術，直到今天還在應用。一種技術的存在，既取決於需要，也取決於應用技術的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