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红楼的“红色史”

  来源: 中新网 作者：贾磊、步潇潇

香港《大公报》16日刊文说，正是在北大红楼里，一群知识分子发起了一场新文化运动，又从马克思主义学说中汲取的营养，孕育了中国最早的共产党人。红色，成为了主旋律；红楼，也成为最初的起点。
　　文章摘编如下：
1916年的十二月，北平寒意正浓。48岁的浙江人蔡元培已决定接受教育总长范源廉之邀，从法国回国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此时，位于沙滩的北大新校舍刚开始建造不久，通体红砖砌成的样式让人称之为“红楼”。正是在这座当时北平最具现代气息的建筑里，一群知识分子发起了一场新文化运动，又从马克思主义学说中汲取的营养，孕育了中国最早的共产党人；他们传播开去的火种，点燃了革命的火炬，最终使中国发生巨变。红色，成为了主旋律；红楼，也成为最初的起点。
1917年的中国正处在“五四”前夜，外有强敌环伺，内有各路人马的粉墨登场，宪政民主尚未确立，前一年又刚刚发生帝制的回潮。由“京师大学堂”改名没几年的北京大学，也正处于这暴风骤雨来临前的沉闷中。
这一年的1月，戴眼镜、小胡子的北大新校长蔡元培正式到任。他在前清中过举人、进士，点过翰林，又曾担任民国首任教育总长，后来游学欧洲，满心想把德法两国的大学学风移植到中国来，采用西式教育方针和制度，革新北大“那一套封建主义的腐朽东西”。
蔡元培到任不久就向全校发表演说，倡导教育救国论。他提出“兼容并包”，延揽各方英才和吸纳不同思想，更开创了教授治校的管理方式，这一番改革令北大气象一新。
红色思想在红楼萌芽
提倡“科学”、“民主”的《新青年》杂志主编陈独秀，应蔡元培之邀从上海来北大就任文科学长。蔡元培还特地为38岁的陈独秀假造了一份履历，说他是“日本东京日本大学毕业，曾任芜湖安徽公学教务长，安徽高等学校校长”，以此获得教育部的批准。
顾颉刚回顾称：“那时北大不但聘请左派和激进派人士李大钊、陈独秀当教授，请西服革履的章士钊、胡适当教授，还聘身穿马褂、拖长辫的复辟派人物辜鸿铭来教英国文学，甚至连赞助袁世凯称帝和筹安会发起人之一的刘师培，也登上了北大教坛。”
就在令人耳目一新的氛围中，前代理校长胡仁源筹建的红楼，一砖一瓦地砌建起来，在翌年夏天成为北大文科、校部、图书馆的所在地。
留学日本的李大钊回国后，出任北大图书馆主任。1918年夏，北大图书馆从沙滩后街的驸马府公主楼向红楼一层搬迁。李大钊把北大图书馆从旧式藏书楼改革成为现代大学图书馆，藏书量居全国之首，同时也扩大了藏书的种类和范围。
这座红楼，也开始孕育中国的红色思潮。
此时，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正在中国渐次扩大，一部分有识见的知识分子开始转向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是现时和将来的人类共同的思想”。社会主义学说通过他们的传播融入新思潮的主流。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
红色思潮的传播，社会主义学说的信仰者的聚集，使进一步成立革命组织成为一种可能。
1920年初，李大钊与准备返回上海的陈独秀相约，在京沪两地分别活动，筹建中国共产党。3月，李大钊和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在红楼讨论建党，在他的倡导下，红楼诞生了中国第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汇聚了邓中夏、高君宇、张国焘、黄日葵、何孟雄、罗章龙等一批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青年人。
五个月后，李大钊同张国焘、张申府等人在红楼成立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共产党小组”和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并与在上海的陈独秀遥相呼应，积极推动建立全国范围的共产党组织。“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也成为革命史上一段佳话。
阅览室走出大人物
在此之前，一个身材高大的年轻人曾经出现在红楼。这名湖南书生是1918年秋天第一次来到北京，即将年满25岁的他在北大教授杨昌济的引荐下，正要面见李大钊，在这里谋一份管理员的差事。
他叫毛润之，更响亮的名字叫毛泽东。红楼一层西侧的第二阅览室就是他的工作地点。一张长条桌上陈列两排报架，要管理十五种中外文报纸，并登记前来读报的人的姓名。后来他曾向埃德加•斯诺自嘲“职位低微”，虽然遇到过傅斯年、罗家伦等新文化运动头面人物，但“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土话”。
但这段时间的耳濡目染，令毛泽东的思想发生了质的变化。他于1936年同斯诺谈话时说：“我在李大钊手下担任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曾经迅速地朝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我在这方面发生兴趣，陈独秀也有帮助。”
三个月后，毛因母亲病重不得不返回湖南，错过了不久之后在北京爆发的“五四运动”。不过凭借在北大学习到的新闻实务知识，他创立了《湘江评论》，热情歌颂十月革命，认为这个胜利“必将普及于全世界”，“我们应当起而仿效”。
红楼，在某种意义上也成为毛泽东红色革命生涯的一个起点。
最终，毛泽东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手握笔杆子的他在南方组建了中共支部，再后来成为革命的领袖。三十一年后，这位昔日图书管理员，站在离红楼数里之遥的天安门城楼上，还是操标志性的湖南口音，宣告了新中国的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