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來源: 光明網 中國古代史館開創的官修史書制度為後世留下了不朽的史學業績，其所涉史籍之浩翰、理論之精到以及制度之完備，確實堪稱天下第一。然而，幾千年的官修制度為後代留下的遺憾，也同樣為世上各國所不及。
宰相監修國史 歷史蒙上塵埃
中國歷史上的宰相監修國史制度，在初創時期有過一定的積極作用，但其實行的一人獨斷修史事務，卻使歷史的真偽蒙上了塵埃。
瀏覽一下歷代史館監修所為，有以下幾點特別令人深思：
第一，附庸風雅，假充內行。這是不稱職的史館監修的通病。史館監修雖然不是一個肥缺，但在文人圈內卻是一個地位很高的榮譽位子。做監修的史官不一定能做宰相，但宰相有了史館監修的頭銜便會受到天下文人的認同，名聲大振。所以自唐初開創宰相任史館監修先例後，歷代宰相無不以兼任史館監修為仕途之幸事。這種官修史書制卻是一場災難，館內正常修史秩序被打亂了：
其一，胸無點墨（指史學）的宰相可能在仕途上春風得意，但在紛雜的歷史現象面前卻一籌莫展，往往是『每欲記一事、載一事皆閣筆相視，含毫不斷』，不知從何下筆。其二，即便有過一點舞文弄墨經歷的宰相，掛上史館監修的頭銜後，極易忘了自己的根底。原先時政記一類的國史資料都是由一般史官編寫的，中唐之後宰相戴了監修的桂冠，以為自己真的亦具備書寫乾坤的本事了，獨攬了此類史書的修撰。縱覽封建官場，大凡以官秩博學術名聲者，忠君思想固然牢固，專業知識卻往往低下，所以唐以後監修編的此類國史資料的資信程度很低，要麼由於不通文法，連皇帝這關都過不了；要麼竭盡吹捧之能事，捧得連皇帝也不敢看。國史達到如此境界，功當首推這些幫閒監修。其三，史館大權在握的那些假內行，雖然才識有限，但決斷欲望卻很強，熱衷於用自己臆想出來的『條章』限制史官，乃至史館外的高官都可以憑自己的官品盛氣凌人地批評修史，指責史官。當然，如果監修們真能在修史事務中為史官提出些指導性的意見來，偶而獨斷一回也算不了什麼，問題恰恰在於這些監修既無點墨指授修史者，又不肯放棄自己的權力。受害的只能是官修史書了。往往是史官尚未提筆，『一國三公』的干擾已提前到來了，從而使史館修史主體的史官沒有了自己的頭腦。對史館內外行領導內行的錯位現象及其產生的後果，唐代著名史家劉知幾大為不滿，稱其是『首白可期，而漢青無日』。
第二，忠君為上，政治取士。平心而論，唐初史館取士還是頗具史學眼光的。這恐怕與唐太宗具有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的胸懷有關。所以唐初要求史官不但要有政治和史學的素養，『言論慷慨，冠乎終古』，而且還要『文藻宏麗，獨步當時』，具備文學家的功底。這時那些渴望用自己的才智報效國家的知識分子來說，史館可謂是一座通達彼岸的橋梁。
當時精通儒術成了史官入館的首選標準。這自然是由於精通儒術者一般個人素養較高，更重要的是他們大都具有政治頭腦，忠君思想牢固。依靠這種人修史至少可以杜絕與統治者利益離德的現象。況且，每每改朝換代，社會上便涌動着一批企圖尋求自己新的位子和依附的讀書人，他們到處吟唱：『儒生心事良獨苦，皓首窮經何所補？胸中經國皆遠謀，獻達何由達明主？』史館藉此收羅一批專業子弟兵何樂而不為呢？
及至後代，所謂的『慎選儒臣，以任分修』幾乎成了封建政治的代名詞了。史館選士看重的不再是個人的素養，而是其政治的信仰了。諸如五代那種雖才智一般，但『議論剛強』，能夠在修史中以『聖朝功德』為本的讀書人，或者像明朝那樣『論及政事，洋洋千言』，『雖述前代之設施，大意有助於人君鑑戒』的儒生都是有希望入主史館的。
與政治密切相關的因素，如家世、出身也成了史館監修們選士的必需條件。唐初的姚思廉，因其父親是隋朝太子舍人、秘書丞，有過編書修史的經歷，他遂以家學淵源初選入館。宋元之後，家學也被人看輕了，史館更注重的是那些有權勢的官宦或貴族出身的人，比如元朝的脫脫、阿魯圖並無多少史學才能，可因其祖上是豪門世家，便被納為史館監修。顯然，統治者需要的是有忠君思想的衛道士，而不是史家臆想中的直筆良史。 |
|
桂公網安備 45010302003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