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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中國經濟史論壇
2．個體的現實政治情緒在地圖學中的表現 政治的幽思並非限於『王朝一統』的天下觀念，相當多的時候來自士大夫的個人際遇與現實政治的關聯。如李綱被貶南遷，抵雷州時作【次雷州】詩，有『【華夷圖】上看雷州，萬裏孤城據海陬』①之句，隱晦地表達了自己報國無門的憂思。而王安石【觀明州圖】詩，或可以看作通過閱讀地圖表達政治隱情的一個典型，詩云『明州城郭畫中傳，尚記西亭一艤船。投老心情非復昔，當時山水故依然』③，物是人非的嘆息隱約可辨。此種政治情緒，多因官僚士大夫個人政治際遇的跌宕起伏而變化。
對現實政治的幽思在傳遞憂慮的政治情緒以外，也往往傳達積極的政治意圖或對地方政治業績的表彰。如薛季宣【州圖次元修韻三首】，詩云『一紙畫圖都掌大，誰言遮壁意無窮』、『箋書莫笑蟲魚注，善學須通天地心。到盡粵南並薊北，始知前古是來今』①，即表達了積極向上的政治情懷。對於地方行政的積極態度，在兩宋地圖學發展中形成了一定的影響，某種程度上促進了地方州郡地圖的繪製。除了閏年圖、圖經與州郡志書中大量的州郡境域圖、城池圖之外，如前引王安石所見【明州圖】那樣的單幅州郡圖的繪製，似亦常見q)。
這類獨立州郡圖的情形，或可舉陳襄【題毗陵郡圖】所描繪的【毗陵郡圖】為例。詩云：『平湖千裏接荊溪，萬頃良田不可堤。我欲決渠疏積水，於塘江口地形低。』⑤陳襄嘉v六年(1061年)出知常州③，該詩應作於此時，則地圖亦為此時所繪。雖然詩文浪漫而誇張，但其中所描繪的內容並非全出胸臆。詩中所記『於塘江口』即今江蘇常州市東北約15公裏，長江南岸的於塘附近。依江南地形，凡稱『圩』(江北讀 wei，江南讀yu，通『於』)，地形皆低洼，其土地開發需要良好的水利設施。故而，陳襄題詩的描述應是以所見地圖為基礎的文學處理，他所描述的州郡地圖形象在當時應該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能夠反映宋代州郡地圖的一般面貌。
治平元年(1064年)劉摯【荊南府圖序】所述繪製荊南府(今湖北荊州)地圖的情況，則
是另一個值得注意的例子。其序言云：『府境東西五百五十裏，南北七百五十裏，領江陵、公安、監利、建寧、石首、松滋、枝江、潛江八縣。主客戶總五萬四千，夏秋賦租通四十二萬三千貫斤石束匹兩，府縣官六十四員，牙吏若干，屯兵三十五指揮。外城周十八裏二百一十六步，壕深一丈二尺，闊二十五丈。子城周四裏三百一十五步．倉庫場務內外五十八，左右廂八，坊巷五十四，橋樑內外六十六，江湖四十七，祠廟七十一，宮觀二十七，寺院五百五十。……凡浮江下於黔蜀，與夫陸驛自二廣湖湘以往來京師者，此為咽喉。又兩蜀之出而宦遊者，多家於此。是以今最盛，為西南一都會。其游觀獨龍山渚宮號稱勝地。民間不務蓄聚，不幸小遇干溢，往往轉徙而瘠。其人尚鬼，病者先巫後藥，其亦習俗所安歟?暇日繪府為圖，因題其概。治平甲辰，觀察推官劉某序。』⑦
據序言所云『暇日繪府為圖，因題其概』，則是圖雖為劉摯在荊州推官任內所繪。序中描述之內容似即地圖所繪之各要素：府境、轄縣、城池、倉庫場務、廂、坊、巷、橋樑、江湖、祠廟、宮觀、寺院、驛路，乃至勝覽。今傳世【嚴
①[宋]李綱撰，王瑞明點校： 【李綱全集】卷24【次雷州】，(長沙)嶽麓書社，2004年，第315頁。
②[宋]王安石撰，唐武標校：【王文公文集】卷76【觀明州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351頁。
③[宋]薛季宣： 【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8【州圖次元修韻三首】，宋集珍本叢刊本(第61冊)，第208頁。
④此類地圖數量應不在少數，以沈立為例，其為州郡時，即主持繪製【越州圖】，見王十朋撰，史鑄增註：【會稽三賦】(宋集珍本叢刊本，第44冊)，『其物則有魚鹽之饒』一句注文雲， 『沈立【越州圖序】瀕海居人以魚鹽為生』 (第411頁)此【越州圖】又名【會稽圖】，其序文見【會稽X英總集】卷20，全文收入張國淦編著【中國古方志考】，第369―370頁，並有考辨。
⑤[宋]陳襄： 【古靈先生文集】卷6【題毗陵郡圖】，宋集珍本叢刊本(第8冊)，第699頁。
⑥嘉慶【重修毗陵志】卷7【秩官一。歷代郡守】，國家圖書館數字方志嘉慶二十五年刻本。
⑦[宋]劉摯：【劉忠肅集】卷l。【荊南府圖序】，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1099冊)，第557―558頁。
州圖經】①、景定【建康志】③所列地圖，雖非單獨流傳之州郡地圖，但其圖繪要素與此基本相合，或可以之為實物佐證。從其所述，似可體察出其繪圖之旨趣在於通過記錄一郡之地理風俗，表達積極的地方政治之功績。
3．幽思與古代石刻地圖的大發展
與中國古代其他王朝時期相比，幽思對於兩宋地圖學發展最突出的影響則是石刻地圖的勃興，無論是數量還是質量都達到了最高峯。其中保存至今的天下總輿圖，即有四川榮縣【守令圖】，鎮江【禹跡圖】，西安【禹跡圖】、 【華夷圖】，蘇州文廟【地理圖】等。依據元代朱思本的記載，他曾經見過釜陽、安陸兩地的石刻【禹跡圖】，樵川的石刻【混一六合郡邑圖】①，因此可以推測，兩宋時期將此類華夷地理圖刻石的區域較為廣泛。依據現代的研究，當時這些地圖多由州府學立石鐫刻④，其中所隱含的政治教化意圖瞭然於目，而且選擇堅固的石料作為繪刻的材質，具有鮮明的『紀念碑』性質。
如果說華夷圖、禹跡圖表達的是對『天下』、『國家』或『華夏』的『紀念碑』，那麼當時繪製刻石的州郡城池地圖，表達的則是地方及其歷史的『紀念碑』，如【靜江府城圖】、 【平江圖】、【長安城圖】、【興慶宮圖】等。
除了上述傳世石刻地方圖外，還有其他石刻州郡地圖，如洪遵乾道間知建康府時刻圖上石的【金陵圖】、【建康圖】。至正【金陵新志】載洪遵【跋楊備覽古詩】云：『暇日料簡故府，得【金陵圖】，六朝數百載間，粲然在目。又以今日宮闕都邑江山為【建康圖】，K刻石以獻，上稱善。有旨，令參訂古今，口識其下。客有以前詩示遵，亟鋟之木。』田洪遵(1120一¨74年)，字景嚴，洪浩次子，紹興十二年(1142年)中博學宏詞科，賜進士出身，南宋前期著名學者，乾道七年(1171年)六月知建康府，七月四日赴行在奏事，至九年(1173年)十二月離任⑥。從洪氏跋文， 【建康圖】為其知建康時新繪刻上石，反映當時建康府城市山川等最新的地理信息。而【金陵圖】則是以舊圖重新繪刻上石，該圖為一歷史地理圖。至於【金陵圖】的繪製時間，上述引文並無交代。景定【建康志】引有【金陵圖】多條，如卷19【山川志三】『鍾浦』條云『考之
【金陵圖】，其地有鍾浦橋』。又同書卷2l『朱雀門』條所云，『以【金陵圖】考之，當在今鎮淮橋北左南廂』⑦。則【金陵圖】似亦為宋時所繪。同書卷33【文籍志一】載有『石刻【金陵圖】、【建康圖】』⑧，則【金陵圖】與【建康圖】至於景定修志時，尚保存完好，故能為周應合纂修時之重要參考。然至正間修志時，已稱『圖舊在玉麟堂，今好事家有大本』o，則當時兩圖之碑刻似已不見，唯有石刻地圖的拓本流傳。據洪遵跋文，乾道間繪刻成圖後，他曾經進獻宋孝宗，並得到稱頌，要求進一步依據文獻考訂地理確鑿。此情此意，可見洪遵繪刻這兩幅地圖，顯然也包含了他自己豐富的政治意圖。
在石刻地圖中，與上述天下輿圖或地方州郡地圖主要出於政治地理觀念的提醒與紀念不同，還有一種特殊的地圖一一【魯國圖】，則是文化地理幽思的典範。今有傳世石刻【魯國之圖】，原藏於湖北陽新縣第一中學內，紹興二十四年(1154年)刻石，其圖面包括孔廟以及整個宋代曲阜城凹。
關於石刻【魯國圖】，據咸淳【臨安志】卷
①淳熙【嚴州圖經】(附校字記)，叢書集成初編本，(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年。
②景定【建康志】卷4【留都志】，宋元方志叢刊本，第1375―1384頁。
③[元]朱思本： 【貞一齋詩文稿】卷1【輿地圖自序】，續修四庫全書本，(第1323冊)，第595―596頁。 ④當時府付I學立石上圖的除了上述以外，還有一種嘆六經圖】，另行論述。
⑤至正【金陵新志】卷12下【古蹟志。碑碣】，『金陵、建康圖』條，宋元方志叢刊本，第5763頁。
⑥至正【金陵新志】卷3中之下【金陵表六】，第5468頁。
⑦景定【建康志】卷19【山川I志三】， 『鍾浦』條，宋元方志叢刊本，第1619頁；卷21【城闕志二】， 『古朱雀門』條，第1632頁。
⑧景定【建康志】卷33【文籍志一】，第189頁。
⑨至正【金陵新志】卷12下【古蹟志．碑碣】，『金陵、建康圖』條，第5763頁。
⑩孫果清：【宋代石刻魯國之圖的初步探討】，【中國古代地圖集．戰國一元】， (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23―24頁；王潤山：【我國現存最早的城市平面石刻地圖(魯國之圖>】，【地圖】，1991年第2期； 【中國測繪史】(卷1―2)， (北京)測繪科學出版社，2002年，第258―259頁。
8【國子監】載， 『(紹興)十三年(1143年)，臨安守臣王喚請即錢塘縣西嶽飛宅造國子監，從之。監繪【魯國圖】，東西為丞薄位，後為書庫官位，中為堂，繪【三禮圖】於壁，用至道故事也』①。則【魯國圖】之繪刻為北宋至道(995―997年)以來，國子監禮儀陳設制度之一項目，至於紹興間尚為遵循。而此項禮儀制度，在北宋時期似乎並非限於國子監。據韓琦【并州新修廟學記】云， 『弛使東魯，得仙源廟圖像冠服之實』②云云。則當時并州修建儒學時，即派人從曲阜仙源廟一一孔廟複製廟圖等各種圖象。其所云仙源廟圖，疑似【魯國圖】③。
宋代崇儒，各州郡之學興起並逐漸納入朝廷官僚體系之中。儒學與孔廟，不僅為儒學生員日常之膜拜，更為地方官守施政之重要儀式場所。如文彥博【絳州翼城縣新修至聖文宣王廟碑記】云，『聖宋四葉，上繼明之五年，某以進士舉中甲科，得大理評事，宰是邑。秋八月二十九日始蒞事。故事，守令始至，則郡縣之祠廟悉詣之。恭於神，訓於民，政之本也。由是詢於邑吏，質之縣圖，載祀典享廟食者惟宣聖之祠焉。翌日伸祠謁之禮……』④則禮拜廟學等為當時地方官吏到任之重要儀式活動，為一慣例。因此，各州郡於廟學繪刻【魯國圖】，乃是地方政治文化儀式之一環節，並非僅為儒學教化諷喻之陳設。
然至於南宋，魯地已非宋王朝所有，仙源廟冠服禮儀之勝概已非儒生能親往拜謁之所，故而儒學刻繪之意義與引發之幽思也相應地發生了變化。
今傳世【魯國圖】(見圖3)，地圖方位為上北下南，圖幅描述範圍北至泰山，南至嶧山，東至顏回墓，西以泗水為界。地圖描繪的地理範圍大致包括了今天泰安、兗州、曲阜、鄒城、泗水，地域相當廣泛，圖幅正中為古魯城，即曲阜古城，佔據了整個地圖的中心，而孔廟則又佔據了古城的中心，另一個得到特別圖繪的則是魯城外北部的孔林和東部的景聖宮。此外，在一般的鄉裏與山川外，地圖詳細標繪了與孔子及其弟子等有關的勝跡地理，在圖的東南角，還繪出了亞聖孟子的孟廟與孟墓。整體而言給人的感覺是地圖所繪就是孔廟、孔林和景聖宮，其文化地理的特徵十分突出。紹興二十四年(1154年，甲戌)
俞舜凱的刊石題記對於該圖的文化幽思有明確的表達：『恭惟國家廣辟黌宇，以幸多士。……獨是東魯之邦，闕裏、杏壇之跡，宛然如在，而耳目或未接焉。夫游聖人之門，而不知其出處游息地，豈足以稱君師教育之意乎!舜凱頃者，負笈四方，得此圖於襲慶府藏之逾三十年。今幸承乏，敢請於郡，模刻置於大成殿之東廡，庶使朝夕於斯者，得以考聖賢之軌躅，而他日成材之效舉，無愧於從游達肖之列。仰副聖朝化成之文，則此圖不為無補。』在這碑銘的字裏行間，雖無慷慨的恢復之志，但充滿了文化化育的期待。 而對於生活於宋末元初的遺民謝翱(1249―1295年)，【魯國圖】的獲得則又是別樣一番意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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