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天瑜:值得重新體味的清民之際的『封建』觀（4）

  來源: 新國學網

同年，章太炎又作【分鎮】，在徵引唐人馬周、李百藥、柳宗元批評封建制、倡導郡縣制的名論之後，指出這些言論產生在國家清明之時，『未有外侮，其論議固足以自守也』。而宋代外患嚴重，『李綱始有分鎮之議』，由此章氏認為『封建』並非一概皆壞，『郡縣』並非一切都好，他說：
       然後知封建之說未必非，而郡縣之說未必韙也。[7](上冊，【藩鎮論】，P104)
    1900年，章氏鑑於戊戌政變以來的事實，對封疆大吏全然失望，稱『今督撫色厲中干』，遂作【分鎮匡謬】，修改前說。[7]（上冊，【藩鎮論】，p107）
    綜上可見，章太炎是從『封建』古義(封爵建藩)上討論中外封建制的，他並不認同將『封建』對應西洋術語。嚴復的譯作【社會通詮】，在中國首次以『封建』對譯feudalism。該書的面世，為中國人引入了一種新的歷史分期框架[蠻夷社會一宗法社會(其前段為封建時代)一軍國社會]。梁啓超及陳獨秀都受到嚴譯的影響，而章太炎則立足於中國文化本位，力駁嚴譯，他於1907年3月在【民報】第12號發表【社會通詮商兌】，批評【社會通詮】構築的歷史分期，章氏指出，『泰西群籍』所列『條例』，不能照套『亞東之事』，若論及亞東史跡，『則其條例又將有所更易矣』。他說：
        心能流衍，人事萬端，則不能據一方以為權概。
這裏的『一方』即指西方，章太炎不贊成以西方史學框架概括中國歷史實際，因而不能認可嚴復將『封建』對應feudalism的譯述。
     
(二)  以封建』比附代議政體  
   隨着西學知識的增長，後來章太炎的觀點有所發展，他1908年10月作【代議然否】，將『封建』比附西歐代議制的貴族院，文日：
代議政體者，封建之變相，其上置貴族院，非承封建者弗為也。[7] (上冊，【藩鎮論】，p456)
章氏論『封建』的可貴之處在於，他敏銳地洞察到，前近代中、日兩國政制的重大差異：中國『去封建遠』，日本『去封建近』，因此兩國政制近代化的基點不同：
        議者欲逆反古初，合以泰西立憲之制，庸下者且沾沾規日本，不悟彼之去封建近，而我之去封建遠。去封建遠者，民皆平等；去封建近者，民有貴族黎庶之分。[7]（上冊，【藩鎮論】，p456）
    章氏認為，民皆平等、無貴庶之分的中國，不宜設上院(貴族院)，也就不宜實行代議制。章氏還認定，作為『封建之變相』的代議制，『必不如專制為善』，遂從否定代議制走向否定『封建』，從而與早年因倡導分治而肯定『封建』發生了大的改變。可見，章氏的封建觀是隨其現實的政治主張的轉換而變更的。然而，章氏的封建觀雖有大的更革，但所用『封建』一名的內涵，始終保持着與本義的聯繫。同時，他在論述中已把封建製作為一種世界性現象考察，並進行中西、中日之間的國別比較，其用語固然古色古香，所透露的政治理念也可能在激進與保守間擺動，但他圍繞『封建』提出的論題(如反專制的政治改革問題、代議制是否符合中國國情問題)卻頗富前沿性，視野可謂寬闊而深邃。

五 孫中山論『封建』
     
作為兼通中西之學的政治家孫中山先生(1866～1925)準確地把握了史學術語『封建』的內涵(封邦建藩)和外延(中國殷周時期、歐洲中世紀)，他力倡的政治革命，即『民權主義』，其『一掃而盡』的目標是君主專制政體。[1]
    (一)慎拒『反封建』提法
    孫氏一生提出過許多革命口號，如早年的『振興中華』、『驅除韃虜，恢復中國，創立合眾政府』，中年的『民族、民權、民生』三民主義，乃至晚年的『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等等，卻從未提過『反封建』的口號，即使在五四新文化運動高舉『反封建』旗幟之際，孫中山也沒有苟同『反封建』的提法。直至晚年，孫中山繼續在『封土封臣』、『貴族世襲制』的意義上使用『封建』一詞，並在此一含義上比較、品評中西歷史。值得一提的是，孫中山晚年仰慕列寧及俄國革命，稱列寧為『人師國友』。又有『今日革命非學俄國不可』之說，[8]（下冊，pl052）然而孫氏並不一概信從來自蘇俄的提法。1922年以降，蘇俄和共產國際關於現實中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論說傳人中國，但孫中山只採納前者，1924年1月的國民黨一大宣言取『半殖民地』說，孫中山本人在此前後的用語是『次殖民地』，而對中國『半封建』說則加以抵制。孫中山認為封建制在中國已結束兩千多年，他終生未提『反封建』一類口號。  
   (二)  綜合古義與西義的『封建』觀
    孫中山對『封建』的認識有兩大特色，一是會通中西，二是首尾一致。直至晚年，孫氏認為，秦代已結束了中國的封建制度，這比歐洲直到中世紀末、近代初的『打破封建』早了兩千年。孫氏1924年l～8月在廣州作【三民主義十六講】系列演說，其中【民權主義六講】的第三講說：
    歐洲兩百多年以前還是在封建時代，和中國兩千多年前的時代相同。因為中國政治的進化早過歐洲，所以中國兩千多年以前，便打破了封建制度。歐洲就是到現在，還不能完全打破封建制度……。
歐洲沒有革命以前的情形，和中國比較起來，歐洲的專制要比中國厲害得多。原因在什麼地方呢？就是世襲制度。、當時歐洲的帝王公侯那些貴族，代代都世襲貴族，不去做別種事業；人民也代代都是世襲一種事業，不能夠去做別種事業。……中國自古代封建制度破壞以後，這種限制也完全打破。[8]（上冊，p164）
孫中山在這裏較準確地把握了『封建時代』、『封建制度』的含意，將中國兩千多年前的『封建制度』(指殷周封建制)與『羅馬亡了之後，歐洲列國並峙』相類比，認為『羅馬變成列國，成了封建制度』。[8]（上冊，P314）講演中，孫氏流露出因中國比歐洲較早結束封建歷史而產生的自豪感，卻沒有回答先期終結封建的中國近代何以會落後於歐洲。而前文提及的梁啓超【中國專制政治進化史論】一文，其第二章的『附論中國封建之制與歐洲日本比較』則對此有所解答：『歐洲、日本，皆封建滅而民權之代興。』『中國不然，數千年來曾無有士民參與政治之事……興封建者君主也，廢封建者亦君主也，以封建自衛者君主也，與封建為仇者亦君主也。』梁氏指出，這便是『何以中國封建之運之衰，遠在歐之先，而專制之運之長，反遠在歐洲之後也』的癥結所在。[3](第二冊，P777)就此而論，梁啓超有更深一層的識見。
    清末民初是『封建』演為近代史學術語以後作為新名在中國使用的第一階段。其時所用新名『封建』，既遠銜古漢語義，也切合西義，在概念上都保持了前後一貫。清民之際學人議『封建』，較少從社會經濟立論，而多從政制角度着眼，認為中國的西周封建制與歐洲中世紀的feudalism、日本中世及近世的武門柄政頗相近，其共同特徵是：封土建國、領主執掌封地、世襲貴族執政、國家主權分散，與秦漢以降實行的帝王君臨天下、土地自由買賣、官僚考選產生，由非世襲的流官制、郡縣制所確保的中央集權政制恰成對照。
    黃遵憲、梁啓超、嚴復、章太炎、孫中山大體代表了清末民初先進的中國人的封建觀。他們論『封建』，當然有深淺之別，卻有着基本的相似之處：既不坐井觀天、固守本義，又不盡棄本義，妄意引申，而是遵循概念演化的合理路線――堅持古今義的既因且革、中西義的兼容並包。如此重構再造之新名『封建』，其外延不僅指殷周政制，也涵蓋歐洲中世紀、日本中世及近世的同類政制，成為一個世界性的歷史形態的共名。這種封建觀較好地實現了歷史繼承性與進步性的統一，又初步達成中國傳統史學概念與西方史學概念的通約與整合。然而，清民之際的論者，還缺乏深廣的學術準備，尚未能全方位考察社會形態，尤其缺乏經濟的、社會結構的分析，故其封建觀在理論上尚顯單弱，不足以抵禦後來興起的強勢的泛化封建觀的挑戰，故在20世紀30年代以下，逐漸隱退於主流之外，然其蘊藏的合理精義，值得我輩認真體味。  
參考文獻：
[1]鍾叔和．日本雜事詩廣注[M]．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2]黃遵憲．日本國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3]梁啓超．梁啓超全集[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4]梁啓超．飲冰室合集[M]．北京：中華書局，1989．
[5]嚴復．社會通詮[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
[6]嚴復．嚴復集[M]．北京：中華書局，1986．
[7]湯志鈞．章太炎政論選集[z]．北京：中華書局，1977．
[8]孟慶鵬．孫中山文集[z]．北京：團結出版社，1997．


（本文原載於【史學月刊】2006年第2期）  




[1] 參見其1906年發表的【[民報]發刊詞】、【民族的國民的  社會的國家】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