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頡剛對中國現代史學的貢獻

  來源: 中國學術論壇

顧頡剛的學術研究起步於五四時期中國現代史學建立之時，成熟於中國現代史學發展之中，因此可以說，他是中國現代史學建立、完善和發展的親歷者和見證人。   
中國傳統史學向現代史學的範式轉換發軔於20世紀初，突顯於五四時代，新文化運動有力推動了這一轉型，促生了現代史學。顧頡剛雖是在五四時期介入這一轉型過程，但他藉助時代潮流，運用新的觀念，為現代史學範式的確立作出了積極的貢獻。他與胡適等人一道努力從根本上破除封建政治文化束縛下的舊學術觀念，為現代史學的建立清除了思想障礙。他提倡懷疑精神，鼓勵獨立思考，反對盲信盲從古代聖賢，宣傳科學的研究方法，促進了現代史學觀念和方法的廣泛傳播。他身體力行地在古史研究領域實踐現代史學觀念和方法，為中國現代史學範式的確立進行了艱苦的探索。   
首先，從整體上看，顧頡剛的古史研究突破了傳統史學，表現出一種新的研究思路。他運用『歷史演進的方法』對古史傳說經歷的考察和研究，使中國的古史研究走出了以『記述』為主要特徵的傳統史學範式，為正在建立的以『解釋』歷史為特點的現代史學範式起到了重要的奠基作用。儘管他一再強調是在為史料和史書的考辨做一些具體的工作，但對現代史學的理解和認識使他的研究沒有囿於史料、史書的考辨，沒有停留在單純的『疑古辨偽』上。他的研究繼承了傳統史學的考證和經學的辨偽傳統，用『歷史演進的見解來觀察歷史上的傳說』，探索和解釋古史傳說演變的原因。顧頡剛雖沒有寫出完整的關於中國古代歷史的通史性著作，也沒有系統論述其史學理論和方法的論著，但他從1920年代初提出『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的觀點到1930年代對中國古史進行總體思考，以及對中國古史的重新深入研究，都體現了一種不同於以往傳統研究範式的新思路。他的【秦漢統一的由來和戰國人對於世界的想像】、【春秋時代的孔子和漢代的孔子】以及【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與歷史】等一系列關於古史的論著，為人們拓展了從思想觀念、傳說演變的角度深入考察和研究古史的新視角、新領域，開了中國現代史學史上思想觀念、學術發展演變史研究的先河。  
其次，『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是顧頡剛運用進化史觀考察記載中的中國古史得出的結論，是現代史學的產物，也是其一生研究古史的核心觀點。『層累觀』所包含的歷史認識論的意義在顧頡剛的古史研究中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區別了記載的歷史與客觀的歷史，使他敢於對古書記載的古史進行質疑。他認識到文獻記載的古史受時代和人為的影響和限制，很容易摻雜記載者本人的感情、習俗文化和道德評判標準等主觀因素。所以，他指出：『從古書上直接整理出古史跡來』不是『穩妥的辦法』；『相信經書是信史，拿經書上的話做標準，合的為真，否則為偽』，更不足取。這類認識在今天已成常識，在當時卻難能可貴。二是在此基礎上把研究的重心從探討客觀的古史究竟如何轉到研究文獻記載中古史的傳說、演變的經歷之上，即進一步去考察客觀的古史在不同時代、不同人的觀念中是如何演進變化的。他認為，歷史研究的最終目的雖是求真，但『求真』條件不充分時，不能『強立一尊』或『強求一真』，主張『不立一真，惟窮流變』。這種歷史認識論上的洞見至今仍有價值。   
再次，顧頡剛的研究態度和方法體現了現代史學重科學重證據的特點。他對舊古史系統的大膽質疑適應了新文化運動反封建的需要，因而產生了極大的社會影響。但從他的研究實踐來看，這種轟動的社會效應並非他刻意所求。他質疑舊的古史系統是因為它缺乏充分的史料證據。當一些人提出請他建立一套新的古史系統，他不敢應承，理由同樣是由於感到史料和證據缺乏。可見，他的古史研究是嚴謹的，不是迎合形勢需要的應景之作。在研究中他力求保持沒有證據和史料寧可闕疑也不隨意下結論的態度，這是客觀的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在研究方法上，顧頡剛還率先運用跨學科、多學科的研究方法，拓寬古史研究的思路。這充分體現了現代史學利用多種學科輔助歷史研究的特點。他把民俗學、地理學、地質學，以及傳說、故事、戲劇等研究引入古史研究，從而得到許多新的見解和認識。他說，他注意對『古史傳說經歷』的研究就是受民俗學研究故事方法的啟發。   
在20世紀中國史學由傳統向現代的轉型中，顧頡剛是現代史學建設陣營中觀念更新、研究實踐創新的一位學者。儘管他的古史研究有這樣那樣的局限，但其指導思想、整體思路、研究態度和方法都明顯地區別於傳統史學，在中國史學現代化進程中具有現代史學『典範』的意義，其開新作用是不能低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