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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文匯報 『史識是治史者的眼睛。』近代中國萬象雜陳，先生以他獨具的史眼為人們揭示出『新陳代謝』這一主旋律，更顯功力的則是他能在新舊交織的千絲萬縷中理出頭緒，揭示新與舊互相轉化的來龍去脈。他不僅看到新舊的更替，還看到新與新的遞嬗。新中見陳，陳中見新，同中見異，異中見同，『從同一性中找出不同一性，從不同一性中找出同一性』。思辨的火花由此迸發。
『書，文章要有壓力，令人去思考，中國需要這樣的書和文章，魯迅所以不朽。』這是陳旭麓先生【浮想錄】中的一段話(以下引文凡未注出處者均出自【浮想錄】)。【浮想錄】就是這樣一本書，作者的浮想不時觸發讀者的思緒。讀其書，如見其人。讀其書，你可以感受到一個智者的深邃和靈動，一個仁者的沉思和關懷；你似可聽到他的淺唱低吟，看到他的金剛怒目；你可以體會到什麼才是發之內心的『痛』，出之骨髓的『傲』。
『智以藏往，神以知來』是陳先生推崇的治史旨趣。他說：『沒有「智」(史學)不能「藏往」，沒有「神」(史識)不能知來，兩俱失之的史是斷爛朝報。』陳氏史學，智神兩字足以當之。
一
『史識是治史者的眼睛。』近代中國萬象雜陳，先生以他獨具的史眼為人們揭示出『新陳代謝』這一主旋律，更顯功力的則是他能在新舊交織的千絲萬縷中理出頭緒，揭示新與舊互相轉化的來龍去脈。他不僅看到新舊的更替，還看到新與新的遞嬗。新中見陳，陳中見新，同中見異，異中見同，『從同一性中找出不同一性，從不同一性中找出同一性』。思辨的火花由此迸發。
先生善於透過現象揭示歷史的本質。他指出：『義和團的落後性通過正義的鬥爭表現它的合理存在。』『義和團不是民族覺醒，它促進了民族覺醒。』『義和團運動代表民族感情，並不代表時代腳步。』他說：『太平天國是農民戰爭，農民戰爭從來只是一種改朝換代的工具，並不是創建新生產的力量。』同時他也看到了『太平天國仍然是舊式農民戰爭，但已萌發了一些新苗，新苗又為封建濁流淹沒』。再如『曾國藩是封建傳統的忠實捍衛者。然而恰恰從他身上開始了傳統的裂口』。『租界是罪惡的淵藪卻在閉塞的封建區域中展示了西方文明(租界的管理、法制和對新派的「保護」)』。『民族壁壘可以阻擋侵略，也會封鎖自己』。『一村一戶都有圍子，萬裏長城是個大圍子』。『革命在反對舊傳統中形成自己的傳統，一旦形成了傳統就為自己製造了框框』。
類似的論斷在【浮想錄】中不乏其例，寥寥數語包含着極豐富的內涵，展示了作者辯證思維的功力。陳先生擅長思辨，對歷史的評判，常能發人所未發，【浮想錄】中類似的點睛之筆更是俯拾皆是，令人有山陰道上，目不暇接之感。
『變』是『近代中國的歷史哲學』，但『布新難，除舊更難』。封建的幽靈始終在活人的身上若隱若現。在陳先生的詞彙中，『中世紀』與『封建』同義，他以形象的語言寫道：『19世紀的中國，一隻腳徐徐伸向近代，另一隻腳卻仍被堵住在中世紀的門內，儘管用力拔，那隻腳還是中世紀的。』他看到傳統的『凝定性大於流動性，所以對傳統的改造往往不能依靠它自身的流動，需要新的或外來的衝擊力』，所以『中國不是走出中世紀，而是被轟出中世紀的』。正因為不是主動走出來的，而是被轟出來的，所以那隻腳依然拖泥帶水。腳下拖泥帶水，難免步履蹣跚甚至打滑跌跤，只有將中世紀的污泥滌盪一盡，站起來的中國人民才能站得更直，走得更穩。
先生指出近代中國的變革如危崖轉石勢不可擋，又提醒人們舊的東西除而不盡死而不僵，對封建社會的長期性要有充分的認識，『中國的封建社會長，因為它只有樹的年輪的新陳代謝，質的新陳代謝只是個別事物，對整體的變化沒有太大的作為』。『中國以往的歷史，多為朝代遞嬗，很少顯示出階段性來，與其說歷史的進步，不如說是時代長流的綿延。』生長緩慢的樹木質地尤其堅硬，中國封建社會的長期性註定封建餘孽的頑固性。革命切除了封建的毒瘤，它的癌細胞卻會千方百計在新生的共和國身上找到它棲身之處。『新的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建立起來了，無孔不入的封建習性會對它潛移默化，是新陳代謝的倒行。』
新舊文化的遞嬗既有反覆，又有羼雜。歷史的進程不無詭譎之處，『文革』大掃『四舊』卻重塑了一尊新神，『在人類社會中，久已逝去的歷史鏡頭忽然再現，比自然界的「返祖遺傳」要多得多』，而『改變傳統遇到的困難，如對小腳的放大一樣』。但先生並不悲觀，『近代中國破一分封建即前進一步』。儘管封建塵垢頑梗難化，『但一百多年來沒有完全不被溶解的封建固體，只是溶解的先後和程度不一』。歷史的邏輯表明：『近代中國，民主運動服從民族運動(反帝)是有階段性的；民族運動服從民主運動是時代的持久要求。』
陳氏史學，以識見長。這種『識』不是哲學家天馬行空式的妙言雋語，而是史學家厚積薄發朝夕思辨的靈光一現，它不僅出自對歷史的反思，也源自對現實的關懷。
先生認為從歷史探測現實，從現實追溯歷史是史家通古今之變的必然要求。他那些蜚聲學界的論文(【論『中體西用』】、【中國近代史上的革命與改良】等)堪稱這方面的典範。在【浮想錄】中，先生則將其犀利的史筆直指當代社會。
他明言：『我們的最大困難，就是封建的潛網編結在曾經是徹底地反封建的戰士身上。』『封建殘餘在我們這個社會主義祖國仍然到處都可嗅得到，……在政治生活中也有這樣的「潛網」。我們要消除這個「潛網」，還得花很大的氣力。』而『在實現科學的社會主義的道路上，並不是每一步都是科學的，有的甚至離科學很遠』。『我們做過「一天二十年」的夢，得到的卻是「二十年一天」。那是說別人走了二十年，我們才走了一天。』反思是為向前看，身處時代大潮，先生以富於詩意的語言歌頌改革開放帶來的巨變，『火車是近代化的使者，它開到哪裏，哪裏沉睡的人民和土地就會跳起舞來(車經湘西的懷化、麻陽、吉首、古丈、大庸想起)』。當然，與時俱進不等於與世俯仰，智者的價值在於理性思考。近代歷史表明改革的艱難並不亞於革命，『革命以暴力行之，當之者靡；改革靠政令推行，政令之行否在官，而官常常是改革的阻力，所以改革比革命難』。而無論是革命還是改革，『度』的把握尤為不易：『新陳代謝是個自然規律，革命與改良是推動代謝的力，也是規律的體現，但有人為的因素，如果過頭和不及，會對代謝起破壞作用。』以史為鑑，可以知興亡，先生晚年反覆探究革命和改良這一歷史命題自有其良苦用心。因為『歷史的創造者要求是這樣，可是歷史的自身還會有那樣』，歷史的詭譎之處正是歷史學的魅力所在。
再如『生理上的近親繁殖，國人已知其害；政治上的近親繁殖，行者不覺其非，此為民主觀念比科學知識在中國普及更難之一證』。行者並非不覺其非，不過是利益所趨罷了，為了煮熟自己的雞蛋，不惜燒毀他人的房子，害的是民族前途，利的是個人身家。無論是在學界還是政界，近親繁殖只會結出面目可憎的怪胎，所以『最忠實的家臣可能是最不忠實的公僕。中國有家臣的傳統而沒有公僕的傳統』。可謂一言點中命穴。朝廷需大臣，皇上有寵幸，無數個小朝廷小皇帝當然也得配備自家的鷹犬，何況家臣這種貨色向來是供大於求的。傳統的陰魂驅而不散，有家臣橫行的舞台就不會有公僕生存的空間，在家臣競相效忠的國度，忠實的公僕只能是草民的奢望。一部廿四史不就是一部封建家臣的折騰史嗎?
當然，再忠實的家臣，在主子眼裏無非是走狗一條，隨時可以棄之門外，依附的悲劇史不絕書。因為『虛偽換來的只能是虛偽，如果虛偽獲致了忠誠，那是忠誠的眼淚』。所以最忠實的家臣往往也是最不忠實的猢猻，一朝大樹傾倒，逃得最快，反噬最凶就是那隻當年最『忠實』最得寵的猢猻，反戈一擊的鬧劇在『文革』中見得還少嗎？西哲有言：『一個奴隸只有一個主人，一個野心勃勃的人卻有無數主子――所有可能改善其處境的人都是他的主子。』
二
對於傳統，先生並不一概抹殺：『傳統思想，在其開始大都是合理的，一旦成為傳統，它的惰性就越來越多。革命與改革在於對惰性的鞭打，鞭打的過了頭，拋棄了其中的合理內容，傳統又會振振有詞、理直氣壯起來。』他指出：『在新舊文化的遞嬗中，有些不該剝落的民族文化被剝落了。』同樣，對新陳代謝也不應做機械的理解，『新陳代謝是事物發展的一個客觀法則，拔苗助長的人為的新陳代謝卻會給事物帶來破壞』。『新陳代謝，並不是一下子全部更新，而是局部地更新，那些還有生命力的「陳」仍然要發揮它的功能，再為下一步的新代替。』對於儒學，先生的評判也是一分為二的：『儒學是抗拒腐敗的，但儒學的官僚政治是不可抑制的腐化劑。』『自己做錯了是自己這一代的事，卻要推到老祖宗身上去，又找到兩千幾百年前創立儒家學說的孔子身上去，因為事隔百代，尚有他們的社會基因。』
至於那些以反孔或尊孔為進身之階的文化騙子，先生就毫不客氣了。新儒學的某些擁躉奉孔子如天神，將儒學奉為通行天下的萬應靈藥，對這等似新實舊的冒牌貨，先生下筆如刀，褫其華袞，示人本相：『這兩年又來了一股新儒學的思潮，其實儒學已經「新」過了好多代，這只能說它自身附會時代之新，決不是引導和發展社會之新。』『新儒學是時代和社會新了它，不是它新了時代和社會。』痛快！確實，在一個假貨泛濫的年代，文化也需要打假，對那些打着新招牌兜售舊貨色的文化販子，聽其言，還得觀其行，宗教的歷史告訴我們，有信教的，也有吃教的，勸別人信，有時是為了自己吃得更好，而『最可怕的是舊的倫理道德轉化為新的政治道德』。在先生的晚年，時代雖已步入思想解放的新時期，但『文革』的陰影仍讓人心有餘悸，『左』的羈絆使人們動筆撰文常有『下筆如有繩』的感喟，【浮想錄】只是先生對自己思想的記錄，並不準備立即發表，所以其中一些議論更為放言無忌。如：『政治需要智慧，但又喜歡愚昧。』『「開民智」是醫治愚昧，尚服從是提倡愚昧，以革命的名義宣揚愚昧主義則是民族的災難。』對『文革』的反思也有其深刻之處：『偉人不相信神，但喜歡別人把自己說成神；人們並不喜歡特殊的人，但願意接受神化了的人的統治。』『怪誕的「文化大革命」有兩個因素，一是封建遺毒的再現，一是無產階級專政形成的獨裁制的膨脹。前者是內在的，後者是外來的，所以「文革」是中外也是古今的惡性結合。』『政治家着眼於今天，哲學家看到的還有明天。毛主席是個偉大政治家，也是哲學家，在他的晚年把哲學的明天搬到了政治家的今天，所以我們又要退回來。』講真話固然要有勇氣，但更要有水準，淡而無味的真話是浪費唾沫。反思，反反思，【浮想錄】以其發人深省的真話展示了一個思想者的膽識。
當然，作為一個史學家，先生更擅長從歷史的視角來投射對現實的關懷，『舢舨與輪船不是東西文化的差別，而是歷史進程的差別，我們應該研究的是，為什麼會產生這種歷史進程上的差別』。是東西文化的差別還是歷史進程上的差別？在講究『特色』強調『國情』的時候，若能設此一問，一些似是而非的論調也可以不攻自破了。當然還應該研究的是，為什麼會產生那些似是而非的論調。因為『不了解國情可怕，被國情俘虜更可怕』。
陳先生主張：『要讓歷史自己說話，但歷史學家還要說出歷史沒有說出來的話。』他進而指出：『讓歷史說話，還是要通過史學家來說話：【史記】是司馬遷在說話，【資治通鑑】是司馬光在說話，【中國通史】是范文瀾在說話。』陳先生的著述，就是陳旭麓在說話，尤為可貴的是他常能說出許多歷史沒有說出來的話。一句平常的話，一個普通的看法，經先生略加點化，就會變得不同凡響。事物的發展螺旋式上升，本是馬克思主義常識，先生並沒有拿這個原理來簡單地圖解歷史，而能獨具隻眼，看到『歷史是螺旋地前進，我們的歷史螺旋得太多了』。學力不濟，難通古今之變；不具史識，談何一家之言。文字功底決非文字技巧所能造就，筆鋒的強健，凸顯出思想的力度。
三
做學問要超越他人不易，要超越自己更難。讀先生的文章，會感覺到他在不斷地超越自己，在溘然去世的前幾年，更是達到爐火純青的境界。『庾信文章老更成，凌雲健筆意縱橫。』(杜甫詩)文章的老成源於思想的精醇，讀先生的文章，每每會為其中的神來之筆而叫絕，這種『神』是特定的時代和境遇，特定的氣質和學養溶鑄而成的。特定的東西無法複製，這種『神』難以口授心傳，也是淺學後生很難企及的，望塵之餘惟有心嚮往之而已。
『國家不幸詩家幸，賦到滄桑句便工。』(趙翼詩)時代的激流，坎坷的人生，都可以在陳旭麓的著述找到它們的印記。先生明言：『要求做真人則可，要求做完人很難，因為世界上有真人，不一定有完人。』先生不是一個完人，卻不失為真人，他對自己的苦惱並沒刻意掩飾，【浮想錄】時而也會透露出一個老人的蒼涼之感：『「逆境當然是一個了不起的先生，」只是青壯年的先生，對老年卻是追不回的逝波。』他也為生活中無處不在的潛網而痛心疾首：『是是非非總折磨，為人為己兩蹉跎。』其實做個真人也不易，真人容易較真，有時現實卻讓他們有理沒處說：『說有理論工作者不講理。其實不是不講理，而是在編造理，或者他的理是以「勢」為轉移。』一針見血地指出不講理實質上就是以勢為理。理須學問，勢則依權，以理可以服人，以勢可以壓人。然而，理之充分總不如勢之強悍，心雖服理，行則服勢，在病態的環境下尤其如此。『時代已經走出了中世紀，可比中世紀還狠毒的權力又回到了當代一些權力者的手裏。』所以先生也不得不嘆道：『在這個世界上，既要昂首做人，也要會低頭處世，不會低頭處世就得挨鞭子。』甚至不無淒楚地寫道：『臉上綻開笑容，心裏卻在哭泣的人們永遠不會消失。』『可以說清楚的東西而不讓你說清楚，那就沉默，永久的沉默。』
當然，思想不會沉默，思想者也不會甘於永久的沉默，先生並沒有因此而消沉，更沒有『自己折磨自己』。文章苦而後工，亦未尚不是幸事。『已諳世味應忘我，卻念國殤總惜才。』在學子的身上，他看到了生命延續的曙光，以自己的行止和史筆書就了自己的墓志銘。學者以學問說話，史家以史著立身，先生晚年學術上的爆發正是對世道不公最有力的反擊。
人生在世，有窮有達，達不可有傲氣，窮不可無傲骨，窮達之際，品位立判。【浮想錄】的字裏行間時時發散出一個湖南漢子的硬氣：『寧可因反對而招人嫌，不要因乞求而招人嫌。』『當你被誣指為「錯誤」的時候，你就堅持「錯誤」走下去，以回敬那些貌似正確的人。』
『自由之思想和獨立之精神。』陳寅恪的這句話現在已經給講得有點濫了，甚至連一些趨炎附勢之徒也常以此來自我標榜。說易行難，學者的『傲』，說白了就體現在他立身處世的現實取捨。
『智慧與權力兩者不可得兼，寧舍權力而取智慧，因為權力是臨時的，智慧是永恆的。』取捨之間，操守自見。當然追求永恆往往要付出高昂的代價，權力最難容忍的就是對權力的蔑視，而『智慧』即使無意，也難免讓『權力』感到如芒刺在背。思想的鋒芒是一把雙刃劍，它在刺向權力的同時更易傷及思想者自身，『先行一步，便是異端。』『察見淵魚者不祥，智料隱匿者有殃。』(【列子・說符】)批判的武器往往會遭到武器的批判，這似乎是思想者的宿命，也正是思想的力量所在。
『什麼叫知識分子？應該說他們是站起來思考着的人。』這才是真正的『傲』。從司馬遷到陳寅恪，這種『傲』如長虹貫天。從秦始皇到『四人幫』，他們要『殺』的也正是這股『傲』氣。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其志也，『窮』未必是中國知識分子的末路，這種『傲』氣的『代謝』則無疑是中國知識分子的悲哀。
自吹自擂，得志猖狂，不是傲，只是霸，霸的背後是虛。據說陳先生曾不無幽默地調侃：『軍閥，軍閥，有「軍」才能稱「閥」。如今的學閥，沒「學」，照樣也能稱「閥」。』黃鐘棄毀，瓦釜雷鳴，幽默的語氣下隱含着對這種怪狀的憤懣。瞧瞧滿校園的大師博導，看看學術圈的一地雞毛，泉下有知，先生又當作何浮想？其實先生對虛假繁榮背後的學術貧困早有預見：『把不配當副教授的人拉成了教授，教授的隊伍壯大了，但在壯大中包含着貧困，這種貧困更可恥。』雖道可恥，這種『貧困』畢竟有其凝聚力，不愁沒人趨之若鶩。不知這種現象算不算返祖遺傳，百年前的一位狂人就曾說過：『士皆知有恥，則國家永無恥；士不知恥，為國家之大恥。』(龔自珍【明良論】)
鴻篇未盡，撒手人寰，先生不是沒有他的遺憾。但較之坊間那些光鮮的『鴻篇巨製』，學術的天平必然傾向薄薄的【浮想錄】。歷史研究本來是複雜的腦力勞動，看着一套套『巨著』競相問世，簡直懷疑從何時起做學問已經淪為簡單的體力勞動。一年年的項目招標，一件件的工程發包，搞研究蛻變為『摜磚頭』『砌長城』，談什麼智與神，只看到笨而蠢。湯因比曾將【劍橋史】譏諷為工業化的產物。確實，從古到今，一流的傑作幾乎無不出自作者的匠心獨運，而『朝市之顯學，必成俗學』(錢鍾書)。
『歷史學看來是探索過去，實際上應該是為了現在與未來。』身為歷史學家，在探究近代社會新陳代謝的同時，陳先生的另一隻眼睛始終緊盯着現實世界的風雨變幻，關注着新舊博弈的未來走向。【浮想錄】的字裏行間浮現着一個仁者的家國之憂和天下之責。先生的理想是『以史經世』，從某種角度看，他的史論就是政論，這種以史學為底蘊的政治見解，自有其獨特的價值。它不是邀名干祿的治安策，而是催人猛醒的解蒙藥，影響所及何止一代學子，『作者把思想變成語言，讀者把語言變為思想』。從而在新陳代謝的潮去潮來中留下了自己的印痕。
【浮想錄】，寥寥數語，薄薄一冊，但它何止是十年心事的隨想隨錄，分明是一生治史的心得總匯。它稱不上鴻篇巨製，也沒有唬人的框架體系，但字字句句都讓人感受到思想的穿透力。吉光片羽，彌足珍貴，幾回讀罷，掩卷難眠。
『人物隔代，思想長流。』先生所以不朽。
張和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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