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来源: 国学文化 众所周知，仪真段运河并非漕道上的最危险之处，运河上的险情无处不在。据1831年张井奏，湾头闸、壁虎桥等处，船只损伤为司空见惯之事。[26]淮安北部运河人黄河处的漕道一直被船员们视为运河最险恶之处。[27]距黄淮交会处不过200丈的天妃闸，当漕船经过时，每艘船只需七八百、甚至千人挽拽，每天从此经过的船只不过二三十艘。遇水发之时，“飞瀑怒涛，惊魂夺魄，下水放闸之船，疾如飞鸟，若坠深渊，浮沉难定，一人迥溜，人船两伤。”天妃闸的闸夫，是一批熟知水性的陈年地棍，开闸闭闸，一举手之间就能决定人船的生死存亡。因此，商船从此经过，每艘按例勒索若干银两，官方的漕船预先也要按石交银，一般每石索银8厘至1分。“稍不遂意，绞关左右，绳缆松紧，闸棍略显神通，磕撞立时粉碎。”[28]明隆庆四年(1570)，此段即损失船只800艘，溺人千余，失米达226000石。[29]
1697年初，都水监丞陈v甫对康熙帝说：“异时淮中，岁失[漕船]百七十艘。”[30]以每船运米400石、每船10人计，仅在漕船渡淮河(即黄河)时，每年损失漕米6．8万石、淹溺运丁1700人。此说估计有些夸张，但河运的风险是显而易见的。
隆庆年间(1567―1572)，大学士邱浚驳斥了海运比河运危险这一谬说，他指出：1283―1329年，元代海运46年所损失的漕粮尚不及明朝河运每年损失的数量。况海运没有剥浅之费，无需十天半月地排队等候，而其支兑加耗，每石更远少于河运。[31]
仅1824年11月，由于黄水异涨，滞留在黄河北岸的漕船达2000艘，不但影响了来年的漕运，而且在被滞留的水手中间，孕育着巨大的不安和骚动，以至于道光帝深以为忧。[32]冰冻也加剧了运丁的艰辛。如天津、临清迤南一带，“从无不冻之河”，每年十一月至次年二月，河面皆被冰封。“若一遇冻阻，沿河敲冰，费尽官民之力。”[33]
再从经济成本来看，漕运的代价也是惊人的。清人指出：“夫南漕自催科、征调、督运、验收，经时五、六月，行路数千里，竭万姓无数之脂膏，聚胥吏无数之蟊贼，耗国家无数之开销，险阻艰难，仅而得达京仓，每石之值约需四十两，或二十两，或十八两不等，而及归宿，乃为每石易银一两之用，此实绝大漏卮，徒以冗官蠹吏所中饱。”[34]另外，由于河运费时往往达半年以上，新米运到北京一概成了老米，许多人根本不愿食用，以至获得漕米配给的王公贵族、各级官员、八旗子弟等大量以低价出售漕米。千辛万苦运到北京的漕米，其价格仅与北方小米的价格相当。[35]
显然，河运远较海运浪费财力、民力。总的说来，“漕河视陆运之费省十三四，海运视河运之费者省十七八。河漕虽免陆行，而人挽如故。”[36]以每年运送漕粮400万石计，河运的直接运费即达800万石米，而海运的全部支出仅有160万石米。[37]以每石米值银2．2两计，百姓每年要为河运多花费1400多万两白银。加上维持运道，在清代经常需要数百万至千万两白银。而清代中期，中央政府每年直省所人仅为4千万两左右。[38]
这些费用被长期转嫁到百姓身上，造成了国穷民困的严重恶果。崇祯初年，桃源县(今泗阳县)生员韩应春、王用中等人赴北京上访。在他们上书前的40多年里，该县有14名县官因未能完成搜刮任务被累斥降。未能完成搜刮指标的吏胥里役，“血比淋漓，披枷带锁，毙于杖、毙于狱、投河自尽、削发披缁，百千万计”。[39]吏胥被责如此惨重，一般百姓被吏胥所责之惨显然无以复加了。由于不堪忍受敲逼，百姓被迫大量逃亡。
桃源的事例绝非个案。即使在清盛世之时，海州原额人丁46398人，逃亡41460丁，逃亡人丁几占总数的90％。该州沭阳县：“里甲科索。……有一里止存一二甲者，而全里之额派如故；有一甲存一二丁者，而全甲之额派如故。”[40]宿迁县在1512年人口即达154363人，1650年仅存8160丁。[41]安徽灵璧县三村集、陵子集、孟山集、潼郡集等，“元明间号称繁华，今[乾隆年间]所存者，颓垣破屋，居民逃亡殆尽，即生聚亦复难言也。”[42]泗州户口旧额34211丁，逃亡达12067丁。[43]虹县原有22860丁，经1648与1668年编审，故绝逃亡19521丁，仅存3339丁。[44]
综上所述，即使从经济成本和人道方面来考虑，河运既不属于节省、也不属于安全的运输方式，而是远较海运浪费和危险。明清两代长期专行河运，给中央财政造成了极大的负担，这些负担转嫁到百姓身上后，形成国穷民困的局面，这不能不说是国家政略的重大失误。（作者：马俊亚） |
|
桂公网安备 45010302003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