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发展过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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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防指导思想呈现新的特点根据当时大一统的政治局面及周边形势，秦朝修筑万里长城，体现了因地形，"用险制塞"、"限胡马之足"、以墙制骑、安边设防的思想。汉朝组建大规模骑兵集团后，转而采取"以骑制骑"之策，抗击强大的匈奴骑兵，由单纯防御转入攻势防御。汉朝还在秦徙民实边的基础上，推行军屯实边措施，形成了兵农结合的一种强边新形式。秦汉时，重视军事交通建设，形成以都城为中心、干线纵横、通向边远地区的交通网，提高了军队的机动性。汉初"文武并用"的治国强兵方略，"以蛮夷攻蛮夷"的对匈奴之策，隋至唐初将全国划分为若干个军事战略区，采取重首轻足、中外相维的兵力部署原则等，对后世均有较大影响。
  作战指导思想有新的发展 重视利用骑兵机动性强的特点，采用多路出击、以快制敌、长途奔袭、穷追猛打的战法，注重多兵种运用；大规模江河作战，水陆配合，多路分进合击；城邑战地位突出，要塞攻守成为战争成败的关键。李世民的"持久以弊之"和围城打援、一举两克的战法影响深远。野战中更注意对地形的详尽考察，聚米为山(即沙盘雏形)，因地用兵。《卫公兵法》提出了速决和持久不可偏废的观点。《唐太宗李卫公问对》联系战争实践，对虚实、奇正、攻守等范畴的阐述更为系统、辩证，强调"致人而不致于人"(即夺取战争主动权)是兵法精髓，指出"攻是守之机"，"守是攻之策"。《太白阴经》强调战争胜负取决于人谋和国家富强;提出"战胜攻取形之事而用在神，虚实变化神之功而用在形"，阐明了"形"(物质)与"神"(精神)的辩证关系，发展了《孙子》关于"形"的理论。
  ⒋系统完善时期 10世纪至19世纪中叶，历经辽、宋、西夏、金诸政权并立时期和元、明、清(前期)几个朝代，中国古代军事思想进一步系统完善。这期间，中央政权与北方民族所建立的地方政权较长时期处于并立状态，既争斗，又融合，中国政治、经济和科技、军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了较大的发展，统兵用兵之权高度集中。随着火器的发明及其大量装备部队和运用于实战，火器部队成为独立兵种。作战规模日益扩大，战争样式更加多样。随着武学的兴盛，《武经七书》成为将帅及武科举子的必读书，强调精神感化的理学、心学学说渗透到治军领域。以《武经总要》、《武备志》为代表的一些大型军事类书相继问世，明确区分军事门类，系统整理军事资料。有关军事训练、军事人物、兵制、守城、阵法、车营、火器、军事历史地理、海防边防等专题性兵书大量涌现，反映了军事理论和军事技术研究的广泛深入，也增添了更多的有价值的军事思想内容。
  以兵权高度集中为统兵建军宗旨宋朝统治者鉴于唐末五代藩镇拥兵割据，大权旁落的历史教训，力主兵权高度集中，以军事行政权归枢密院，军事指挥权归"三司"、"三帅"，互相制约，集权于皇帝。明、清两朝统治者也将集权原则奉为圭臬。兵权的高度集中有利于国家统一、社会稳定，但宋初由皇帝亲制阵图，并派出排阵使监督将帅战守的做法违背了因情应变的基本原则，也容易束缚将帅主观能动性的发挥，造成兵将互不相习的弊端，削弱部队的战斗力。
  练兵、练将思想日益深化、系统随着武举、武学的逐步发展和完善，对将领的培养教育制度化、系统化，重视选练和军事教育。宋代岳飞严于治军，信赏明罚，其军以"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为信条。明代戚继光的《纪效新书》和《练兵实纪》坚持阵法要与伍法相结合，并提出了一整套完整的比较适用的练将、练兵的原则和方法，认为"练兵之要，在先练将"；练将既要入武庠(军事学校)，也要到实境中锻炼；对士兵的训练，则贯彻选、练兼顾的原则，主张兵贵选乡野老实之人，摒弃市井油滑之徒，注重练胆、练艺。
  战略思想更加丰富、系统《武备志・战略考》按"非略弗录"和"略非奇弗录"的原则辑选春秋至元各代的用兵方略。《读史方舆纪要》系统论述了山川形势对战争的影响。在战略进攻上，北方各民族将帅普遍注意发挥骑兵机动能力强、善于野战的特长，主张进攻速决。如辽朝女军事家萧绰的长驱直入、紧逼腹心的谋略；蒙古成吉思汗及忽必烈的远程迂回、突然奔袭、中间突破以及假道南宋的灭金方策；后金统帅努尔哈赤面对强军，采取"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等方略，都从不同角度为中国古代战略增添了新的内容。朱元璋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也采纳了朱升提出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方针，后又采取了先断羽翼，再攻腹心的方略，逐步消灭群雄，建立明朝。在战略防御上，南宋提出了依靠江河，藩篱三层，扼守要点的点、线、面结合的设防思想。明代逐步形成以长城为骨干，因险守塞，择点分片(建立九镇)，宽正面大纵深，有重点和层次，精兵机动和城守相结合的边防思想。针对倭寇自海上入侵的新情况，《筹海图编》一书提出要海陆结合，分区、多层、要点设防，强调实行哨于远洋，击于近海，巩固海岸，严守要城的海防思想。所有这些，都进一步丰富了中国古代战略思想。
  火器的广泛应用促进了作战指导思想的发展明代前期建立了以火器为主的特种部队――神机营，嗣后火器大量装备部队，有了火器和骑兵、步兵编组成军的车营。在作战中，重视发挥火器的作用，阵形和战法都有变化，并提出了火器在先、各兵种配合的思想。《车营叩答合编》专论火器部队的作战特点和方法，适应用车在用火，用火在用叠阵的原则，使车、骑、步之间交相更迭、配合，保证了火力的发扬。火器的发展也引起城邑攻防理论的变化，城池防御工事层数增加，注意骑墙、敌台火力相交，并构筑附城敌台，以台护铳，以铳护城，以城护民。
  与世界各国相比，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形成早、发展快，内容博大精深。其体系确立于先秦时期，历朝历代均有丰富和发展，其中包括古代农民起义的丰富实践和理论升华，都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它在战争观上提倡重道慎战、义兵必胜、以战止战；在国防建设上主张奖励耕战、富国强兵、居安思危、有备无患；在战略和作战指导上强调先计后战、知彼知己、因情定策、"全胜"、文武并用、伐谋伐交、兵不厌诈、出奇制胜、避实击虚、各个击破、造形任势、动敌、致人、我专敌分、并卒击敌、出其不意、攻其无备、以逸待劳、善择战机、兵贵神速、灵活应变；在治军思想上要求以治为胜、制必先定、兵权贵一、教戒素行、气艺并重、赏罚严明、恩威并施、励士练锐、精兵良器、将帅贤能、 智勇双全、上下同欲、三军齐心；在后勤保障上提倡聚财积力、足食强兵、取用于国、因粮于敌；在兵役思想上坚持寓兵于民、因势改制等等。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是人类优秀的文化遗产，在世界军事思想史上有广泛影响和突出地位，不仅在历史上对指导人们的军事斗争有巨大的作用，在今天仍为中外各界人士所称道，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