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黄宗羲定律”(1)

  来源: 哲学网

什么叫“黄宗羲定律”？简单地说，就是某些传统王朝的赋税改革，将前面滥征的各种摊派与附加，与正税合在一起一并征收。然而改革之后，渐渐政府忘记了这一并征收的赋税，本身已经包含了摊派和附加，再次另行摊派。结果是改一次，赋税增加一回。最典型的莫过于明代的一条鞭法，改革后公私称便，朝廷的岁入也大为增加，但是后来朝廷又增加各种新的摊派和附加，最后是民不聊生，引发了明末农民大起义，朝廷葬送了自家的卿卿性命。这种现象，是明末大儒黄宗羲首先提到的，所以得了此名。  
      
    严格来讲，这算不上什么定律。只是一种历史上出现过，但并不算太常见的现象。近世学者也注意过这个问题，钱穆先生曾经提及于此。但它名声大噪，却还要归功于秦晖先生将之命名为“定律”，而此定律又得到了温家宝总理的注意，以至于一时间，大报小报，嚷个没完，连我当年学农机的同学，都来问我是不是又出了一个叫黄宗羲的数学家，搞出了一个什么定律。  
      
    说实话，这种现象或者说“定律”之所以能出现，关键在于政府开支的增加。中国古代是农业国度，国家的收入主要依赖取自农民的赋税，来自工商业的税收（除了盐税之外），主要用来支付皇家私人度用的开支。由于缺乏近代的金融系统，因此无论工商业发达与否，国家对其的监管都没有可靠的手段，用黄仁宇的话来说，就是无法在数目字上管理，因此，也就难以依赖这种其实并不小的财源。  
      
    但是这样一来，就出现了问题，由于来自农业的收入相对来说比较稳定（除了出现全国性的灾荒），但增长速度却慢，而且即使增长，由于政府税收是依靠几乎很难有多少变化的黄册和鱼鳞册来征收的，也很难反映到税收上。因此，那个时代的政府，基本上是量入为出，每个部门都有固定的款项，也有固定的开支，凡属重大的事务，也都有固定的拨款，比如漕运、河道修缮等等。国家的机动开支很少，一般只准备两项，一是备荒，二是应付战事。比较起来，应付饥荒的储备还算充足，但对付战争的准备就显得相当有限，一旦战事拖得久一点，储备就会告罄，非得挪用它款方可。这种政府财政体制，最害怕的是两种情况，一是突然事件以及额外的开支，二是旷日持久的战事，两者往往会引起一系列的拆东补西，一系列的财政紧张，一系列的拖欠，多少年都回复不了正常。如果连拆东补西都应付不了，那么只好增加税收，一般是在正税之外再加摊派。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古代号称君主专制，但皇帝大修宫苑的时候总是会遭来大批的谏章，户部，不，整个官僚体系都紧张得了不得，皇帝意志要想贯彻下去，总是大费周章。当然紧张归紧张，这种开支有时还是非添不可，结果最后还是在摊派上打主意了账。  
      
    其实，引起摊派增加的因素还有一个，而且相当重要，这就是政府机构的膨胀和自身的腐败。我这么说，有人是会有异议的，因为总的来说传统时代，特别是明清，国家机构是比较固定的，多少年机构不动，额员不增，引得那时候来中国的传教士们羡慕得紧，回国就夸个没完，害得欧洲启蒙运动的时候，中华帝国居然是哲人们鼓吹效法的榜样。直到现在，某些外国学者依然认为，中国古代用最少的行政官员，管理了一个过于庞大的帝国，有着非常高的行政效率。然而，实际上明清的政府机关并不像他们说的那样精简，那样的有效率。政府机构虽然正常的额员增加起来较难，新机构的设置更是不多见，但并不意味着政府机构就不膨胀，人员就不扩张。膨胀的途径一是添设临时机构和人员，像晚清那样，没完没了地设“局”，“委”员（这里的“委”是动词，不过委员一词的确也是从这里来的）。其途径之二，更常见的膨胀情形则是政府属吏的增加。  
      
    现在我们有些学者一谈到眼下的政府机构臃肿问题，往往会拿传统时代做比较，说是那时候一个县只有两三个政府官员，而县以下连一个都没有。其实，这样说是不符合实际的，县以下没有政府机构无疑是实情，但县上的政府官员绝对不可能只有两三个。稍微了解一点中国古代制度都知道，明清地方基层政府除了正印官之外，还设有六房书吏和三班衙役。这与中央政府对应的吏、户、礼、兵、刑、工六房，每房都设置若干司吏、更多的典吏和书手。事务比较繁忙的户、刑两房甚至还加设科，每科设置一个专门的司吏和一群辅助人员。六房书吏之外还三班衙役，其中有站班跟班的皂隶，有负责追捕人犯的捕快，还有狱卒、门子、库兵等等一干杂役。书吏和衙役加起来，每个州县至少得有近百人。这些都是名副其实吃政府饭的人，实际上都等于我们今天所谓的“国家干部”，虽然在法律上，衙役属于三代不能科考的下等人，但在实际的政务操作中，农民见了他们依然怕得要死，都得尊称他们为“捕翁”和“班翁”。所以，不能说不拿俸禄就不是政府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