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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唐初李世民在诏书中说:“前代史书，彰善痒恶，足为将来之戒。……将欲览前王之得失，为自身之龟镜。”他把历史视为治国者的教材。至清代，龚自珍更进一步说:“史存而周存，史亡周亡。”“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灭人之仿，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夹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这更加认为史学直接关系到天下兴亡、民族存灭了。
中国的传统文化不同于西方的法治，中国更重视德治，历代史书的人物传中都有表扬节妇贞烈的《列女传》，有推孝义的《孝行传》，忠义的《忠义传》，夸耀“清官”的《良吏传》，统治者正是用忠、孝、节、烈、义、礼等道德规范，编织了一条精神绳索，来维护父权、夫权、族权、君权。
各史中的《食货志》《地理志》《河渠志》《职官志》记载了个区域的水利工程、自然气候、山川、风俗、物产等，这是为当时政府对国情、省情、区情的基本把握，主要是出于治理地方的需要，为征收贡物和赋税的依据，也有出于改造自然面貌、发展地方经济的考虑，因为地方的安宁和丰饶自然也有利于封建统治，各史记载历史上黄河多次决口改道之事，又记前人的治河经验，如“商度地势，凿山阜，破砒磺，直截沟涧，防遏冲要，疏决奎积，十里立一水门，令更相回注”(《后汉书・王景传》)，对这类历史经验的总结，有助于提出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案。
各史之《职官志》《刑法志》分别展现了历代行政机构、文武百官的配置和历代法律条文的制订、施行状况，这些无疑对后世的宫制和法律提供切实具体的参照物。杜佑作《通典》把经济放在首位，即在九大门类中，“是以食货为首”，“夫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他从经世出发，将“足衣食”放在“行教化”之先，曾自述作《通典》有目的:“所纂《通典》，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夫学不知经世非学也”。”
随着史学的发展，之后的历代史家作史无不贯穿这一思想，顾炎武作《天下郡国利病书》，顾祖禹作《读史方舆纪要》等，从其治史目的上来看，都明显贯穿着经世致用的思想。
四、文化的继承和发展
1.对文化的保存上:历代史书所记的内容广博，纵的方面，贯通古今往来:横的方面，包罗人间万事。政治、经济、军事、典章制度、学术文化、大小人物、天文地理、医药卜笼、河渠工程以至民族渊源、中外往来等，无所不备。
2提供了创新发展的平台:我们知道各种学科的发展不是凭空的，而是在前人己有知识和技术的基础之上发展而来的，而这些知识或技术，大多可以在历代的史书中找到它们的影踪。
3.理论与方法与其他科学结合产生了新的学科，如历史地理学、经济学等。
4.可以作为人们交流思想、联络感情、增进友谊的媒介:正是通过历史知识，使具有不同价值观的人们可以互相了解，互相体谅，互相尊重，求同存异，取长补短。史学能扩充人们“记忆”中的时空，能使人视野开阔，眼光敏锐，襟怀博大，谈吐文雅不俗。身着皂隶之装而不卑，位居庙堂之高而不亢鞠躬尽瘁，平易近人，以义为利，以德报怨，助人为乐，与人为善:既能与人同舟共济，同甘共苦，又能当仁不让或舍己为人;既能以文会友，又能以友辅仁。
从以上四个方面来看，史学在中华文明的发展进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人类社会的发展史，是人类通过艰苦卓绝的努力，不断创造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成果，以求不断改善生存条件，优化生活环境，提高文明程度的历史。要想使文明成果得以保存，并发扬光大，就必须不断总结历史。所谓“总结历史”，就是史学研究，就是“治史”。治史不仅可以保证文明成果的传承，而且有利于形成共同的认识，从而促进民族的团结和祖国的统一。因此，在改革开放，实行市场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今天，大力倡导治史，弘扬中华文明，仍然具有卜分重要的意义。转贴于 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http://www.studa.n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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