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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鳳凰網歷史 四、修史制度的不健全和史官職能的廢失
我國歷代王朝都非常重視歷史編纂，自北齊時設立史館，國家修史機構已具雛形。北 周、隋朝因之，到唐代置史館于禁中，以宰相監修國史，別調他官爲修撰、直館，兼任 史職，遂形成了完備健全的史館修史制度。五代、宋、金亦相沿襲。
與唐宋不同的是，明代沒有專門的史館。明初修【元史】，曾設史局於天寧寺，但史 成即罷，後來又『制並史館於翰林院』[17](P3291)。沒有專掌修史的機構，是明代修史制度的一大缺陷。而史官職能的廢失也是明代修史制度中值得注意的一個問題，主要表現在：
其一，官無專職。明代史官無專職，陸容【椒園雜記】對其間的源流變化，記述尤爲 分明：
國初，循元之舊，翰林有國史院，院有編修官。……若翰林學士待制等官兼修史事，則帶兼修國史銜。其後更定官制，罷國史院，不復設兼修官，而以修撰、編修、檢討專 爲史官，隸翰林院。翰林自侍讀、侍講以下爲屬官。官名雖異，然皆不分職。史官皆領講讀，講讀官亦領史事[18](卷14)。
更加之，永樂以來，特簡編、簡、講、讀之官參預機務，謂之內閣，他們的主要精力 轉向政務方面，京府鄉試充考試官，禮部會試充考試同考官，所以鄭曉有言：『我朝雖設修撰、編修、檢討爲史官，特有其名耳。』[19](P56)
其二，起居注設罷不常。據【漢書・藝文志】，西周時就有了『左史記言，右史記事 』的記載，可見我國古代很早就形成了君舉必書和專官負責記注的傳統。起居注的設置可能始於漢代，漢武帝時的【禁中起居注】就是帝王言行的記錄，隋代設起居舍人負責 記注，唐代記注則以起居舍人和起居郎分掌，宋代設有起居院掌記起居，元代以給事中 兼起居注。明代初期也很重視起居注的設置，明太祖朱元璋早在其即位前四年，即1364 年就設立了起居注這一職務，建國前一年(1367年)，還予之以正五品的高位，建國初期 更『爰重史事，設起居注』[20](P290)，但起居住的設置並未能延續多久，洪武九年(1 375)即遭罷去。洪武十四年(1381)，又定起居注爲正七品，不久卻又予撤銷。後來各朝 ，一些有責任心的官員也曾爲設置起居注作了不懈的努力，但是均不見什麼效果。這種 罷設不常的情況，反映出皇帝的一種猶豫心態。職務的旋置旋罷，使起居注官無法很好 地行使自己的職能。取消起居注也使史官無法得到有關皇帝言行的充實可靠資料來編纂實錄。
最後，修史制度的不健全和史官職能廢失還直接表現爲：一是【日曆】的廢止，一是國史的失修。
日曆的編纂始於宋代，『自建隆後，編年之書謂之【日曆】，即所稱采百司奏對事實 爲時政記，取柱下見聞爲起居類，次而潤色之爲【日曆】，修而成之爲實錄』[21](P46 56)。明洪武六年(1372)也編纂過一次【日曆】，是年九月，翰林學士承旨兼吏部尚書詹同等言：『自上起兵渡江以來，征討評定之跡、禮樂治道之祥，雖有記載而未成書， 乞編日曆藏之金匱，傳之後世。』[3](卷85，六年九月壬寅)明太祖從其所請，命詹同 與侍講學士宋濂爲總裁官，侍講學士樂韶鳳爲催纂官，另設同纂修、謄寫等職負責編纂 。洪武七年(1373)五月，【大明日曆】修成，從朱元璋起兵濠泗至其即位六年十二月，分爲四十類，『凡征伐次第、禮樂沿革、行政設施、群臣功過、四夷朝貢之類莫不具載 』[22](P993)，共計100卷，載述非常繁複。日曆亦是修實錄的主要依據，洪武朝日曆的修撰，爲【太祖實錄】的編修提供了豐富的史料，但【日曆】的編修僅見於洪武一朝 ，永樂以後遂廢。【太祖實錄】雖經永樂皇帝兩次改修，史事失實受到批評，但其記載的全面、完整卻又不容否認。黃省曾指出，修太祖實錄時『列傳有洪武之記注，有金匱之勛券，以是一時鷹揚之佐，製作之臣，鹹得以軒軒磊磊，與神功俊德並耀而無缺沒。至於修文廟時，列傳不知當柄之臣何故抹殺其事，每載一人，不過述其姓名科甲，轉歷 歸老，如由狀然，中間略見其爲人若何而已』[23](卷34，【史說下】)。
【明史・職官志】稱：『史官掌修國史』。這裡所說的『國史』除指【實錄】外，還指王朝官修的紀傳體本朝史。中國自東漢時期由朝廷遴選史才，以紀傳體的形式撰修當 代史【東觀漢記】後，歷朝大都仿照此法修撰國史。自魏晉以來，統治者都很注意國史 的編修，『這一制度經北周、隋到唐而成爲定製』[24](P111)，宋代根據日曆和實錄編 修紀傳體本朝國史，有【兩朝國史】、【三朝國史】、【四朝國史】等史書。國史的編修對史料的整理與保存都有重要的作用，亦爲後朝編修前朝史提供了寶貴的資料。但明 代前期既無任何一朝國史修成，又無修國史的舉措。故王世貞有言：『國史之失職，未 有甚於我朝者。』[25](卷20，【時乘考誤一】)
史官制度的不健全不僅是明代前期存在的問題，也是整個明代史學上的一大問題。究其原因，當與極端專制統治有關，因爲史官所承擔的『直書實錄』職責難免會觸及最高 統治者的利益，給他們的集權統治帶來諸多不便。明初起居注、國史院之廢的根源大概 亦在於此。
五、思想文化的專制統治
通過科舉考試和控制學校，明初統治者實現了思想文化的專制統治。同時，明代洪武 、永樂兩朝是『文字獄』頻發的時期，學士文人動輒因文字取禍，使廣大知識分子喪失 了創作的自由環境。
明初的科舉考試專用【四書】、【五經】出題，洪武十七年又規定以八股取士，八股 文從【四書】、【五經】中摘句命題，行文必須以程朱學派註疏爲依據，代聖立言，不 許自由發揮，這對知識分子，特對是文藝是一場浩劫，帶有時代的悲劇性。明代國子監 和府、州、縣學學習的內容是【四書】、【五經】，皇帝發布的詔令和法律，並且規定軍民一切利病，不許生員建言。明永樂年間，頒行【四書五經大全】和【性理大全】， 並指定爲生員必讀之書，把加強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控制與科舉制度緊密地結合起來，使 得程朱理學與功名利祿相連，學者文士們只知皓首窮經，奢談性理，導致了他們對民族 、社會責任感的喪失和憂患意識的失落。
在以程朱理學爲主導的僵化的文化思想籠罩下，宣德間形成了『詞氣安閒，首尾停穩 ，不尚藻辭，不矜麗句』、所謂有『太平宰相風度』[26](乙集)、專一歌功頌德的台閣 體詩文。這種熱衷於追求功名富貴的儒生意識，以及雍容冗沓、四平八穩的審美心理扼殺了文學藝術的生命力，導致了文藝創作的貧乏不振[27]。同時，這也不能不影響到史 學的發展。白壽彝先生認爲，當時流行的學風反映出一種虛偽和萎靡不振的積習，『明 初的文化高壓政策和官方提倡的抄襲成書的辦法，都跟這種學風有關』[28](P76)。
明代洪武、永樂兩朝的『文字獄』使學士文人動輒以文字取禍，嚴重限制了史學家的創作自由。高啟、戴良、張孟堅、林元亮、徐一夔、呂睿、徐元等學者相繼慘遭殺害， 更使知識分子們噤若寒蟬，不敢輕易動筆發表自己的見解。宣德以後，文字之獄雖然有 所緩和，但是明初的文化摧殘所造成的心靈創傷難以在短期內彌合消解。洪熙、宣德以 後，經過明初的控制與文人士大夫官僚化的過程，明代文化進入了一個寂寞蕭條的時期 ，私家撰著非常少見。故商傳先生有言：『明初文禁甚嚴，諸臣只言片紙即可獲殺身之 罪，所謂文字之禍，避之不及，私家著述，寥然可尋。』[29](P86)
明開國初期的一段時期內，在王朝更替之際開創意識的鼓舞之下，受到元末學風的影 響，私家史學曾出現過短暫的興盛，湧現出劉基【皇明翌運錄】、宋濂【洪武聖政記】、王t的【大事記續編】、權衡【庚申外史】、劉辰【國初事跡】等史籍，但經過了曇花一現的興盛後，私家史籍的撰著就陷入了低潮，延續了近百年之久。
我們看明代永樂至天順前期的一些私家著述，像永樂年間金幼孜的前、後【北征錄】，楊榮的【北征記】，是以扈從大臣的身份，載錄跟隨永樂皇帝北征蒙古的事跡；宣德 年間鞏珍的【西洋番國志】，爲參與奉使西洋的官員敘述沿途所見；天順間，張萱著【南征錄】，則爲逐日記載其監軍征剿廣西少數民族變亂始末；楊銘的【正統臨戎錄】、 【北狩事跡】，還有袁彬的【北征事跡】、楊善【奉使錄】，也都是當事者記述明英宗 『土木之戰』被俘獲前後的經歷，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很大一部分都是記事性筆記，很難稱爲有編著意識的史學著作，這些作品的產生可以說是一種自發狀態，而不是自覺 狀態。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明代前期，無論是官方史學，還是私家史學，都表現出了 一種衰落的狀態。這種衰落除卻制度本身的原因，更是封建社會發展到極端專制時期的 必然表現。顧炎武論及明代前期的史學時，曾將明代前期史學的『廢失』歸因爲國初明 人的『樸厚』，他說：『國初人樸厚，不敢言朝廷事，史學因以廢失。正德以後，始有 纂爲一書，附於野史者』[30](卷5，【書潘吳二子事】)。實際上，這種『廢失』遠不 是『國人樸厚』這個理由所能解釋的。明代自永樂、洪熙、宣德以來，『民氣漸舒，蒸 然有治平之象』[12](P125―126)，正是經濟繁榮、國力強盛時期，史學的衰落與國家 經濟的繁榮形成了一種不平衡狀態。從根本上講，一個時代學術文化的發展是以經濟的發展爲基礎的，但是正如馬克思所言：『經濟發展對這些領域的影響多半只是在它的政治等等的外衣下起作用……經濟在這裡並不厘新創造出任何東西……而且這一作用多半也是間接發生的』，因此『(對學術文化)發生最大的直接影響的，則是政治的、法律的 和道德的反映』[31](P112)。明代前期史學的衰落也正是因由於此。(作者：楊艷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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