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光明网 修《金史・西夏传》时，提及了一部重要的西夏史书《西夏世次》。《金史・夏国传赞》曰：“夏之立国旧矣，其臣罗世昌谱叙《世次》称，元魏衰微，居松州者因以旧姓为托跋氏。”《西夏世次》(又叫《西夏国谱》)是一部西夏人编修的西夏史籍，内容二十卷，以叙夏国帝王世次为主，很可能是一部汉文著作。《西夏书》卷3《罗世昌传》载：“罗世昌者，金承安二年、夏天庆四年(1197)八月官宣德郎，同武节大夫折移俊入贺天寿节。泰和八年，夏应天嘉定三年(1208)三月，以观文殿大学士同枢密使李元吉如金奏告。正大二年、夏乾定三年(1225)九月，金与夏国合议，定夏主称弟，各用本国年号。时世昌进官南院宣徽使，同光禄大夫、吏部尚书李仲谔、中书省左司郎中李绍膺聘于金。世昌尝述其国之谱叙世次，盖亦当时文臣也。”《西夏书事》卷42“宋正大二年、夏乾定三年冬十月”条载：“南院宣徽使罗世昌罢。世昌自奉使回，见金势日蹙，每言金援不足恃，劝德旺为自强计。及纳赤腊喝翔昆，力谏不从，遂乞休，三请方许之。世昌，世属银州乡里，已破，流寓龙州，知国且亡，谱《夏国世次》二十卷藏之。”《西夏世次》由于是夏人所编，其史料的可靠性要远胜他史，惜其不传于今。
元人修宋、辽、金三史夏国传，除参考当时官府所藏的汉文西夏史籍外，在袁桷的建议下，还发动所有编史人员访求散落民间的西夏史籍。袁桷，字伯长，荐授翰林国史院检阅官，是宋、辽、金三史的重要编修人员之一。在其《清容居士集》卷41《修辽、金、宋史搜访遗书条例事状》中，袁桷开列了一个书单，书单中罗列了他访求到的九部书的书名，明确记载西夏事的书有两部，即《赵元昊西夏事实》和《西夏事宜》。这两部西夏书历代公私目录均未见著录，作为修史书的重要参考文献，两书的内容或许已散入到三史夏国传中了。
三史夏国传，算是元朝史官对西夏国史的总结，但这个总结留下了遗憾实在太多了。
三、元朝史家的西夏史观
1227年，即宋宝庆三年、夏乾定四年，内忧外患集于一身的西夏国终于寿终正寝。西夏国史，若从唐末拓跋思恭建立夏州地方割据政权算起，其立国时间为347年左右(约881―1227)，历时近三个半世纪；若从李元昊正式称帝算起，至末主目见被蒙古所灭，首尾有190年左右(1038―1227)历世近两个世纪。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封建政权，一个与宋、辽、金三朝并存的封建政权，一个立国时间比辽、金更久的政权，在元朝修史中竟有意无意地被忽视了。史家在述及此现象时作了种种推测，有人认为是蒙元统治者“灭其国而并灭其中”④，有人认为“西夏建国二百余年，文献无征，公私撰述，十不存一。良以元昊自制蕃书，摈汉文不用，简册流传，翻译不易，故典章制度，概从洇没”。⑤有人认为，这是脱脱持“正统偏安之见，特以辽金与蒙古同类，故不欲列于宋史载记，以为增高己族之步。至于西夏，则视为无足轻重，与当时之高丽同类并观”。⑥然而此几种推测，均不能成为元朝不修西夏专史的确论。从前述史实来看，元人灭夏是实，灭其史则缺乏文献佐证。相反，元人收集西夏史书则是有据可查，如斡札箦献城，如耶律楚材收集图籍，如李仲谔等献图籍。况入仕元朝的西夏遗臣中有位叫多尔济的，他是西夏国史家，手中不可能不掌有西夏史书。说“西夏用蕃书而不用汉文则典章制度概从洇没者”亦论说乏力。西夏国自制的蕃书西夏文是西夏建国初期，仿汉字字形而创制出来的文字，它在西夏国境内与汉字并存，西夏灭亡后，在西夏人流散的地区仍有使用，大约在元、明之际，至迟在明宣德以后，就再没有人使用了。但在有元一代并非无人认读，元朝收集了诸多的西夏图籍，不仅西夏人可以解读，就是当时许多元朝人如石天麟、察罕等，也是很精通其书其文。面对西夏图籍，从文献解读的角度看，根本不存在任何翻译理解上的困难。说脱脱持正统偏安之史观也难以让人信服。众所周知，十至十三世纪的中国，有两个三国鼎立时期，即北宋、辽、夏三国鼎立，南宋、金、夏三国鼎立，这一时期的中国历史，是由宋、辽、金、夏四国共同创造的。研究比较辽、金、西夏史，可以看出其惊人的相似性，辽、金、西夏同是草原部落少数民族之一，三朝都实行全民皆兵制，军队都擅长骑战；国家职官制度的建立均仿唐宋之制；儒学大量传入境内，并经过与蕃学的曲折反复的斗争，儒家思想最终都被接纳为统治思想；国内兴建学校，以儒学经典为研习的主要内容；选官制度上，实行开科取士的办法来选拔官吏。这一系列的现象表明，辽、金、西夏各朝人民，虽然民族不同，服饰各异，语言不同，但都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共同推动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向前前进。就西夏而言，在对外关系上，虽然与宋、辽、金、元打打和和，和和打打，但它却从无要入主中原、一统天下的野心，相反，在其国势衰微之时，还兴儒学，尊孔子，弃自己的蕃礼而不用，慕中华之礼仪以图新。而辽、金、元不但建立了本族的政权，还有吞并天下之野心，故有辽胜宋、金胜辽，最后则是元灭金。人修史的角度看，辽、金、夏皆是已亡之国，特别是夏、金，更直接由元消灭。修史者能修金史、辽史，却不修夏史，用正统偏安之说难以自圆其说。若论偏安，辽是偏安，金亦是偏安，都未曾统一全中国，为何独厚辽、金而薄西夏呢?看来对于元人不修西夏专史的问题，传统的看法似乎都不具有绝对的说服力。那么真实原因到底是什么呢?在此我们抛砖引玉，略陈管见，以求教于大方之家。
一般来说，封建王朝在编修史书时都有这样一个不便言明的目的在内，即采用不同体例，运用一切手法，把有利于统治者统治的事情，把有利于统治阶级尊严的事情记载下来，以便为新的官僚阶层借鉴。在这样一种目的的驱动下，中国封建史官对于历史遗产和记事写史，往往很注意其借鉴和垂训的作用，以史为鉴成了一个重要的史学传统。元顺帝编修宋、辽、金三史也秉承这样的原则，《辽史・修三史诏》中，元顺帝明确宣布：“这三国为圣朝所取制度、典章、治乱、兴亡之由，恐因岁久散失，合遴选文臣，分史置局，纂修成书，以见祖宗盛德得天下辽、金、宋三国之由，垂鉴后世，做一代盛典。”为确保三史的修纂按统治阶级的意志进行，顺帝任命了总裁官作其代言人，给总裁官以修纂大权，《辽史・修三史诏》中明言：“纂修期间，予夺议论，不无公私偏正，必须交总裁官质定是非，裁决可否。”
一旦政治开始关注史学，史家修史就不能不为政治所左右了。在中国历史上，有许多史家往往以考论政治得失、劝善惩恶为己任，这就决定了他们修的史书中记录的主要内容是社会现实中实实在在的政治和人事。但是，由于政治的介入史学，在一定程度上扼杀了史家的创造精神。由于不能得到国家政权的支持和认可，这些史家的修史计划往往搁浅。有些史家虽历经千辛万苦修成史书，最终也只能将它藏之名山、束之高阁。随着中国历史的演进，政治影响史家修史的力量越来越大。作为元朝的史家，面对西夏这样一个曾与宋、辽、金三朝相抗衡的封建政权，如何在史书中给它定位，他们着实大动了一番脑筋。
元人修西夏史时，手头有大量的原始资料可供选择。除了西夏人献上的典籍之外，尚有许多奏表、实录、函诰、律令等一并没入元朝官府。面对纷繁的史料，究竟如何取舍，是秉笔直书，还是曲笔回护?元朝史家在修西夏史时可谓奇招屡出。
首先在体例上，西夏被视为是偏安一隅的封建割据势力，在史书中的位置自然不能同正统王朝的位置相提并论，于是宋、辽、金三史中，有关西夏的史料在讲完了封建正统王朝的本纪、列传、表、志之后，被放置在各史最后“野蛮民族”史部分来讲述。然而，西夏又是一个不同寻常的“野蛮民族”，从十一世纪到十三世纪，它曾与宋、辽、金三国分庭鼎立达190年(1038―1227)之久，若从它“虽未称国而王其土”的夏州政权算起，历时更是长达347年(约881―1227)。在西夏全盛时期，其疆域方圆二万余里，东尽黄河，西界玉关，南有祁连，北控大漠。西夏人，在特定的自然环境、历史背景和社会条件下，创造出了极富特色的区域性民族文化――西夏文化。这一切都是无法回避的，这一切，不是普通的“野蛮民族”能创造出来的。于是，在宋、辽、金三史的“野蛮民族史”部分，西夏又被放在了最先述及的位置上，而且篇幅均最长。
“摆正”位置之后，就要着手编写它的历史了。古来惟闻以直笔见诛，未闻以曲笔获罪。元朝史官在编修西夏史时，便大量运用曲笔，或者以实为虚，或者以是为非，或者虚美讳饰，或者任意褒贬。纵观宋、辽、金三史的西夏传部分，其史料内容均大同小异。偶有突出之处，也是一些无关紧要的风土人情，西夏史的真相，就这样被中国元朝的史学家们纂改得面目皆非了。
元朝是修西夏史的最佳时期，既有史料上的保证，又有人员上的保证，然而元朝史家修西夏史给中国修史留下的却是一个败笔，这一点值得让我们后人去深思。
作者：胡玉冰
注释：
①清吴广成《西夏书事》，龚世俊、胡玉冰等校证，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5月版。
②清周春《西夏书》，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清抄本。
③清赵翼《廿二史札记》卷23，中国书店，1987年4月版。
④赵尔巽《西夏纪序》，罗矛昆校点，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8月版。
⑤柯劭搿段飨募托颉罚罗矛昆校点，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8月版。
⑥朱希祖《西夏史籍考》，《说文月刊》，1943年第三卷第十一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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