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類學用於史前研究存在的問題(四)

  來源: 歷史網

    文化人類學用於研究古代中國、古代埃及、古代印度、古代西亞這些代表人類古代社會和文化主流的文明、文化會存在問題（或較多的問題），根本的原因在於文化人類學從內涵到外延、所擁有的觀念、所依據的材料，都與這些『主流』無關（以前的學者認為它們是相關的，那只是一廂情願，只是一種『認為』，因為文化人類學關於原始人、原始文化的認識和觀念，完全不是來自於對這些『主流』的古代文明之研究）。雖然人類學家、民族學家所考察、研究之美洲印第安人土著與古代印第安人文明（如瑪雅文明）在時間上有先後關係，在人種、文化上有直接和承繼關係，但二者也不是同一回事，不能對等。古代印第安人文明衰落後，『文明』的基本構成、核心成分即不存在，後來（16世紀）又遭致西班牙殖民者的進一步毀滅，人類學家所考察的印第安人土著社會和生活與古代印第文明本來就不是一回事，雖然其間會有共同的、相通的因素。上面所言林惠祥、馮漢驥、李濟、張光直諸先生均認識到文化人類學或民族學材料、方法的局限性、有限性及其用於古代歷史文化研究時的『參考』地位，其時尚未意識到本文所說文化人類學中『關於科學文化的缺失』問題，因此在筆者看來，文化人類學用於古代歷史文化研究、史前歷史文化研究，其作用和意義應不會超過他們的估計和認識。  

    研究古代文化的學者常常引用一些沒有數學知識的民族學材料，如『有許多民族沒有數字，有的民族數字也很不完善。美洲、澳洲的許多原始部落，數字不超過5，超過了這些數，只能說「很多，數不清」。中國的鄂溫克和鄂倫春族在過去登記馴鹿時，沒有一家能說清自己養的頭數。阿比朋人狩獵野馬歸來，不問「捉了幾匹馬」，而是問「打到的馬占多大地方」……』[92]。如果將這種民族學材料用來觀照上述人類古代文明的『主流』，那就完全是一種錯位，但以前的學者卻常常是這樣做的，如何星亮先生對濮陽西水坡仰韶文化遺存的認識即是如此[93]。因為文化人類學或民族學材料中沒有『科學文化』這一塊，美洲、澳洲、大洋洲土著以及其他邊緣族群、原始民族中一般都沒有起碼的天文曆法知識和數學知識，所以中國新時器時代也不該有這些東西，這種邏輯和
推論顯然應該壽終正寢。我們常常將巫視為古代特別是遠古時期的知識分子，或者說將古代擁有知識、文化的人叫做『巫』，認為古代科學文化就是由巫師集團創造的。可是根據民族學資料，『巫』就是一些精神病人、發過瘋的人：西藏墨脫縣達木鄉珞巴族跳神的巫師入選的條件之一就是其人發過瘋；在彝族中，一般都是因患某種疾病或自以為是另一死去的跳神的人靈魂附體，胡言亂語、狂跳不止的人才有資格成為巫；黔南水族人的女巫也就是經常患病、夢遇死者靈魂附體而出現瘋狂症的女子；壯族的巫婆一般也是發過瘋的農村姑娘，能夠胡亂說話的人。運用這樣的民族學資料去推論原始民族、原始文化，自然得出『女子為巫可上溯至母系制時期，她們在儀式中的顛狂發作與原始民族的思維形式本出一缽』、原始民族是『以精神病人為巫為部族精神的權威』、中國所有的民族文化最原初的狀態跟世界所有的民族一樣，『它們共同的源頭是原始宗教文化』[94]。這個意思即是說，所謂『人文始祖』之類不過瘋人而已，人類文化、文明的產生不過瘋人胡言亂語、狂躁亂跳所得，真是匪夷所思！  

    費里曼認為：以當代殘存的仍過着採集狩獵生活的群體，對遠古人類情況進行直接類推，是必會將遠古事物導入歧途。因為天出土文物所體現的其相適應的制度下的文化行為，與當代殘存的這類群體有極大差別。馬丁・沃斯特認為：今天殘留於世界上的原始民族，其居住地仍局限於一些小地點裡，其所受到的局限性，大大超過更新世古人群活動的地點，以殘存於當代的一些原始事物，對遠古類比並進行復原，勢必會造成以點代面、以殘代全，極容易造成歪曲的考古記述[95]。筆者完全同意這兩位外國學者的觀點，只是還要加上一個重要的理由：古代中國、古代埃及、古代印度、古代西亞、古代印第安文明，它們都有成熟的種植農業，因而都有較成熟的天文曆法知識，有對『天』和日月星辰的認識、信仰以及初步的數學知識，這些東西構成一個文明的靈魂和根，一般的文化人類學或民族學資料與此判然有別。



    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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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轉引自摩爾根【古代社會】16頁注，商務印書館197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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