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 鳳凰網歷史 在這種風氣的影響下，許多私修史書也本着寓教化的目的去編輯，景泰元年(1450)， 山西都司令史賈斌『於史傳所記歷代人臣能直諫、能盡忠、能守節之士，與夫累朝恃寵之宦官，撮其尤者，錄成一編』。輯成【忠義集】四卷進呈，希望英宗於萬機之暇，『 少垂聖覽』並刊布天下，『俾文臣武僚不得偷縱尻之私』[5](卷195，元年八月戊寅)。 景泰三年(1452)，陳循集古帝王行事，修成【勤政要典】一書(註：作者按：【千頃堂 書目】卷11【儒家類】謂此書是景帝御製，【明史・陳循傳】則曰陳循曾撰此書，【千 頃堂書目】似誤。)，景泰五年(1454)七月，景帝頒【君鑒錄】於群臣，大學士李賢擇 其中可為法者二十二君，每君擇取所行最善者數事，集為【鑑古錄】一帙，於明英宗時進呈[6](卷11)。弘治十六年(1503)，監察御史顧潛又纂輯【稽古治要】，分為仁、敬、孝、友、勤、儉、剛、明、公、信十類，其事自唐虞三代以迄宋，『凡奉天法祖，教 太子、處宗室、辨人才、恤民困、綱諫諍、節財用、斥佛老、重爵賞、慎刑辟、御夷狄、待戚屬，一切政體之大要者無不略備』[7](卷250，弘治十六年十一月)。
史鑑類書籍的編纂是明代前期史學上一個不可忽視的現象，這種大規模史鑑書籍的編 撰在歷代也是絕無僅有的，上層統治者利用史書為自己的統治服務，史學的教化、鑑戒功能發揮備至，可以說已經達到了史政相連的極致。不可否認，這些書籍的編纂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維護統治秩序，整治貪污腐敗的作用。但是在史學上，尤其是對官方史學 卻產生了非常消極的影響，沒有史學價值(從內容到編纂形式上來講都是如此)，只有政 治作用的大量抄編、摘錄類型的借鑑史書的編寫使這一時期的史學成為政治的附庸，陷入了一種僵化的狀態。同時，由於政府的提倡，著書等同於盜竊抄襲(註：顧炎武【日 知錄】卷18【竊書】曰：『若有明一代之人，其所著無非盜竊而已』，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年版。)，這又和明初萎靡不振的學風相應合，造成了明代前期史學的蒼白與乏味 。
二、【實錄】不實
歷來王朝之中，統治者上層之間充滿了驚心動魄的政治鬥爭，其腥風血雨也波及到社 會文化生活的各個方面。這一系列政治上的鬥爭反映在明代史學上，最明顯的表現就是 【明實錄】編撰的失實。
明立國以來，太祖朱元璋即着手在政治、經濟、文化各個方面極力加強專制主義中央 王權，但他雖然編輯了種類齊備，針對各個階層的鑑戒性史書，蕭牆之禍卻仍然不能避 免。由於太子朱標早喪，朱元璋為了維護統系，立朱標長子朱允晌皇太孫，即位為建文帝。建文帝即位伊始，就接受朝臣削藩的建議，削奪諸王權力，導致了皇室的帝位之爭。建文四年(1402)，朱元璋第四子朱棣麾兵南下，奪取了侄兒建文帝的江山，大肆殺戮建文朝臣，建元永樂。這一事件史稱『靖難之役』。
明英宗正統十四年(1449)，太監王振挾英宗親征瓦刺蒙古，在土木堡遭到軍事慘敗，英宗被俘，以于謙為代表的主戰派擁立英宗之弟J王朱祁鈺為君，改元景泰，這就是 明代歷史上的『土木之變』。後來明廷通過議和迎回了英宗，卻以太上皇的名號禁錮於 南宮大內，使他備受冷落。不久，景帝又廢英宗太子為沂王。誰料七年之後，景帝病重不起，英宗在徐、曹吉祥的擁護下發動『奪門之變』，再次得以君臨天下，廢景帝仍為J王，以謀立外藩的罪名誅殺于謙。世人對于謙之遭遇皆『行路嗟嘆』、『天下 冤之』。
朱棣即位後，為了掩蓋自己篡位的事實，剛逾四月，便着手改修【太祖實錄】。他明諭建文朝所修的【太祖實錄】：『遺逸甚多，兼有失實』[3](卷13，三十五年十月己未 )；又說方孝孺等纂【實錄】『任其私見，或乖詳略之宜，或昧是非之正，致甚美弗彰 ，神人共憤，蹈於顯戮，咸厥自貽。』但這次改修依然未令朱棣滿意，永樂九年(1411) ，他又以李景隆等『心術不正』，『又(實錄)成於急促，未及精詳』[8](卷120，九年 十月乙巳)為由，花了五年時間再行改修。將不利於自己的史實一併刪除，『有礙於燕 者，悉裁革』[9](P11)。對建文一朝，則索性削除建文年號，以洪武三十二至洪武三十五年記年，肆意歪曲史實。明憲宗即位後，也在實錄上大作文章，不為其叔父代宗景皇 帝立實錄，而以【廢帝J戾王附錄】之名附在【英宗實錄】之間，史官在實錄中也不敢表彰于謙安定社稷的功績。明人沈德符因此認為實錄難據，他寫道：『乃太祖實錄凡 經三修，當時開國功臣壯猷偉略，稍不為靖難歸伏諸公所喜者，俱被劃削；建文一朝四 年，蕩然無遺，……景帝事雖附英宗實錄中，其政令尚可考見，但曲筆為多。』[10](P 61)明代前期因政治事件造成的兩朝實錄嚴重失實問題成了明代後期不可了結的一大公 案，也成了明代史家心中的鬱結，自此以後糾正失實的實錄也成了明代史家的責任。
三、理學浸入史學
中國古代的理學體系在兩宋和元代得以建立和發展，並在這一時期已開始向史學滲透，並直接導致了明代前期史學的僵化與衰落，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學術史得到發 展，如朱熹的【伊洛淵源錄】、李心傳【道命錄】的撰寫，宣傳理學觀點，以適應道統建立的需要；二是綱目體史書的出現，極端重視史例和書法；三是正統論風行，史家寫 史書注重嚴統閏、別夷夏，元代宋、遼、金三史編纂中的正統之爭的例子充分說明了這 一點。
明太祖即位之初，首立太學，『一宗朱子之學，今學者非五經、孔孟之書不讀，非濂、洛、關、閩之學不講』[11](卷2，【高攀龍傳】)。在官修【元史】中也強調『修身 治國，儒道為切』，認為『儒道可尚，以能維持三綱五常之道』。『儒之為學一也』， 『文不本六藝，又烏足為文哉』[2](P4313)。在嚴密的思想統治之下，『明初諸儒，皆 朱子門人之支流余裔，師承有自，矩E秩然』[12](P7221)。永樂十二年(1414) ，明成祖朱棣詔修三部大全――【四書大全】、【五經大全】、【性理大全】，他在上 諭中說：『【五經】、【四書】皆聖賢精義要道，其傳注之外，諸儒議論有發明余蘊者 ，爾等采其切當之言，增附於下』。命胡廣等人類聚『周、程、張、朱諸君子性理之言 』以垂後世[8](卷158，十二年十一月甲寅)。十三年(1415)書成，永樂皇帝『覽而嘉之 』，賜名【四書大全】、【五經大全】，御撰序言，繕寫成帙，共229卷，命禮部刊賜 天下。朱學統治地位在明代最終確立。
由於朱學的獨尊，朱熹的【通鑑綱目】受到了官方無可爭議的高度尊重。成化九年(14 73)二月，明憲宗命儒臣考訂朱熹【資治通鑑綱目】，盡去後儒所著考異、考證諸書， 而以【覽尹起莘發明】附於後，八月校勘完畢，翰林院編修謝鐸言：『是書法春秋，實 際為經世之大典，帝王之龜鑑……』[4](卷119，九年八月壬戌)。十一月，憲宗諭大學 士彭時：『朱文公【通鑑綱目】可以輔經而行，顧宋元二代至今未備，卿等宜尊朱子凡 例編宋、元二史，上接【通鑑】，共為一書。』[4](卷122，九年十一月戊申)十二年(1 476)，【續資治通鑑綱目】成書，憲宗親制序文。弘治十六年(1503)，明孝宗以【通鑑 綱目】和續編深切治道，命撮取節要，撰次一本，分次進呈。戰國以前的事據【通鑑節 要】、【通鑑前編】，戰國以後據【通鑑綱目】、宋元之事據【綱目前編】貫穿成編，編輯【通鑑纂要】。於是，綱目學在明代成為顯學。
正統觀念仍是史學上極為關注的論題。饒宗頤先生在【中國史學上之正統論】一書後附錄了歷代有代表性的正統論文章，涉及明代前期者，就有王t的【正統論】、 【改元論】，胡瀚【正紀】、方孝孺【釋統】、【後正統論】，徐一夔【正統問】、朱 權【天運紹統序】等數篇(註：參見饒宗頤【中國史學上之正統論】之附錄【資料一】，上海遠東出版社1986年版。)。其中，方孝孺的見解最具代表性，他指出，天下有正統一，變統三，他認為三代為正統，漢、唐、宋可附之正統。變統者則是取之不正者及 夷狄而僭中國者，女後而據天位者。並嚴格規定了史書對正統、變統的具體書法，對正統王朝『大書其國號、諡號、紀年之號。凡其所為必書，所言必書，祀典必書』，對變統王朝『書甲子而分注其下，曰是為某帝某元年，書國號而不書大，書帝而不書皇，書 名而不書諡。其所為非大故不書，常祀不書，或書以志失禮，或志禮之所從』[13](P5 ―6)。
正統論的風行，也影響到史書的編纂。洪武十二年(1379)六月，東宮文學傅藻等編成 的【春秋本末】記：『首周王以尊正統，次魯公之年以仍舊文，列國則先晉齊而後楚吳，所以內中國而外夷狄也。』[3](卷97，八年二月丙午)永樂年間，寧王朱權撰【天運紹統】，校正歷代帝王世系『其未有譜者，編其統系，列其次序，紀其甲子，以續紹統 而繼之運』(註：轉引自饒宗頤【中國史學上之正統論】第59頁。)。宣德年間，張光啟 、劉剡合編【資治通鑑節要續編】，以宋為正統，附遼、金於宋首。正統十二年(1447) ，南京翰林學士周敘上書，請用紀傳體重編【宋史】，他說：『孔子【春秋】特書王正 於元年之首，朱子【綱目】分紀僭竊於甲子之下……不以勢之強弱而殊分，不以地之偏 全而異稱……何也?史之所載，實天命、人心所在』[5](卷165，十三年四月己巳)。請 求以宋為正史，附遼、金於其後。丘F本方孝孺『釋統』之意，作【世史正綱】，『 以著事變之升降，明正統之偏全，有裨世教』[14](P466)，並一改明開國後對元朝統系 的認同，認為：『後人議元者，乃欲以其混一中國，而進之漢唐之間，何所見耶?…… 徒以其得地廣狹而高下之，是以功利論事也，豈【春秋】意哉?』[15](P488)自此不再 承認元朝的正統地位。
理學對史學的侵入，還導致了史論的沒落與僵化。胡粹中【元史續編】的議論『尺尺 寸寸，學步宋儒』[16](P429)，晏璧的【史越】刊行於景泰七年(1456)，分君道四篇、 臣道三十篇、子道一篇、弟道一篇、友道一篇，體現了正人心、正世道的宗旨和強烈的綱常名教觀念。
當然，理學與史學緊密聯繫也促進了學術史的發展，使明代前期出現了戴銑【朱子實 記】、謝鐸【伊洛淵源續錄】、金賁亨【台學源流】、宋端儀【考亭淵源錄】等朱學色 彩濃厚的史籍。但總的來講，理學對史學的滲透使明代前期的史學思想失去了新鮮的血液，史學著作也停留在爭正統、論史例的窠臼中，從而使明前期的傳統史學走向僵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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