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十力『明清學術史觀』移潰3）

  來源: 【舟山學報】

四、熊十力論戴震與清代學術及其得失

  
    由於熊十力生活在民族矛盾極其尖銳的時代，中華民族又一次遭受到外來文明的強烈挑戰，故其『明清學術史觀』中也充滿着強烈的民族情感；再加上他對宋明理學的特有理解，故爾對清代學術從總體上是持批評態度的。正因為如此，他對他十分熟悉的哲學家戴震其人及其哲學，都有相當程度的誤解。他十分不滿戴震晚年對程朱理學的批評，說道：『程子說過理字，與六經中道字，可互相發明。戴震不悟此，乃疑程朱以己意立一個理，以為人生行為作規範，其所攻擊，與程朱本旨全不相干[31]。是否如此呢？從學術的觀點看並不是這樣。戴震對程朱理學『得於天而具於心』之『理』的唯心成分的批評，應當具有理論上的合理性的。熊先生之所以批評戴震，是因為他的哲學立場是『理學』的，而他所理解的程朱理學又不全是歷史上的程朱理學，而是經過熊先生改造過的以『心學』為具體內容的『程朱理學』，這一新的程朱理學甚至包含了明清早期啟蒙思想內容。且看他如何界定『天理』的：『天理者，吾人所以生之理也。是名為性。以其主乎身而言，又名本心。此心元是生生而條理，其發於日用云為之際，或感於物而動者，莫非欲也。然以其至動而不可亂者，隨發而莫不有則，故此欲直是天理之發，而不可謂之人慾。』[32]很顯然，熊先生所說的『天理』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已經不再是程朱所說的與『人慾』相仇的『天理』了。他將『理』界定為『生生而條理』的『理』，恰恰是戴震對『理』的認識。戴震正是從『生生而條理』的角度將程朱理學之『理』解構為『有物有則』之『分理』。而熊先生卻仍然將此『理』與程朱理學之『理』等同起來，這恐怕連程朱本人也很難同意的。他甚至為程朱理學的『存天理，滅人慾』的觀點辯護，舉例說道：『程子令其侄婦再嫁，何曾持天理以桎梏人耶？戴震本不識程朱所謂理，而以私見橫議，吾於此不說。』[33]甚至誇大其詞地說：『清儒自戴震昌言崇欲，以天理為桎梏（戴震言欲當即為理。然既反對天理之心，即中無主宰，而欲何由得當乎）。其說至今彌盛而貪污、淫侈、自私、自利偽詐、猜險、委靡、卑賤之風，瀰漫全國，人不成人其效亦可睹矣。』[34]這顯然對戴震的『欲而不私』的思想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而且對戴震所說的『民情物慾』的內涵缺乏認真的體察。章太炎就曾經說過，戴震所說的『欲』不是一般人的自私自利之欲，乃是下層民眾饑寒之怨。因此，熊先生對戴震哲學中所說的『欲』字似有相當大的誤解。其實，作為當時社會中處於統治階級的程、朱等人，其個人的生活實踐與其構築倫理學說並不是完全吻合的。朱熹在道德哲學方面頗有精緻的理論，然而在其個人的道德生活方面亦有與其理論不一致之處。然而，他們個人的生活方式在其階級的同僚看來，正是文人士大夫們的『風流韻事』，何關風化？再者，作為知識形態的道德哲學與作為實踐形態的道德行為，二者之間並非了無間隙。程子即使能令其子媳改嫁，但並不因此能保證他在道德哲學的建設方面的正確性。更何況真正對社會道德風氣好壞負主要責任的恐怕還是當時在上位執政的『士君子』們。而統治者的政治高壓更使手無縛雞之力的下層寒士很難有影響社會風化的能力。熊先生在此處為程子的辯護，對戴震的批評，在理論上有嚴重的失當，在實踐中亦易產生流弊。這種過度的道德救世主張，是不利當代社會民主政治制度的建設的。


    不僅如此，熊先生還嚴厲地批評戴震的後學。他認為，『焦循之學宗戴震，震拼命攻擊程朱者，根本不識一理字。』[35]他對清代考據學的批評更加厲害。他說；『而考據家游心瑣碎，乃於此（此處指六經大義――引者）冥然不省。又復不稽於物理。』[36]『清人搜集材料雖勤，而於經義全無所窺。』[37]這些批評顯然不合清代思想史的事實。
  

    五、熊十力『明清學術史觀』移
  

    處在20世紀上半葉民族危機、經濟凋弊之際的熊十力，構建了一個龐大的唯心主義哲學體系，將中國傳統哲學中的心、天、命、道、性、理、仁、知、德等哲學範疇統合起來。他希冀通過新的哲學思想振奮民族精神，挽救國運的頹然，故其哲學有歷史的根據與價值。他雖然以『心』為本，依我個人初步的淺見，其哲學本體論之『本』即可以析為五重關係：在中西文化關係上，『以中為本』；在古今關係上，以經為本；在心物關係上，以心為本；在人的存在論意義上，以食為本；在道德情感與道德理性的問題上，以親情為本。要而言之，其整個哲學體系以道為本。而其哲學的『道』，乃是融合事實存在與價值理性的『生生而條理』的心體。如他是這樣規定『道』這一概念的：『道字略有二義，一謂宇宙本體，乃萬化之原；二謂凡事理之當然，通古今中外而無可或易者，變名常道。』[37]因此，當我們說其哲學為『唯心史觀唯心主義』時，又不是一般的『存在與意識』關係上的以『心』為第一性存在的唯心主義，我姑且稱之為『文化動力學』上的『唯心主義』。這種『唯心主義』特別強調人的精神或曰『心』在危難時刻的能動作用，但並不否定物質的力量對於人的生命存在的第一性意義。這正是其哲學本體『道』包含有事實與價值二重性之緣故。熊先生在這裏所說的『當然』，即程朱所說的物之『所以然』，戴震所說的『必然』，因而是一具有價值意義的規範，而不是純粹表徵事物之理的規範。在國難當頭之際，他出於強烈的民族感情，以建構漢民族的精神主體性為己任，以經學為依託，宏揚中華民族的精神力量，呼喚民族的自尊與自主精神，力圖從中國學術內部尋找現代哲學的精神根源，故爾對宋明以降的中國哲學作出了別開生面的解釋。這是他哲學的歷史價值之所在。
  

    注釋：


    [1][2][3][4][5][6][7][8][9][11][12][13][14][15][16][17][18][20][23][24][26][29][32][34][36]【讀經示要】卷二，第20、103、27、109-110、104、129、129-13、132、131、133、134、139-140、111、113、114、113、115、15、49、133-134、135、49、102、5、115、63、64頁。台北廣文書局，中華民國六十七年四月版，六十八年六月版。後改引核皆為此版本。


    [10][19]【十力語要】卷一，第16、93頁。中華書局版99年版。


    [21][22][30][31][33][35][37]【讀經示要】卷一，第6、14、12、17、18、17、2頁。


    [25][27][28]【讀經示要】卷三，第93、94、49頁。
  
    吳根友   武漢大學哲學系。