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拯升遷穩坐的箇中原因：趕上個『好脾氣』的皇帝(3)

  來源: 炎黃春秋 作者：張國華

能升遷能坐穩的箇中原因

　　嘉v三年（公元1058年），包拯升任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成爲台官的首領。這個變動，說明仁宗還是想讓包拯這樣的人發揮點作用，這樣有利於朝政，有利於家國。包拯又成了仁宗的近臣，在朝中占據了一個重要的職位。包拯當御史台長官，對當時的政治是有所建議有所改革的，比較中肯地提出了一些問題。但人們明顯地看到，在此任上的包拯顯然不像當諫官時那樣鋒芒畢露，敢說敢爲，無所顧忌。諫官包拯的黃金時代已經過去了。史家認爲，這時包拯的思想比過去來得更加平穩些。

　　任何皇權給予臣子的權力都有個限度，這個限度不是靠制度來保證，而是依靠掌權者清明的程度，仁宗也不例外。包拯是仁宗朝少數幾個未受到過大的政治衝擊、未遭貶逐的官僚。縱觀中國歷史上仕途坎坷的官吏，不是由於思想上對現政權構成威脅，就是由於在實際權位上危及到了當朝的統治者。如與包拯同朝的范仲淹、歐陽修、蘇軾、王安石等都是仕途坎坷、屢遭貶逐。而包拯不同，他主要不是以政治改革爲使命的思想家，而只是實幹家。

　　包拯在北宋複雜的仕宦生涯中，總的說官運暢通，波折不多。這同他『犯顏抗諫』、『不合群』的性格似乎是矛盾的，箇中原因值得特殊關注。

　　在所有論述中，張田評論可謂獨到。張田是包拯的門生，包拯奏議集就是由他負責編纂的。他在這個文集題辭中指出，在先朝擔任諫官和御史的人很多，不到三四年，這些人就升到侍從的近列，然而最後不得大用，又多不得善名以去，惟獨包拯，是進無他吝，天下又不得異議的人。這原因何在？張田以爲，包拯一生忠於皇帝，盡力幹事，儘管有時諫言激烈，但無異心，因而皇帝可以容忍，可以理解，並採納他的奏議；由於他剛直，不與人結成朋黨，所以不偏袒任何人任何事，因而少有捲入朋黨之爭，免遭攻擊；因爲他辦事公道，因而沒有把柄被人抓住，這樣就可以不被別人牽制。我們從張田的評論中似乎知曉了性格剛毅、堅持原則有時到了不通人情程度的包拯能升遷能坐穩的箇中原因，知道了仁宗對包拯信任與支持多於不信任與不支持的箇中原因。

　　『君聖臣直，君暗臣佞。』君臣在諫的方面，一般說來，君主起先導作用。君主的虛懷才能換來臣下的竭誠。從歷史來看，仁宗時代批評朝政的臣僚不少，尤其是湧現一批直言敢諫的台諫官，而仁宗以後讚揚仁宗朝政的臣僚甚多，乃至譽爲宋統治最好時期。這一矛盾現象從某種角度說是對仁宗納諫的肯定。

　　實際上，『剛直、幹事、乾淨』是『包拯精神』的核心，是他一生立身行事的準則。不管在怎樣的環境之中，得寵也好，失信也罷，他都會努力干好自己的本職工作，這也可能是他給自己訂下的最低標準。史家認爲這也是仁宗對他進一步認識並再次任用的一個根據。包拯『剛直、幹事、乾淨』當時就獲得朝野多數人的讚揚。就連他的反對者也稱他『清節美行，著自貧賤，嘗言正次，聞於朝廷』。包拯之所以能成爲舊時官僚一個好的典型，做到道德人格與政治人格的最大統一，自然與他長期堅守忠孝觀有關，也同他『匡正闕失，盡心報國』的思想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