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啓超與何炳松

  來源: 學術研究

1902年，梁啓超發表著名的文章【新史學】，開啟了中國20世紀早期新史學思潮。梁啓超因此成為中國早期新史學的代表人物。22年後，也就是1924年，何炳松翻譯的美國人魯濱孫的【新史學】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結束了中國經日本引進西方史學理論的歷史。何炳松由於介紹西方史學理論的成績，特別是熱心介紹和宣傳美國新史學派的理論而著名於史學界，被譽為『中國新史學派的領袖』。何氏去世後，有人評價說：『何先生的史學是與梁任公先生並稱的。任公先生以西洋史學方法治中國史，而何先生則以中國史學方法治西洋史』。（【悼惜何柏丞先生】，【何炳松紀念文集】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0年6月出版）作為史學家，梁啓超與何炳松在20世紀前半葉都產生了重要影響，都為新史學的產生和發展作出了開拓性的貢獻。在紀念梁啓超的【新史學】發表一百周年之際，我們不能不也想起了何炳松。
梁啓超與何炳松在史學研究上有頗多相似之處。
第一，他們都在史學理論上具有較多的貢獻，都重視引進和吸收國外的史學理論，並力求與中國傳統史學理論融匯貫通。
梁啓超關於史學理論的研究可分為前後兩個時期，前期的代表作是【中國史敘論】（1901）、【新史學】（1902）；後期的著作則有：【中國歷史研究法】（1922）、【研究文化史的幾個問題】（1923）、【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1926―1927）等。這些著作在當時都是非常有影響的。【中國史學敘論】是梁氏計劃撰著的新的中國通史的導論，【新史學】是對【中國史敘論】的補充和擴展，二者有着緊密的聯繫。【新史學】所表述的史學思想以及在中國史學界起到的振聾發聵的作用，標誌着中國史學由傳統向近代的轉變。其20年代的史學理論著作，雖然在歷史觀上有所倒退，但與世紀之初的『鹵莽疏闊』相比，顯然是更加成熟了，如對傳統史學的態度，對西方史學的吸收，都比過去有了更多的辯證觀點。
何炳松編譯的史學理論及歷史研究法著作有：【新史學】（1924）、【歷史教學法】（1926）、【歷史研究法】（1927）、【通史新義】（1930）等，這些著作雖不能完全代表何氏的史學理論，但至少反映他的學術傾向。有的著作像【歷史研究法】、【通史新義】，並不是單純的翻譯之作，在編譯過程中，何氏注意將西洋史學原理與中國傳統史學對比。如【歷史研究法】一書，在闡述西方史學理論時，『遇有與我國史家不約而同之言論，則引用吾國固有之成文。書中所有實例亦如之』。在【通史新義】中，何氏還敘述了『中國史學之發展』。即使是【新史學】那樣的完全翻譯之作，何氏也作了一篇相當長的導言，對書的內容進行了詳細的評介，把其中的一些原理與劉知幾的【史通】、章學誠的【文史通義】相對比。可見，何氏在編譯過程中，有意識地把他認為是正確的西洋史學原理吸收到中國史學理論中來，使之最終成為中國的東西。於此同時，他也撰著了一些史學理論文章，如【論史學】、【歷史研究法】、【歷史上演化問題及其研究法】、【怎樣研究史地】、【歷史教授法】等。這些文章中的觀點，明顯地帶有西洋史學理論的痕跡，但已經過了何氏的消化，形成了他自己的較為系統的理論認識。
梁啓超早年宣傳變法，變法失敗後逃至日本，以後又到檀香山、澳洲、美洲開展變法宣傳和組織工作。1919―1920年，他到歐洲遊歷，歷時一年多。他前期的史學理論著作，吸收了日本史學理論的某些成果，如他的【新史學】與日本浮田和民的【史學原論】在結構和標目上均有相似之處，就說明這一點。而他後期的史學理論又受到歐洲史學理論的影響，如郎格諾瓦和瑟諾博司合著的【史學原論】，伯倫漢的【史學方法論】等。在巴黎期間，梁氏請留法學生李宗侗為他講【史學原論】，對西方史學理論的虛懷吸收由此可見。何炳松留學美國數年（1913―1916），獲政治學碩士學位，接受美國新史學派的史學理論，所翻譯的著作以這一派的居多。但對歐洲的史學理論，他也酌情吸收，如【通史新義】就吸收了郎、瑟二氏【史學原論】和伯倫漢【史學方法論】的觀點。由於梁、何二氏對中國傳統史學均有深厚的修養，注意將西方理論與中國傳統史學理論相聯繫，所以在他們的著作中很少有那種生吞活剝之印跡。
第二，他們都重視編著中國通史。一般地說，通史反映了人們對歷史的整體認識，因此，也最能說明一個時代的史學成就。梁啓超、何炳松都對編著中國通史表現了濃厚的興趣。對梁氏來說，中國通史一直是他最高的治史追求。【中國史敘論】、【新史學】與他編撰新的通史有着直接的關係。以後寫的有關地理、民族、年代等方面的文章，都是為編撰通史服務的。在【三十年自述】中，他說：『欲草一中國通史以助愛國心之發達』（飲冰室文集，卷十一）。他還擬有【中國通史目錄】，並與章太炎通信，討論中國通史的編纂問題。在他的殘稿存目中有『國史稿』、『中國通史稿』。晚年著作【太古及三代載記】等都是他著述中國通史的一部分。他講【中國歷史研究法】，重在論述通史的做法。【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則重在論述專史的做法。因為他通過幾年的編撰實踐，清醒地認識到『做通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專史沒有做好，通史更做不好。』梁氏重視史學理論研究，但與中國通史在心目中的地位相比，史學理論不過是他的『治史之器』。何炳松研究史學理論，其歸宿點也是通史的編纂。他把自己編著的歷史研究法著作命名為【通史新義】，就清楚地表明了這一點。他說：『新史學的最後目的自然在要求一部「盡善盡美的」全國國民都應該也都能閱讀的通史』。他也論述了通史與專史的關係，說『專史家必須與通史家合作起來，我們才可希望做出一部理想的人類社會進化史』。（【歷史上之演化問題及其研究法】，【何炳松論文集】，商務印書館1990年版，第201頁）何氏以後到商務印書館工作，擬了一個中國通史計劃，預定請國內若干歷史學者們通力合作。全書分作二百多章，每章自成一書，可惜只出版了三四十本即遇到『一・二八』事變，商務印書館被毀，這個計劃沒有實現。
第三，他們都對建設中國史學史學科，懷有自覺的意識和高度的責任感。作為近代意義的學科，中國史學史產生於20世紀20年代。梁啓超、何炳松對此均做出了開拓性的貢獻。梁啓超最早明確地把中國史學史作為一門專史提出來。在【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中，他把『史學史』視為文化專史中『學術思想史』的一個分支，比較詳細地論述了『史學史的做法』。認為中國史學史最少要特別重視四個方面：一史官，二史家，三史學的成立與發展，四最近史學的趨勢，並圍繞着這四個方面，第一次對中國史學史進行了比較系統的論述。何炳松1925年就與郭斌佳合作，翻譯美國紹特韋爾著的【西洋史學史】，目的是為編撰【中國史學史】作資鑒，他對劉知幾、章學誠做了深入的研究，對中國史學的發展作了分期，撰著了【浙東學派溯源】，立志寫出一部【中國史學史】。雖然由於諸多原因，他的專著沒有完成，但他對中國史學史學科的熱心提倡和有計劃的探討，卻促進了這門專史的進一步發展。梁啓超和何炳松，都是中國史學史學科開創時期的代表人物。
從文獻上看，梁啓超與何炳松似乎沒有直接的交往。然何炳松在給梁氏弟子姚名達的書信中，談到過梁啓超，他說：『足下得任公先生為師，誠大幸事。任公先生為吾輩先進，才高學博，素所仰望。唯其主張史事上有因果關係，尤未敢苟同耳』。他舉出了歷史學與自然科學的不同，說明『史家事業在於追溯源流，不在推求因果也』。並希望姚名達向梁氏陳述他的意見。此信寫於1924年11月，這時，姚名達在清華國學研究院正師從梁啓超學習，何炳松任職於上海商務印書館。姚氏是否將何炳松的意見傳達給梁氏，不得而知，不過梁氏以後的確改變了他關於歷史因果關係的看法。所謂歷史的因果關係，是梁氏在【中國歷史研究法】中談到的。他說：『史者何？記述人類社會賡續活動之體相，校其總成績，求得其因果關係，以為現代一般人活動之資鑒者也。』何氏上述歷史不存在因果律的理由，梁氏在【研究法】中也談到了，說自然科學的事項與歷史事項的不同有三：其一，自然科學的事項，常為反覆的，完成的；歷史事項反是，常為一度的，不完成的。其二，自然科學的事項，常為普遍的；歷史事項反是，常為個性的。其三，自然科學的事項，為超時間空間的；歷史事項反是，恆以時間空間關係為主要基件。但他認為，不能把歷史的因果律同自然科學中的因果律同等看待。也就是說，上述三點，並沒有妨礙他承認歷史的因果律。可事過一年，在【研究文化史的幾個問題】中，梁氏即不再堅持歷史有因果律了，說：『我去年著的中國歷史研究法，內中所下的定義便有「求得其因果關係」一語。我近來細讀立卡兒特著作，加以自己深入反覆研究，已經發覺這句話完全錯了』。他檢討自己說：『當我著歷史研究法時，為這個問題，着實惱亂我的頭腦。我對於史的因果很懷疑，我又不敢撥棄他。』『我那時的病根，因為認定因果律是科學萬不容缺的屬性，不敢碰他，所以有這種矛盾不徹底的見解』。這樣，在歷史的因果律問題上，梁氏與何氏又走到了一起。由於他們都認為歷史的發展和演化，是人類心理活動的結果，所以，他們對『心理研究法』都極為推崇，認為是『最正當的社會史研究法』，而看不到社會經濟的發展是歷史前進的根本動力，因此，他們找不到歷史的規律性，最終在歷史是否是科學的問題上，陷入了迷茫和矛盾。
梁啓超與何炳松，是20世紀前期在史學理論方面有突出成就的史家，由於他們對唯物史觀存有偏見，他們終於沒有邁進歷史科學的殿堂，對歷史學的科學性質，始終不能理直氣壯地予以肯定，他們歷史觀的局限性由此也就顯露出來。因此，繼續將歷史學向更高處推進，就不是他們的史學理論所能承擔的了。史學呼喚新的理論。
作者：周文玖
【學術研究 】2002年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