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中約與長期作為美國大學教材的【中國近代史】

  來源: 文匯報

拿到徐中約（Immanuel C.Y.Hsu,1923-2005）先生【中國近代史】的大陸中文版，急於一讀。手頭早已備了牛津大學出版社英文第五版（1995），年前在香港遇見過中文大學出版社根據第六版（2000）翻譯的海外中文版。這次得到的是由世界圖書出版公司（北京）出版的刪節版，對照着讀，很有興味。
自1970年初版以來，徐著【中國近代史】一直列為美國大學教材。直到1991年，擅長文辭的史景遷（Jonathan Spence,1936- ）推出【追尋現代中國】（Search for Modern China）後，才分走了部分教材市場。據我的觀察，迷上史景遷的多為一班博雅讀者。畢竟，徐中約先生是在哈佛大學由費正清嫡傳的早期弟子，美國重要大學的『中國學』多為費氏一脈，加之徐著不斷修訂，增補內容，徐著【中國近代史】作為學生研究進階的鋪墊堪稱正宗，因而歷久不衰。
這次大陸刪節版的結尾，延續到了『中國的崛起』（第29章），是補充進來的最新內容。也就是說：當時徐中約先生以78歲高齡，仍然與時俱進，抱病增寫了1997年的『香港回歸』、1998年的江澤民主席和克林頓總統互訪等最新章節。每有新版的機會，徐中約先生都會跟蹤中國的社會發展，續寫新的內容。說起來，一部【中國近代史】，能夠在30年間經常修訂，不斷增補，作者本人就見證了一個龐大民族的激盪經歷，也算是一個歷史學家的幸運。
古今中外的歷史學家，大多清苦。不少史家一生拘厄困頓，仍然發憤著述，乃至書藏名山，傳諸後人之日，已是身臨晚境，生趣無多，常令人扼腕嘆息。唐振常先生在世的時候，常常談起同學少年之間的往事。唐先生和徐中約，都是流亡中的成都燕京大學同學，他們一起在流離顛沛中讀完了大學，畢業時正逢『大戰』結束，躇躊滿志，高歌出川。徐中約也屬於那種極願報效祖國的『抗戰一代』青年，卻因為目睹隨後爆發的內戰，不願蹉跎，選擇離開大陸，到美國修學。然後，一生的功業，就是一部【中國近代史】和另外幾部專著。1991年，我和唐先生同在三藩市灣區訪學，曾經聽唐先生對此的感嘆。在場的陳世驤先生遺孀陳太太和其他美國學者也都以為：徐中約的【中國近代史】和陳志讓的【軍紳政權】，可以傳世。本來，唐先生是約定了下次同去聖巴巴拉拜訪徐先生的，後來是徐先生身體不好，終於沒有去成，遺憾至今。
歷史學家工作之艱難，在於他們所從事的職業有特殊的要求：秉筆直書。然而，惟其有『秉直』的職業要求，歷史學家也就被賦予了一項特權：他們可以『裁斷往事，臧否人物』。獲得這種工作特權，是史家的職業幸運，也是對於史家『秉直』性格的信任和獎賞。沒有『秉直』，難有『特權』，這是一種互相依存的關係。【漢書・藝文志】記載說：『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如果一位史家在自己的筆下感受到一項真實（『事』），一次公正（『言』），那份內心的痛快，是足以彌補很多職業寂寞的。我常常想，既然歷史學家這個職業是如此地枯燥和清苦，為什麼還有這麼些人如此地孜孜不倦，一定要寫出自己心目中的歷史來呢？或許就是迷戀不舍這項『裁斷往事，臧否人物』的特權吧？
在這種『不幸』與『幸』的互動消長之中，歷史學家們投入了無數的時間，灌注了一生的精力。既然選擇了歷史學，就要用『秉直』去換取那項裁斷臧否的『特權』。正是在這種意義上，我們才能體會出徐中約先生花了30年時間，不斷修訂【中國近代史】的甘苦和樂趣。一個民國時期出生在上海，然後學成於大西南後方，最後功業落成在美國麻省和加州的華裔學者，用嚴格的歷史學方法，不偏不倚，記言記行，堅持把自己經歷事件和人物，忠實地記錄在一部【中國近代史】中。他用自己的『秉直』，換取一個華裔史家在海外觀察、研判和記錄自己祖國近代歷史的『特權』。徐中約先生的【中國近代史】，英文原名其實是【近代中國的崛起】（The Rise of Modern China），他關心祖國重新『崛起』的前景，儘管他所記錄的，都是中國近四百年中踉蹌蹣跚之步履。徐中約先生的史筆是公正的，而作者的身份意識，仍然是一個具有拳拳之心的中國人。按徐先生自承，【中國近代史】是『以中國人的身份，（表達）對中國近代進程的看法。』（見本書『內容提要』）徐先生和神州大陸隔絕四十年，直到八十年代末，才有機會回到上海，訪問故土。身處海外，只有用不斷更新【中國近代史】的方式，寄託對於家鄉的憂心和關愛。
哈佛大學費正清研究中心柯文（Paul Cohen,1934-）教授在他的名著【在中國發現歷史】一書中概括說：徐中約的【近代中國的崛起】，屬於費正清、賴肖爾那一代的『哈佛學派』，仍然注重描寫中國傳統如何應對西方衝擊的一面，『這種框架實際上迫使他們不得不特別強調中國文化中比較穩定持久的特點。』（中華書局，1989，第53頁）徐中約的【中國近代史】和蕭一山的【清代通史】的路徑差不多，基本上是按編年發展的人物+事件+評註的傳統敘述框架。我倒是沒有覺得徐著【中國近代史】過分跟隨了黑格爾論調，也沒有不適當地強調中國傳統的恆定性，更沒有加入什麼臆斷和惡評，都是實事求是。第六版的【中國近代史】，修訂後延續到了2000年。每位讀者都可以感到：當今的中國，『換了人間』，已經完全不同於『傳統』框架。非常可惜的是，世界圖書出版公司的版本，刪去了大量章節，而尤以『第六編』、『第七編』最後二章為甚。如此，大陸的中文簡體字讀者就很難如實地看到一個傳統的中國，究竟如何轉型為現在的中國。史家之『秉直』，未得苟存，此為不幸。
徐中約先生在2005年去世，他在最後一版【中國近代史】的最後一段話是這樣說的：『通過改革，一種中國式的，有節制的民主政體將應運而生。如果它是某種類似1919年五四運動以來學者和政治家們所追求的那種政體――中西文化精華的結合，完全現代化的同時又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它一定會為大多數中國人所接受。』（見本書第607頁）以我的體會，西方裔的學者不會對中國有如此熱切的期盼。在這裏，徐先生最後一次披露了他的『中國人的身份』，那種在海外愛着故土的拳拳之心。果如徐先生所願，則非惟史家幸之，萬民亦幸之。（李天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