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說新語】與【後漢書】比較研究

  來源: 【天中學刊】

內容提要：【世說新語】和【後漢書】均產生於南朝劉宋初年，其所參考的材料大體相同，但對相同材料的比較表明，二書在取材和文字風格上呈現出較大的差異。這說明，【世說新語】的編撰旨趣一開始就與史學傳統大異其趣，表現出了鮮明的文學性和雛形期的小說面貌。
關 鍵 詞：【世說新語】 【後漢書】 比較
一般而言，最具時代性的文化產物勢必會與同一時代的其它文化創造發生聯繫，顯示區別，乃至相互影響。在考察【世說新語】（以下稱【世說】）這部劃時代的文化經典時，我們同樣看到了【世說】和另一些大體與其同時產生的周邊文獻，如范曄【後漢書】和裴松之【三國志注】等，有着某種文化上的共生性和相關性。這些文獻或者直接有助於【世說】的編撰，或者體現了與【世說】迥然不同的編撰原則和文字風格。就後一種情況而言，如果說，【世說】對前源文獻[1]的取捨能夠直接表現其編撰原則和思想傾向的話，那麼，對同一材料的不同處理方式，也許能夠從一個側面，展示【世說】和同時代其它文化產物的『異質性』。沿循這一思路，范曄的【後漢書】幾乎可以說是進一步透視【世說】編撰思想和審美趣味的一面鏡子。[2]
范曄字蔚宗，南朝宋順陽人，生於晉安帝隆安二年（398），卒於元嘉二十二年（445），著有【後漢書】九十卷。今天通行的【後漢書】一百卷，是補入司馬彪【續漢書】的十【志】而成。范曄 和劉義慶（403－444）系同時人，二書作年亦相去不遠。【世說】最有可能編撰於劉義慶江州刺史任上，即元嘉十六年（438）前後，而【後漢書】大概在元嘉元年（424）前後開始撰寫，到元嘉二十二年（445）范曄坐孔熙先事遇害時尚未完成。[3]范曄與劉義慶有無交遊，史無明文，但根據范曄曾任彭城王劉義隆參軍，後升至尚書吏部郎的事實，可以推測，二人即使沒有深交，應該也是彼此認識的。由於作者所處年代大體相同，那麼，我們說【後漢書】和【世說】在撰述過程中，面對的文獻材料基本一致，因而二書對同源材料的處理具有一定的可比性，應該是沒有問題的。將【世說】與【後漢書】相關材料加以比勘，至少有以下幾個作用：（一）通過排比分析，掌握二書在編撰過程中面對的同源材料有哪些。（二）通過二者對相同材料不同處理方式的考察（異文對校），進一步認識【世說】的撰述原則和審美旨趣。（三）通過對【後漢書】及注釋的考索，可以解決個別【世說】條目的取材來源問題。
由於【世說】所記『起於後漢，止於東晉』，有不少東漢歷史人物的言行見於該書。今查【世說】正面描寫的後漢人物如下：陳蕃（字仲舉）、徐W（字孺子）、黃憲（字叔度）、袁閬（字奉高）、周乘（字子居）、郭太（字林宗）、荀巨伯、李膺（字元禮）、陳（字仲弓）、陳紀（字元方）、陳諶（字季方）、荀淑（字季和）、荀爽（字慈明）、鍾皓（字季明）、邊讓（字文禮）、孔融（字文舉）、禰衡（字正平）、楊修（字德祖）、馬融（字季長）、鄭玄（字康成）、服虔（字子慎）、崔烈（字威考）、橋玄（字公祖）、蔡邕（字伯喈）、謝甄（字子微）、許劭（字子將）、許虔（字子政）、袁紹（字本初）等，共二十餘人。其中，除荀巨伯、陳諶、許虔、崔烈、謝甄等人外，【後漢書】皆有傳。這些人物在【世說】中穿梭出現，圍繞他們的條目近40條。毫無疑問，劉義慶和范曄掌握着這些人物的大致相同的文獻材料。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同一人物的言行事跡，在二書中重出互見的情況也十分有限。考索之下，同一事件在二書中均有記載、且確實屬於引用同一材料的情況僅有十例，見下表：
【後漢書】與【世說新語】互見人物及本事對照表
人物言行事跡 最早出處 【世說】所在位置 【後漢書】卷次
1 周子居嘆叔度事 疑出【汝南先賢傳】  【德行】第2條 卷五三【黃憲傳】
2 郭太造叔度、奉高事 謝承【後漢書】 【德行】第3條 卷五三【黃憲傳】
3 李膺『登龍門』事 袁山松【後漢書】等 【德行】第4條 卷六七【李膺傳】
4 李膺嘆荀淑、鍾皓事 【海內先賢傳】 【德行】第5條 卷六二【鍾皓傳】
5 孔融見李膺事 【孔融別傳】 【言語】第3條 卷七十【孔融傳】
6 孔融二子事 【魏氏春秋】 【言語】第5條 卷七十【孔融傳】
7 鄭玄師事馬融事 【裴啟語林】 【文學】第1條 卷二五【鄭玄傳】
8 橋玄題目曹操事 【魏書】【世語】等 【識鑒】第1條 卷五一【橋玄傳】
9 人稱許劭兄弟平輿二龍事 【汝南先賢傳】 【賞譽】第3條 卷六八【許劭傳】
10 禰衡為鼓吏事 【文士傳】 【言語】第8條 卷八十【禰衡傳】
上表非常清楚地說明，儘管二書同時涉及的人物達二十餘人，這二十餘人的各類文獻材料想來不在少數，但同被【世說】和【後漢書】採用的卻僅有10條；換言之，【世說】所津津樂道的（如另外30條），【後漢書】大部分付諸闕如；【後漢書】源源本本、老實交代的，【世說】則根本不感興趣。如【世說・文學】第1條：
鄭玄在馬融門下，三年不得相見，高足弟子傳授而已。嘗算渾天不合，諸弟子莫能解；或言玄能者，融召令算，一轉便決，眾咸駭服。及玄業成辭歸，既而融有『禮樂皆東』之嘆，恐玄擅名而心忌焉。玄亦疑有追，乃坐橋下，在水上據屐。融果轉式逐之，告左右曰：『玄在土下水上而據木，此必死矣。』遂罷追。玄竟以得免。
此條本於裴啟【語林】而稍有增潤。其事真假莫辨，特別是『禮樂皆東』以後文字，被劉孝標斥為『委巷之言，賊夫人之子』，諸書無考，故【後漢書・鄭玄傳】將其『腰斬』，其文如下：
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者五十餘生。融素驕貴，玄在門下，三年不得見，乃使高業弟子傳授於玄。玄日夜尋誦，未嘗怠倦。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聞玄善g，乃召見於樓上。玄因從質諸疑義，問畢辭歸。融喟然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
而【世說】竟置諸【文學篇】首條『隆重推出』，【後漢書】求信實而【世說】好新奇，二者編撰旨趣於此判然。至於【世說・文學】第 2、3條所記鄭玄聽服虔注【春秋】，引【詩經】與家婢問答等逸事，【後漢書】本傳則根本不予理睬。
不僅如此，即便對待同一人物的同一材料，二書的態度和處理方式也多有不同。比如橋玄題目曹操之事，【三國志・武帝紀】裴注引王沈【魏書】和司馬彪【續漢書】均有記載，如【魏書】載：
太尉橋玄，世名知人，睹太祖而異之，曰：『吾見天下名士多矣，未有若君者也！[4]君善自持。吾老矣！願以妻子為托。』
而裴注引【世語】則謂：『玄謂太祖曰：「君未有名，可交許子將。'』又引孫盛【異同雜語】說：
（太祖）嘗問許子將：『我何如人？』子將不答。固問之，子將曰：『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太祖大笑。
據此可知，橋玄或曾題目曹操，但『能臣』『奸雄』之語，則有可能出自另一位『月旦』行家許劭。這些材料范曄著書時當容易見到，辨明真相也不是太難，他的處理方式也不外是『就事論事』。先是在【後漢書・橋玄傳】說：
初，曹操微時，人莫知者。嘗往候玄，玄見而異焉，謂曰：『今天下將亂，安生民者，其在君乎！』
然後又在【許劭傳】中說：
曹操微時，常卑辭厚禮，求為己目。劭鄙其人而不肯對，操乃伺隙脅劭，劭不得已，曰：『君清平之奸賊，亂世之英雄。』操大悅而去。
所謂『花開兩朵，各表一枝』。應該說，這種態度還是比較審慎的。相比之下，【世說】就有些『不負責任』。【識鑒】第1條載此事云：
曹公少時見喬玄，玄謂曰：『天下方亂，群雄虎爭，撥而理之，非君乎？然君實是亂世之英雄，治世之奸賊。恨吾老矣，不見君富貴，當以子孫相累。』
完全將此事屬之橋玄，故而引起劉孝標的不滿，特加按語說：『【世說】所言謬矣。』其實，【世說】作者未必在乎什麼真假對錯，只要好看而不違撰述宗旨就行。余嘉錫在論及鄭玄家婢引【詩】之事的虛實時說：『特【世說】雜采群書，不皆實錄，……既不能懸斷其子虛，亦何妨姑留為佳話。』①【世說】的『小說』氣質，於此又可得一佐證。
不過，【世說】比【後漢書】更頂真的時候也不是沒有。比如『平輿二龍』的記載，【後漢書・許劭傳】只說：『（劭）兄虔亦知名，汝南人稱：「平輿淵有二龍焉。'』至於語所出何人則語焉不詳。而【世說・賞譽】則非常清楚地交代：
謝子微見許子將兄弟，曰：『 平輿之淵，有二龍焉。 』……
此事本自【汝南先賢傳】，范曄不可能沒看過，但史傳的記述方式決定了他只能突出傳主許劭，對其兄許虔尚且只能一筆帶過，再將謝甄拉進來就更屬『節外生枝』了。【世說】則無此顧慮，它先是對材料『化整為零』，然後又要『以零為整』，因而在細節的真實性上比史傳有過之而無不及。這恐怕也是【世說】給人以『徵實』印象的原因。
比之【後漢書】，【世說】在遣辭行文上更為口語化。以孔融見李膺的故事為例，二書所本材料當是【孔融別傳】，【後漢書・孔融傳】這樣記載：
融幼有異才。年十歲，隨父詣京師。時河南尹李膺，以簡重自居，不妄接士賓客，韌庾苑塹筆爛人及與通家，皆不得白。融欲觀其人，故造膺門。語門者曰：『我是李君通家子弟。』門者言之。膺請融，問曰：『高明祖父曾與仆有恩舊乎？』融曰：『然。先君孔子與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則融與君累世通家。』眾坐莫不嘆息。太中大夫陳煒後至，坐中以告煒。煒曰：『夫小人而聰了，大未必奇。』融應聲曰：『觀君所言，將不早惠乎？』膺大笑曰：『高明必為偉器。』
而【世說】則作：
孔文舉年十歲，隨父到洛。時李元禮有盛名，為司隸校尉。詣門者，皆俊才清稱及中表親戚乃通。文舉至門，謂吏曰：『我是李府君親。』既通，前坐。元禮問曰：『君與仆有何親？』對曰：『昔先君仲尼與君先人伯陽有師資之尊，是仆與君奕世為通好也。』元禮及賓客莫不奇之。太中大夫陳韙後至，人以其語語之，韙曰：『小時了了，大未必佳。』文舉曰：『想君小時，必當了了。』韙大qe。
相比之下，【世說】此條顯得明白曉暢，特別是後兩句對話，針尖對麥芒，妙到毫顛；而舍李膺贊語代以『韙大qe』的白描，增強了故事的戲劇色彩，因此，『小時了了』反倒後來居上，成為一個膾炙人口的典故。
此外，對【後漢書】及其注釋的考察，[5]還有助於找到【世說】個別條目的材料來源。如【德行】第3條：
郭林宗至汝南，造袁奉高，車不停軌，鸞不輟軛；詣黃叔度，乃彌日信宿。人問其故，林宗曰：『叔度汪汪如萬頃之陂，澄之不清，擾之不濁，其器深廣，難測量也。』
劉孝標對此條的注釋主要是補充交代人物背景，分別引【續漢書】介紹郭林宗，引【汝南先賢傳】介紹袁閬，[6]又引【泰別傳】補充郭泰對袁奉高的評價云云，因此，從劉注中我們很難坐實這一條記載的原始出處。而【後漢書・郭泰傳】李賢注引【謝承書】則言之甚詳：
初，泰始至南州，過袁奉高，不宿而去；從叔度，累日不去。或以問泰，泰曰：『奉高之器，譬之泛濫，雖清而易挹。叔度之器，汪汪若千頃之陂，澄之不清，擾之不濁，不可量也。』已而果然，泰以是名聞天下。
很顯然，這條故事主體當來自【謝承書】；至於『車不停軌，鸞不輟軛』及『彌日信宿』等語，其實是【世說】中的『人問其故』的那個『人』所說的話。據【後漢書・黃憲傳】李賢注引【郭泰別傳】可知，這個人乃是薛恭祖。今本【世說】劉注亦引【泰別傳】，卻正好刪掉了薛恭祖所問的原話。於此可知，此條故事乃【世說】作者綜合【泰別傳】和【謝承書】編撰而成。
綜上言之，如果說【世說】對前源文獻的取捨，業已表明其對既往正史材料的漠然態度的話，那麼，作為同一時代、同一文化背景下產生的，且都是以歷史人物為主要表現對象的兩部著作，【世說】和【後漢書】在取材上所表現的如此重大的差異，也許更能說明，【世說】作者從一開始，就不打算仰史傳之鼻息，僅僅滿足於做些『裨補正史』的工作，他在文學正式成為一科，[7]『體有因革』且日益『訛而新』②的宋初文壇，顯然有史學之外的抱負。以現在的眼光看，我們只好說，那是一種基於文學的抱負。
參考文獻：
①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第193－194頁。
②劉勰.文心雕龍[M]・明詩篇.[J]通變篇[J]。
注釋：
[1]這裏的所謂前源文獻，正是指【世說】編撰過程中所『纂輯』的那些『舊文』，即【世說】所取材的各種原始文獻。這些材料的背景情況，在劉孝標的【世說注】裏有較充分的展示，但劉注的目的，主要在察漏補缺、考訂糾謬；要了解【世說】取材和編撰的具體情況，還必須在劉注的基礎上按圖索驥，從史籍、類書及其它文獻中尋繹鈎稽。概而言之，【世說】的前源文獻無外乎正史、雜史別傳、志人小說以及詩賦雜文等其它文獻。筆者另文詳加論述。
[2]【後漢書】雖記東漢歷史，屬正史一途，然作者范曄（ 398－445）和劉義慶（403－444）系同時人，二書作年亦相去不遠，加之劉義慶亦曾著【後漢書】五十八卷，則二書所記一部分相同人物之事跡究竟孰先孰後，誰引據誰，實很難說。況且當時流傳的記載東漢歷史的史書共有十五家，故本文不將范曄【後漢書】視為【世說】的前源文獻，二書記載重出互見者，均視為對其它私家後漢史書的采撰引錄。
[3]參見中華書局校點本【後漢書】卷首【校點說明】。
[4]按：此條劉注多『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此數句見【三國志・武帝紀】，疑劉孝標合【魏書】與【三國志】而注之。
[5]按：最早注釋【後漢書】的是梁代的劉昭，大多亡佚；這裏主要是指唐代的李賢注。
[6]今本作袁宏，非是，考見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中華書局 1983年版，頁5。
[7]南朝劉宋初年，設置儒、史、文、玄四館，文學正式從學術中獨立出來。
（此文系『同濟大學文科科研基金資助』課題的階段性成果，原載【天中學刊】 2006年第1期）
作者：劉強
作者簡介：劉強（1970－），男，河南正陽人，復旦大學文學博士，主要從事魏晉南北朝文學與文化研究，現為同濟大學文法學院中文系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