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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學] 晚年胡適的知人論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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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酒當歌 發表於 2007-6-11 11:12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來源: 南風窗
或許正因爲是『晚年』,而且又是『談話錄』,【胡適之晚年談話錄】才別具價值。中國人向來認爲人到了一定年齡就『從心所欲而不逾矩』,談話不像口述那么正規,所以這種隨意的方式處處將胡適的真性情『口述實錄而立此存照』,一個真實的日常生活化的胡適就這樣慢慢走近讀者。
胡適在談話中臧否了很多我們耳熟能詳的民國學人。這些在書中俯拾皆是的回憶或描摹都是從一些細節出發的,也許正因爲情景的刺激,而讓述說者記憶深切。在196062日,胡適說:『郭沫若這個人反覆善變,我是一向不佩服的。大概在十八九年之間,我從北平回到上海,徐志摩請我吃飯,還請郭沫若作陪。吃飯的中間,徐志摩說:「沫若,你的那篇文章(是談古代思想問題,題目忘了),胡先生很賞識。」郭沫若聽到我賞識他的一篇文章,他跑到上座來,抱住我,在我的臉上吻了一下。我恭維了他一句,他就跳起來了。』
1961430日的談話中,胡適說:『在天主教辦的一個刊物上,知道馮友蘭在那邊認過130次的錯,自己承認是無可救藥的資產階級。他本來是個會打算的人,在北平買了不少的房地產。1950年在檀香山買了3個很大的冰箱帶回去,冰箱裡都裝滿東西,裝到大陸去做買賣,預備大賺一筆的。他平日留起長鬍子,也是不肯花剔鬍子的錢。』
晚年胡適在台灣經常遭遇一些批評,比如有人在文章中這樣寫道:『胡適先生不是單純個人,他是一大學派之老領袖。又是「中央研究院」院長,門生、故吏、新吏極多。如是成爲偶像,而此種偶像極盛,乃以前大陸上胡先生所不曾享有的,因地盤狹小得到了台灣了,如是便成一種有形的或無形的壓力,曰,非胡先生之道不爲道,非胡先生之學不爲學,非胡先生之方法不爲方法。』胡適僅僅說了句『批評也有批評的風度,但不能輕薄』。胡適晚年曾提出『容忍比自由更重要』的觀點,因此在對待批評時總不乏一種平和理性的風度。
而在批評胡適的陣營中也不乏『前恭後倨』的例子。1962年胡適逝世前夕,曾隱諱地批評了某某『這個人有自卑感,又有優越感。有自卑感的人一定也有優越感,喜歡擺臭架子』。胡頌平在這一天的『談話錄』後加了兩則史料,用以指出批評者的『知行分裂』。一則是徐復觀在【民主評論】上批評胡適的一個演講的選段:『胡博士擔任「中央研究院」院長,是中國人的恥辱,是東方人的恥辱。我之所以如此說,並不是因爲他不懂文學,不懂史學,不懂哲學,不懂中國的,更不懂西方的;不懂過去的,更不懂現代的。而是因爲他過了70之年,感到對人類任何學問都沾不到邊,於是由過分的自卑心理,發而爲狂悖的言論,想用誣衊中國文化、東方文化的方法,以掩飾自己的無知,向西方人賣俏,因爲得點殘羹冷炙,來維持早已摔到廁所里去了的招牌,這未免太臉厚心黑了。』
同樣的一個徐復觀,在1958422日給胡適的信中這樣寫道:『五四運動之偉大歷史貢獻,將永垂不朽。先生在學術上所以領導群倫者,不僅爲個人在學術上之成就,而尤爲知識分子精神上之象徵。凡偶有文化之爭,先生不必居於兩造者之一方,而實爲兩造所共同期待之評判者。五四時代之文化鬥士,必須化爲今日流亡時代之文化保母。』要求一個人完全知行合一或者人如其文確實有點困難,孔子也強調聽其言,還要觀其行。但在如此短暫時間內呈現兩副面孔,而且又出現在一個新儒家的代表人物身上,就令人匪夷所思了。
書中很多章節涉及胡適作爲一個學人對『道問學』的體悟,從這些談話可以發現胡適的那種學術上孜孜以求的考據精神。胡適與胡頌平之間的一答一問,似乎讓我們體驗到傳統的教育方式的回歸。用【中庸》裡的『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來描述胡適作爲一個學者的形象似乎恰如其分。
台灣學界在今天能夠成爲華語學界治學之翹楚,與當年像胡適這樣的大陸過去的學者篳路藍縷之功不無關係。尤其是在當年黨治的氛圍中,如何掙扎出學術自由的一條窄路,保衛學者研究相對的自由和自主,確乎是攸關民國學脈存亡絕續的大事體。身爲台灣學術界之堡壘的中央研究院院長的胡適自然是當仁不讓,要扮演『過河卒子』的角色。在19611228日的談話中,胡適說:『民國以來的主要兩個人,一位是孫中山先生,他的史料都在國史館裡;還有一位是蔣介石先生,他的史料誰能看得到?說到研究「匪情」,資料在哪裡?此間連大陸上出版的書籍都不許進口,叫人怎樣去研究?譬如「五四運動」,我是其中有關的一個人,但此間人家寫的五四運動的文章,我連看都不要看,他們只有黨派的立場,決沒有客觀的判斷。』
爲人、爲學,包括短暫的『爲政』,胡適始終堅持一個『不苟且』的較真態度,這種態度一以貫之在他的人生歷程。也許從他1933年發表在【獨立評論】上的這段話可以窺知到胡適的真性情和真關懷:『政論是爲社會國家設想,立一說或建一議都關係到幾千萬或幾萬萬人的幸福與痛苦。一言或可以興邦,一言也可以喪邦。所以作政論的人更應該處處存哀矜、敬慎的態度,更應該在立說之前先想像一切可能的後果,――必須自己的理智認清了責任而自信負得起這種責任,然後可以出之於口,筆之於書,成爲「無所苟」的政論。』胡適的一生基本上都遵循著這個準則。
【胡適之晚年談話錄】胡頌平 編著 新星出版社200610月版
作者:唐小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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