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凤凰网历史 何炳棣的研究有充分的事实为依据，但是我们很难把它看作有关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定论。威廉・麦克内尔（William H.McNeill）在为何氏一书撰写的序言里讲道，他对何氏论辩的力量深为折服，他说他发现“很难想象有什么样的证据能够推翻或者根本改变这项研究的总的结论”。
在对何著持批评态度的另一书评里，吉德纬（DavidKeightley）向何氏发出挑战，而且罗列了几种他认为可以重创何著的证据。我不想充当他们的裁判，但是我得说，尽管何炳棣的著作不是最后的定论，但在将来相反的可靠的证据出现以前，我们必须接受（就我所知吉德纬也同意）何氏的总的结论。
不过，现在的真正问题不是中国文明的本土性问题，目前的大量证据已经证明了它的本土性。问题是，中国文化的本土发展，是否足以关系到利用中国的材料为人类一般演进模式的研究做出贡献。对此，麦克内尔的回答显然是相当肯定的：“（中国文明的本土观）要求西方人放弃他们旧有的人类全体根本沿同一途径走向文明的观点，－－这种观点，凑巧珍藏在从原始共产主义到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等等的社会发展普遍阶段的马克思主义的教科书里”。
普遍模式和不同的途径并不互相排斥。可以说最初的原子弹爆炸只一次，即１９４５年在美国的那一次，所有后来在英国、苏联、法国、中国和印度的爆炸都是由此衍生的。所有这些爆炸的知识背景都可追溯到罗斯阿拉摩斯（Los Alamos）。但是在每一种情况下，在原子弹的爆炸成为可能之前，工业的环境和技术的步骤都必须重复一次。一旦知识或技术的进步出现在世界某一地区，它就会变成辐射网的中心，所有后来的同一进步因而都有了借鉴的嫌疑。尽管如此，对最初发明的依赖程度的确定，必须通过对每一个案的分析，直到一项研究彻底完成，某一个案被证实，你才可以假定一个后有的发明是原生的或是衍生的。不过，这些结论或假设是否关系到我们的解释工作，大约取决于工作的性质。如果我们是去清算那些被认为是引起系统变化的外来辐射源，那么要完成这项工作，就必须彻底弄清每一种物质文化和制度的来历。但是，要是我们去了解（假设外来的影响确实存在）内部的或外来诱发的变化，或者决定这些变化的类型和方向，或者一些其他的因素及其背后的原因，那么文明发生的第一第二就变的无足轻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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